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水利專書
水道著作
（一）《明史·河渠誌》
《明史·河渠誌》是記述明代河渠水利的專篇，共6卷。全篇以黃運2河為記述重點。黃河曆來善淤、善決、善徙，為害最烈，影響最大，治理最難。明代治黃又與護陵、保運、治淮有關，遇到的問題更多，耗費的財力更為驚人，因而在《明史·河渠誌》中占的篇幅最長，份量最重。
自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賈魯治河後，黃河幹流經開封至徐州，東南流，在清口（今江蘇淮陰市西）挾淮北去，沿淮河河道東北流，經雲梯關（在今江蘇濱海縣北）入海。明代前期，北決頻繁。弘治年間，劉大夏治河，在武陟、虞城、沛縣一線，築太行堤數百裏，防止黃河北決，以保運道無恙，南岸則既不築堤，也不堵口。這一時期，黃河下遊南岸同時存在著睢、渦、潁數股並流的局麵。河南、山東、南直隸（約相當今江蘇、安徽2省）交界處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低，強使河水南流，完全逆水之性，有悖自然規律。實施北岸築堤，南岸分流的治理方針後，河南境內的水患轉移到下遊，對徐州以南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嘉靖以後，潘季馴對黃、淮、運三者關係進行了較為全麵的考察，認識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製定了治黃為主，兼顧其它的綜合性治理方針。又根據他對黃河泥沙的認識，提出了“築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主張，在黃河下遊堅築堤防，將河水約束在河道當中，讓其全力衝沙，刷深河道。經過潘季馴的治理，“河身漸深，水不盈壩，堤不被衝”，出現了河政上的小康局麵。黃河為害的原因，一是洪水，二是泥沙。泥沙的危害出現在下遊，但產生泥沙的根源卻在中上遊。潘氏治河的重點放在下遊，忽視了對中上遊的綜合治理，所以未能很好地解決泥沙來源問題，也無法根除黃河的災害。後來，黃河繼續肆虐，隻能堤上加堤，於是河身日高，決口泛濫的情況仍然不斷發生，直至明朝滅亡。由於治黃、治淮、護陵、保運常扯到一起，關係錯綜複雜，其矛盾之多，治河之難，實屬空前。為此，河臣們提出過多種建議，試行過多種治河方案，如“蓄清刷黃”、“分黃導淮”等等，但限於社會製度和科學水平的製約，任何方案皆無法圓滿解決各種矛盾，最後仍以失敗告終。以上所述，是黃河為害態勢和河防工程的大要。
《明史·河渠誌》以此為背景，記載了黃河決徙大要、為害狀況，以及堵口、浚河、築堤、設閘、建壩等河防工程，還記載了白昂、劉大夏、胡世寧、李承勳、朱衡、盛應期、潘季馴、翁大立、萬恭、吳桂芳、施天麟、楊一魁、李化龍等院部大臣和河工諸臣的防治主張，其它與河政有關的內容，如河臣的獎懲擢免、沿河州縣的賑恤和賦稅減免，以及營建神祠、祀奉河神、加封神號等，亦間有所記。
運河也是重點記述的內容之一。明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重浚大運河成功，漕運大通，海陸運俱廢，大運河成為溝通南北經濟的大動脈。成化以後，歲運漕糧四百萬石，悉皆由此，其重要性遠非元代所能比擬。這條運糧河，因沿線地勢和水情不同，分為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數段，而閘、河、湖3段的防治，“於轉漕尤急”。所謂閘漕，即會通河，北起臨清，南至茶城（在今江蘇徐州市北）。這一段運河，以南旺（在今山東濟寧市北）一帶地勢最高，“北至臨清三百裏，地降九十尺，為閘二十有一；南至鎮口（按指鎮口閘，在今江蘇徐州市北）三百九十裏，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七”。山東雨量較少，全靠汶、泗及諸泉水濟運，河水全賴閘壩控製。故除上述48閘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閘五十有四”。又為壩21處，輔助諸閘防止河水外泄。所謂河漕者，即上起茶城、下至清口（在今江蘇淮陰市西）的運河，亦即以黃河作運河的河段。茶城以上的河道分為3支，主流遷徙不定，“上流苦潰，下流苦淤”，河道不時受阻，這是運河受黃河影響最大的河段，其長度約500餘裏。後來開新河避黃河之險，主要是為了解除這一段黃河對運河的幹擾，確保漕運無虞。所謂湖漕，即大運河淮安至揚州段。這一帶有管家、射陽、白馬、汜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諸湖，“本非河道”，漕運專取諸湖之水，故曰湖漕。湖漕沿線地卑積水，常為澤國，黃河潰決南移後，疏防工程也很吃重。《明史·河渠誌》以此三者為重點，記述了運河多段通航、決溢及淤淺的情形和水櫃、鬥門、閘壩等運河沿線的水利設施，以及修築戴村壩、高家堰，開鑿弘濟河、順濟河、康濟河等重大水利工程的情況，對黃運關係、黃淮關係等也有所記載。
除黃運2河外，《明史·河渠誌》還逐一記載了淮河、衛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等。海運不屬於河渠，因與漕運有關，故列於運河之後。直隸水利多涉及湖澤陂墟，也附在本篇之末。
《明史·河渠誌》是仿曆代正史河渠誌編纂的河渠專篇，基本采用編年體，將有關資料按年代先後彙為一編。依據的史料，多為《明實錄》、《明史稿》及名臣奏議等。體例悉本正史河渠誌，極少創新，惟《直隸水利》一篇，為以前諸誌所無。
《明史·河渠誌》保存了許多重要資料，如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巡撫徐源疏清複築堈城土堰，李鐩疏清兼修戴村及春城口二壩等重要內容，皆《明史稿·河渠誌》所未載，可資參考。但其所記方麵，比較狹窄。就封建國家水利而言，僅記述了治河、灌溉、航運3方麵，水利動力和城市用水方麵的內容付缺。在河情方麵，記述河床寬窄、徑流特點、洪水季節變化的內容較少，也未提及泥沙含量及兩岸植被情況。在工程技術方麵，偶有提及，亦語焉不詳。不少方麵反而比不上前代所修的《宋史·河渠誌》。時至清初，記載河渠水利的專書已經較多，若作比較，則內容不如《讀史方輿紀要·川瀆異同》簡明扼要、條理清楚；資料不如《行水金鑒》豐富和完整；敘述工程原委不如《河防一覽》、《治河方略》具體而詳備。
（二）《今水經》
《今水經》是記述清初全國水道源流的專書。
作者黃宗羲（1610～1695），字太衝，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史學家。其父尊素為東林名士，宗羲受遺命師事劉宗周，19歲入京訟冤，以鐵錐傷仇人，後領導複社進行反宦官鬥爭，幾遭殘殺。清兵南下，他召募義兵，成立“世忠營”，進行武裝鬥爭，被魯王召為左副都禦史。明朝滅亡後，隱居著述，屢拒征召。他博古通今，對天文、地理、算術、樂律、經史百家及釋道之書，無不精研。其史學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學案》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甚詳，開浙東史學新風氣。在經濟方麵，他主張改革土地賦稅製度，反對傳統的農本工商末的觀點，強調工商皆本。在文學方麵，他認為詩文必須反映觀點，表達真實情感。黃宗羲著述極豐，計有《南雷文定》11卷、《文約》4卷、《四明山誌》9卷、《曆代甲子考》1卷、《二程學案》2卷、《明史案》244卷、《明夷待訪錄》1卷等10餘種。
黃宗羲認為，酈道元作《水經注》補《水經》所未備，其功甚大，但不足之處亦多。其一，注文引注廣博，但空言甚多，如“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其二，南方諸水錯誤不少，“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為浦陽江，以姚江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其三，《水經注》成書時代久遠，千餘年來水道形勢變化很大，作者“參考之以諸圖誌，多不相合”。因此，他不襲前作，自定體例，條貫諸水，窮源按脈，撰成是書。
《今水經》不分卷，全書僅2萬餘字。書前有黃宗羲序，開篇首列《今水經表》，為全書綱領。次分北水、南水2區，以入海水係為綱，記敘諸水。殿以其元孫黃璋跋。
《今水經表》所敘諸水綱目如下：
北水：
河入海
忽蘭水入河
亦八思河入河
納鄰哈剌河入河
乞裏出河入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