關於新疆周圍地區的氣候特征，這時也有了比較係統的了解。如肖雄在《聽園西疆雜述詩》卷四《氣候》中所述：
新疆氣候不齊，哈密猶屬東陲。而冬之寒、夏之熱皆倍於內地。即如夏日，晴則酷熱難禁，若天陰風起，忽如冬令，即值暑天晴日，晝中大熱，早晚仍需棉服，即當炎日卓午，城中揮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裏，至黑帳房地方，又寒氣逼人，氣候大約如此。蓋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熱不可擋。……巴裏坤在大穀中，為新疆極寒處，冬不待言，即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霾輒至，飛雪著裘者有之。吐魯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伊犁雖在北路之西，而地當嶺外，氣候較北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當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猶不甚寒，南八城捷至伊犁，猶近溫線，故溫和而有雨。哈密捷至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台，地與溫線較遠，與冷線較近，故雨澤甚稀，常數年不一見。邊地多風，常三五日一發，晝夜不止，塵沙入室，出戶不能睜眼。戈壁廣野中，尤猛烈難行，石子小者能飛，大者能走，沙石怒號，擊肉欲破，行人車馬遇之，須即停止，苟且遮避，若稍移動，即迷失不複得路矣。
此記載非常形象、生動，這樣準確、具體記述該地區的氣候特點，是以前著作中所看不到的。
其它如動物的地理分布、植被、冰川、沙漠等方麵，都有詳細記錄和認識。如徐鬆不僅記述了許多處冰川等現象，而且將木素爾嶺上的冰川分為3種，說：“木素爾嶺……堅冰結成，層巒疊嶂，高下光瑩，冰有三色：一種淺綠；一種白如水晶；一種白如磲”。總之，清代幾百年對西北地區的經營、開發，使當時人們對新疆等地區的水文、氣候等自然地理以及民族、城市等人文地理現象已有了較全麵、係統的認識。
2.東北地區
清初有許多關內百姓去東北謀生，同時政府又以遣戍罪犯的方式，由內地向東北遷徙了不少官員、文人、民眾。這些關內民眾不僅以較先進的技術開發了東北地區，促進其經濟發展，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東北地區的地理認識。以文字形式流傳的重要著作有吳桭臣的《寧古塔紀略》、楊賓的《柳邊紀略》、西清的《黑龍江外紀》和《黑龍江紀略》、馬冠群的《吉林地略》、朱一新的《吉林形勢》、曹廷傑的《東北邊防輯要》和《東三省輿地圖說》等，這些著作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東北地理的新認識。
如關於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地區的氣候等地理狀況，吳桭臣在《寧古塔紀略》中寫道：
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複起，不數日即有濃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堅冰，雖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特別是清末，曹廷傑對東北地區的史地研究，大大豐富和完善了人們的東北地理認識。如他所著《西伯利亞東偏紀要》（1885年）一書（附圖8幅），對今俄屬黑龍江下遊的伯力，以及興凱湖、海參崴等地區的有關自然、人文情況進行了深入考察和記述。其內容包括：“凡彼東海濱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數多寡，地理險要，道路出入，屯站人口總數，土產賦稅大概，各國在彼貿易，各種人數目、風俗及古人用兵存跡，有關今日兵防與夫今日吉、江二省邊防，可酌量變通，或證據往事，堪補史書之缺者，皆彙入其中。”他的《東北邊防輯要》、《東三省輿地圖說》更是在彙集前人認識成果的基礎上，加上親自實際踏勘而寫成的重要史地著作，對東北邊疆史地進行了較全麵係統的記述、分析。所以，後人認為他的著作“為講遼東輿地必讀之作。”以清末曹廷傑為標誌，清代關於東北地區的地理認識已相當係統、深入，已由過去的零散記述，進入到深入分析、總結階段。
3.北方地區
關於北方蒙古地區的地理認識，過去主要是一些旅行見聞的片斷記述，到清代則有了較為係統的考察或研究記述，所反映的地理認識程度比過去更加係統、深入，其中主要有圖理琛的《異域錄》、張穆的《蒙古遊牧記》、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等著作，尤其以圖理琛的見聞記錄為重要。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帝派遣內閣侍讀圖理琛等西行，前往額濟勒河（今伏爾加河）探望中國西北厄魯特蒙古的土爾扈特部。他們由北京出發，經張家口，過蒙古高原，入俄境，自楚庫柏興（今色楞格斯克）、烏拉柏興（今烏蘭烏德），渡柏海兒湖（貝加爾湖），經厄爾口城（今伊爾庫斯克），順昂噶拉河（安加拉河），轉沿鄂布河（鄂畢河）至蘇爾呼忒柏興（蘇爾古特），向西至西穆必爾斯科（今烏裏揚諾夫斯克），直達土爾扈特首領阿玉奇遊牧地方馬駑托海（今馬納特）後，溯厄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等，由原路返回。往返3年，行程達三四萬裏。圖理琛的《異域錄》記述了這次出使經過及沿途見聞，全書以地理為綱，日月附見，述所見山川、民俗風情、人物土產等。其中除了關於俄羅斯伏爾加河下遊為中心的見聞記述最為重要外，其它有關中國北方邊疆地區的地理認識也較過去詳悉。如述烏拉柏興附近的地理情況時，說該地：
在楚庫柏興之東北，相去二百餘裏，山高大多林。色楞格河邊寬闊之處，間有田畝。色楞格河自西南流過柏興，相（向）西北而流。烏的河自東南來，於柏興之西，繞流歸入色楞格河。四麵皆山，無城垣。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雜處，駐兵二百名，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有天主堂二座，其廬舍生計牧畜，與楚庫柏興同。……又越三宿，於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之南岸博索爾斯科地方，沿途皆大山林藪，路旁俱田畝，此間有則陽海及哈拉果爾兩村落，皆俄羅斯居住，不甚稠密。
關於柏海兒湖及其周圍地理大勢，則記述道：
柏海兒湖周圍，諸山連繞，四麵菁蔥，嵐氛香靄，林木蒼鬱，波浪浩瀚，極目無際。……
柏海兒湖南北有百餘裏不等，東西有千餘裏，四麵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從東北流入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柏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於十二月下旬冰始結實，人方行走，三月盡冰始解。柏海兒湖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昂噶拉河（即今安加拉河），向西北流，兩岸皆大山林藪，約行五十餘裏，皆山岡，川穀寬闊。
關於貝加爾湖的記載，早在漢代就有，但像如此詳細、準確的認識和記述隻有清代才出現。其它相關地區的記述，也都較深入、係統、全麵。
張穆（1805～1849）的《蒙古遊牧記》（16卷），則在於廣泛參閱各種有關蒙古地區的曆史、地理記述，對內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的曆史、王公係譜事跡，遊牧所在，四至，盟旗沿革，各地的山川城堡等，都作了詳細記述，是一部清中葉以前有關蒙古（北方）地區史地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因此，《異域錄》、《蒙古遊牧記》等著作的出現，可以說標誌著清代對於北方內、外蒙古地區的地理等狀況有了係統、深入的認識。
4.西南地區
清代在西南地區主要是對西藏地區地理認識的深入。
清初除了委派測繪人員入藏進行地圖測量，並將其地理認識成果反映在《皇輿全圖》和《乾隆內府輿圖》中之外。還有一些旅行人員及駐藏人員寫了一些關於西藏地區地理和人文狀況的著作，主要有王世浚的《進藏紀程》、黃沛翹的《西藏圖考》等。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王世浚由成都經雅安、打箭爐（今康定）、理塘、巴塘、察木多（今昌都）、洛龍宗（今洛隆）、江達（今工布江達），得慶（今慶孜），到烏斯藏（今拉薩）。沿途所見的地理景觀，人文現象眾多。他根據見聞寫成《進藏紀程》一書，除了第一次詳細記述由川西入藏的路線外，還保留了許多豐富的地理資料，如述打箭爐地區情況：
直抵西爐，則群峰貥，高插雲霄，中敞一澗，廣闊如平地。……不產五穀，唯青稞與牛羊而已。對烏斯藏的記述：
東臨大河，西枕葦蕩，前揖峻嶺，後倚高山。……地產青稞，其稻米、棗、杏、葡萄、冰糖俱出後藏。造土香，市珍珠、珊瑚、瑚、密蠟、綠鬆石、青金石、瑪瑙、石青、石藍、石黃、赤金、氆氌、氈氊之類。關於巴塘的描述：
地暖無積雪，節氣與內地無殊，土產則葡萄、胡桃、栗、穀、蔬菜、牛、羊、雞、鴨、猞猁孫、艾葉豹、元狐、獺兒之屬。這些記述，與過去的記述相比要係統和詳細得多。
清中葉姚瑩（1785～1853）曾兩次出差康藏，著有《康輶紀行》，對康藏地區的地理狀況記述頗詳，並糾正了一些前人著作中的錯誤，如他指出了《四川通誌》記載察雅諸河的源頭和流向之誤，認為勒楮河即《今輿圖》之勒楚河（即察雅河，又名麥曲），源出察雅東南，在江卡之東北（即在貢覺南境的波多拉則卡），其與察雅西北的昂喇山無涉。《四川通誌》以為其源出昂喇山“失之遠矣”。再如色楮河應為《今輿圖》所記之匝楚河（今紮曲）。其東北一小水（今格曲）發源上納奇，西南流來會。匝楚河即察木多大河（實應為其東源），南流經察雅之西境會楚楚河、色爾慕楚河、大勒楚河，南過江卡入瀾滄江，而察木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數百裏。因此，他指出《四川通誌》所謂“色楮河源出上納奇，流經江卡等處西南察木多大河”，是把主流與支流、上下遊關係都顛倒了。
清末黃沛翹所撰《西藏圖考》更是對以前西藏地理狀況認識的一個係統總結。黃沛翹久任川藏軍職，諳悉邊務，他博采曆代地誌和同時代人有關西藏的各種文字資料，再結合實際考察所得，將有關西藏地區的史地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爬梳，並繪成地圖，著成《西藏圖考》8卷，記述西藏的山川、城池、風土、物產、藝文等各項內容，其所記次序依次為：西藏地圖、西藏源流、西藏程站、城池、津梁關隘、塘鋪、山川、公署、寺廟、古跡、土產、藏事、藝文，附外國。該書所記述的山川和人文等地理狀況的詳悉，使之成為清代關於西藏地理認識的代表，標誌著當時對西藏地區地理認識的最新水平。
5.東南地區
清代關於東南地區的地理認識發展，主要表現在對台灣地理情況的深入了解。
對於台灣的地理認識，中國古代很早就有記述。但是，第一次全麵、係統記述台灣地理情況及人文現象的詳細著作，則是清初黃叔璥（1666～1742）的《台海使槎錄》。
《台海使槎錄》是作者在康熙末年巡視台灣期間，依據親自考察所作，所以內容豐富，記述詳確。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該書為：“於山水風土、民俗物產，言之頗詳。而於山川險隘、控製機宜及海道風信，亦皆一一究悉。於形勢尤為賅備。雖所記止於一隅，而亙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搜羅編綴，源委燦然。”特別是由於“諸書（過去書籍）記載，或遺或略，或傳聞失真”，更顯出黃叔璥這部著作的重要性。可以說，無論該書所記地理內容的詳細程度，還是史料價值，它都是清代對台灣地區史地認識的一個新標誌。
如關於台灣形勢的記述，不僅是現狀記述，而且有地理形勢的正確分析。其曰：
台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遠望皆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府治南北，千有餘裏，越港即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淺潮平，可通安平港內，為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焉。此台灣之門戶也，衡渡到澎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澎湖溝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台灣之外門戶也。……澎湖為台灣之門戶，鹿耳為台灣之咽喉，大雞籠（基隆）為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為南路之砥柱。關於台灣的氣候，述道：
台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奧。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年常開，葉則曆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病疾，……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
這一段不僅文字生動，而且表明當時對台灣氣候狀況的較準確了解。其它關於土壤、耕作植物區域的地形分析等內容，也都比較係統，是以前著作中所沒有看到的記述。
此外，康熙時靳治揚等的《台灣府誌》（10卷）、周元文的《台灣府誌》（10卷）、乾隆時劉良壁的《台灣府誌》（20卷）、光緒時蔣師轍等的《台灣通誌》（40卷）等，都從不同角度詳細記述了台灣地區的地理、曆史、人文等情況，這些都標誌著當時地理認識的擴大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