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星海和“保豐”、“慶豐”
唐星海，江蘇無錫人，生於本世紀初，一九四八年遷往香港並定居。他所經營的上海“保豐”、無錫“慶豐”兩紡織廠，抗戰勝利後的頭兩年，已名滿江南，資產已有幾十億法幣，當時無明確核算，當為十二萬美元。
以新取勝獲得祖傳根基唐氏是無錫大姓，可謂名門望族，“門”，得清末無錫東北隅之首，又“進士及第”，且為一門雙進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時；“族”，不僅人丁興旺，如今已不下數百口，分居國內外，而多有聲名顯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於無錫嚴家橋並開辦布莊起步發達的景溪公唐懋勳為無錫唐家的第一代，則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輩“千”字輩，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內外：國外的三十六“千”無不居於要津：多為企業家、金融家，餘為專家、教授；國內的二十八“千”，亦多為著名的工程師或專家學者。六十四“千”中，如今為香港回歸祖國作出並正在做著積極貢獻的唐翔千尤為顯要。唐翔千於本世紀四十年代初，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商學院，後留學美國，一九四四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並取得了伊利諾州州立大學的碩士學位。現為香港知名的實業家與紡織專家。任香港南聯實業有限公司常務董事與中國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及半島針織有限公事董事長。一九七四年以後，又任香港總商會副主席。改革開放以來，他積極向祖國大陸投資，已投資興辦的合資企業就已近二十家。現已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谘詢委員會委員。可以說無錫唐氏是個富於傳奇色彩的大家族，這些“色彩”一代較一代輝煌、斑斕，盡管不斷地遇到艱難、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發達、強盛，是完全符合進化論的。在舊中國時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謂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峰，也就是說，他為這個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視的色彩。也正是由於他的極力主張與不惜智力投資的巨大花費，得以造就了“千”字輩中的許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啟作用，也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他的父親並不是唐的“長支”，他本人也不是他這一輩的“嫡長”，但卻承繼了唐門之業，並予以發揚光大，將在國內的祖業推向頂峰，靠的是他的聰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擷眾長的特點。為了明確說明此點，對上幾代的有關情況，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蕩到無錫紮下根明朝自嘉靖以來，東南沿海便瀕遭倭寇侵擾，初以浙、閩最凶，後波及江蘇、山東，雖有許多抗倭名將與義士、鹽民奮力抵抗，其勢稍減，怎奈明自萬曆以來便愈加腐朽，再經天啟間魏忠賢專權，明爭暗鬥，怨聲載道，崇禎中又“天下大亂”，倭勢複熾，唐氏的祖先原本該是古淮揚府人氏，當遊居常州武進時，適逢倭患正凶，隻好舉家隨眾逃難，倉惶間，唯沿大運河南下，待至無錫倭患已息，又聽人說“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今已無錫自然寧靜。惠山、錫山、大運河造就了無錫無限風光，賦予無錫高雅神韻，便決心在這塊風水寶地安居下來，並選定了雙河莊。
幸無倭患，又經幾代的滲淡經營，漸漸有了家底兒，便在住家東南方不遠處的北塘辦起了隻有三間門麵的布莊，為求吉利，取名“恒升”，這就是唐家的經商之始，也是後來大型紡織業的些微基礎，也是自景溪唐公興辦的基業之根。時間大約在清鹹豐末、同治初，即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熱情真誠待客，敬顧客如上賓是他的主要特點，也是他得以發達的根本原因，並以一鳳泗大賈的！
臨別贈言，改了字號。那大賈鼓勵他要時常如此待客，一再強調“時常”，他就索性將“恒升”布莊改為“唐時常布莊”，也果“時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興旺發達，到了1860年前，傳來了“長毛要攻打無錫”的消息，為避兵災，唐家又遷至無錫東北的嚴家橋，距城近六十裏，反而離常熟更近了些。雖說這裏位於大運河的一個小漢上，小橋流水人家，長煙垂柳物華，可在當時既僻處一隅，又無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個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為顯。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經營，他和兒子雖不及他六弟與侄，可他的孫子君遠，重孫翔千（即前文所說的唐翔千）卻將其祖業宏大到了驚人的程度，可謂轟轟烈烈，大光門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揚了祖業。景溪唐公創的家業雖大：置地六千餘畝，舊業布莊“春源”之外，又開辦了“德仁興”繭行、“同興”木行，建了唐氏倉廳，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後，就各自中平了。
花開八朵單表一枝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為：浩鎮，字郛鄭；滋鎮，字保謙；濟鎮，字若川；（四子闕名，早夭）；漾鎮，字申伯；泳鎮，字紀雲。孫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個個喜歡，景溪公獨獨更寵愛六房的次子保謙，臨終日還特地將其叫至榻前，參與訣別，也正是為此，使他的這個愛孫棄仕經商的。
滋鎮保謙生於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讀書時，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實行科舉，雖說“洋務運動”此時已然興起並已漸抬頭，然而：
“商非正途”、“正途唯科舉”的舊觀念仍是大占上風。梓良公家道殷實，決意“投資”於兒子的做官上，遂將長、次、三各差兩歲的三個兒子幾乎是同時送進了家塾。三個兒子讀得都不錯，特別是長子。後來發現三子反而較次子更好，當父親的未免有些著急，因為這個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鍾愛，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稱其為大富大貴，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麼行？可打罵又非唐家家訓的手段，梓良公就反複誘導，自免不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苦讀聖賢書，善理天下事”之類。可是這個二公子卻總是不及乃兄乃弟！算術、算盤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數的。因此，哥哥郛鄭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轉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緩期應考，直到哥哥、弟弟於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兩科，鄉試中金榜題名，中了舉。舉人在清時已具有了較高的地位，不僅可以參加“會試”，得到“進士”名分“正途”為官的資格，而且已可直接經“選舉”或自捐為官，甚至直接為知縣。因此都被稱為“老爺”，自然甚得人恭維，而老二保謙卻相形間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譏稱之為“夾板老爺”（夾在兩兄弟之間）！如今還是個“白丁”，處境十分尷尬，再要請準續讀幾年的話也難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個可靠的擋箭牌在手，而目下時勢也為他提供了一個適宜的條件。所謂擋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臨終遺言，由於祖父格外地寵愛，他對祖父也敬重如神，這遺言在眾多的水旁鎮字輩中唯有他得以親聆，故而更加重視，不僅能背誦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銘五內，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蒼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聲音便響在耳際：
“我期望子孫後代讀書中舉，但如讀書無成，便應學習一業，庶不致遊蕩成性，敗壞家業！”
景溪公在以官為重的時期，能給孫子留出另一條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遺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孫為官，“學習一業”不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遊蕩成性，敗壞家業”的一種措施。可如今唐保謙抓住了這“學習一業”向父母提出他無意於仕途，不是不從祖父的第一遺訓，而是如今“讀書中舉”已大不如前，中舉的終極目的無非是做官，而官已越來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從祖父的第二遺訓，學習一業。倘要做官，經商後一樣可捐，方是真正的不違祖訓，何必必走“中舉”一途？當時由於洋務運動已然盛興，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輿論視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會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視與鼓勵，商人可以捐官了。這是對唐保謙甚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訓的“理論根據”與眼下的“事實根據”，說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棄仕途走“學習一業”的，也果甚為爭氣——說句閑話，人的素質不同，又所謂人各有誌，別人，特別是父母強加的願望往往可能由於不切實際而適得其反的，所以說因材施教，“興趣教學”
是很重要的——他本來喜歡數學，喜歡易物生財，如今到無錫的一家錢莊習藝，真是如魚得水。梓良公出於砥礪成器的苦心，不讓兒子在自家的營業裏習學，而是送進無錫一家素譽頗佳的錢莊，並一再囑托那老板“嚴加管束，多多教誨”。唐保謙每日裏興衝衝，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須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滿了師，而且學得精，帳目記得清晰精當，算盤打得行雲流水，誰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將他的產業支柱“春源”布莊交由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卻執意要從頭學起，於是就又做了自家布莊的“學徒”，他也確實時時以“學徒”的身分與態度對待布莊裏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東家”與職、雇員間的界限，而且不顧奔波勞苦，涉險犯難與夥計們一道，大江南北，運河東西，深入各種產棉區考察，認真選購，不斷刻苦學習，為他日後的經營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在此間考核擇選了經商方麵勤懇可靠而又精通布業的未來骨幹，如顧什舟、張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開闊眼界，覺得天下之大，何必困於一隅？便請準乃父自去無錫城裏“闖世界”，梓良公也隻給了他家中積蓄的兩千大洋，他磕了三個響頭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與此番的闖蕩，正是父子倆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蕩成性”的遺訓的，力求自立。
他本來是要宏揚祖業，興辦布莊的，可到無錫一看，就改變了想法。一是從報上看到，外國，特別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起的，紡織業因與人們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關，且“衣居於首義”，而當時國內的紡紗廠，加上外商的也不過幾家，他就決定辦個紗廠。可他隻有兩千大洋！這個數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為不小，可要辦紗廠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隻有先搞資金投入少的企業來打基礎了。他根據近來朝廷漕糧集中於無錫采辦的特殊情勢，決定先開辦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銀洋的基金。他經過苦思冥想，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姓蔡名文鑫，字緘三，曾與他同赴過鄉試，也同落在孫山後，秋闈期間相處甚得，又因同病相憐，友情尤深，而蔡又為人甚為忠厚，頗精明，家道也較殷實，他就登門造訪，詳陳辦店方略，蔡緘三甚為佩服與讚同，當即議定兩個各出資金二千合股經營米行。經過一番籌備，於一九０二年，在無錫北塘靠近運河邊辦起了一家字號為“永源生”的米行，經營糧食，並承辦起了皇糧。由於唐保謙不但保持了祖上“時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極重信譽，鬥滿升平，（秤）抬頭走路，開張不久，就後來居上，在鱗次櫛比的同業中，生意最為興隆，很快地積累下了足夠的資金，按兩個人的初時計劃，又辦起了麵粉廠。同共集九股，頭腦靈活的唐保謙又給它取了個很吉詳的名字：
“九豐”，於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莊興辦了起來，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後不久，唐保謙的長兄郛鄭先生以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秘書長的身分東去日本考察工商業歸來，久別後手足相逢，家人團聚，自是分外親熱。然而，對唐保謙來說，影響最深的卻有兩點：一是日本經營上的一些先進做法，使得他的經營眼光擴大；二是郛鄭先生算了一筆帳，莫說曆次對外賠款，僅庚子賠款一項，就可以興辦七萬五千六百多個“九豐”麵粉廠。當時中國人尚止四億左右，就是說莫說青壯年，連每萬個老弱婦孺都得拿出近兩個“九豐”麵粉廠的代價！還有那麼多的賠款呢，哪止一個“庚子”！這不但使唐保謙與子侄們一樣憤憤不已，也更令他明確與堅定了好好經營，以實業救國的決心。於是，他就專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幾度引誘下，仍潔身自好，一意於經營，終於給他學會了不少經營之道，並悟出了不少經營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設立一個名為“申莊”的駐在機構，選人做為“九豐”
的代表，為“九豐”搜集情況，宣傳推銷“九豐”的麵粉。回無錫後，深得蔡緘三的讚同（此時他們已成了兒女親家），並以此類推，在無錫又設了幾個莊點，並設立了九豐總管理處，統一管理與搜集、研究市場情況，並動員職工們吃本廠麵粉，以便收集對麵粉質量的意見，及時有效地對質量做相應的改進，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買賣越做越活，越興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良機，不但民族企業得以發展，各交戰國麵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豐”由於及時獲得了這一信息，動手早，抓緊於價格猛漲時大量銷售，得到了豐厚的利潤，自然使“九豐”得以迅速的發展，新建與擴大了埠棧。在廣泛聽取職員的建設性意見後，利用了大量麩皮零售，並吸收遊資辦了錢莊。唐保謙於“九豐”興旺中也相機辦了些自己獨資的買賣，於是在一九二一年初著手實施他的宿願：辦紗廠。
辦米行隻要一萬元的資金，辦紗廠則需要上百萬元。此時雖說唐保謙已有了大規模的資金積累，遠非當年的兩千大洋可比，可終究還遠遠地拿不出這個大數目，於是他就與親家蔡緘三仔細商討，進行集股辦廠，可這得要請個有財力、有威望、有見識、有度量的人出麵操辦才行，於是他們商討來商討去，選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無錫望族，較唐門更為顯赫，官高爵顯，根深蒂固而又財大氣粗，不僅在當地，就是在整個江南也是聲名顯赫的。薛南濱的父親薛福成官至左副都禦史，位在九卿之列，並於一八八八年秋以“欽命”二品頂戴，三品京堂候補銜出任英、法、意、比四國欽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歸國述職途中，病死於上海。
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舉，不久入李鴻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擾”辭官，不久，即辦起了繭廠，而且越辦越大，所經營的“金雙鹿”牌生絲享譽國內外，並獲一九二一年萬國博覽會金像獎。這樣的人物實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與蔡緘三很有交情。
於是，經過一番精心的準備，特請阿炳的師傅華道士鳴弦助興，恭約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賞景，聽胡琴。地雅、樂雅、人雅，雅興盎然間，議妥了辦廠大計，於是由薛南溟出頭，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謙六弟唐紀雲、長子唐肇農都各入了一股。並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東會上，認真地研究了廠名，最後接受了唐保謙的提議，定為“慶豐”，並議決了幾件有關大事，接著便買地，建廠，進設備，招收工人，緊張地忙了半年，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興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試車開工。購有英國道勃生細紗機一百五十台，斜紋織布機一百台及相應的成套設備，及英國GEIOOKW發電機一座。
雇傭一千餘名工人。現已無法察知是什麼原因，當年八月二十日（舊所）開工典禮正喜氣洋洋進行中，車間裏一位師傅喜衝衝樂孜孜地用鉛桶裝著獻上兩條活蹦亂跳尺許長的鯉魚。說是開工後於加水時在水中發現的。自是喜慶非常，唐保謙更是端肅地整衣正冠，恭謹地向雙鯉拜了三拜，並建議將慶豐的產品正牌定為“雙魚吉慶”，副牌名定為“牧童”，自此，這一商標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開工之日或大吉大慶之時，也必供上雙鯉，認真地頂禮膜拜，其廣告作用也果分外靈效。再加以唐保謙彈心竭力地大抓質量，極講信譽，“雙鯉”大跳龍門，銷路大開，門庭若市，致有一些紗號、布莊竟至或自動提價，或預先付款，一求索購。
可人總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麵都衰退下來，先是比唐保謙還小了兩歲的親家蔡緘三退居下來，不久，唐保謙見大局已定，也放心地將廠子交由六弟紀雲與長子肇農管理，他想喘一口氣了。可他這口氣尚未喘勻，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長子肇農不幸於剛回廠接任沒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於傷寒！沉重的打擊，幾乎使他難以自持，愈加心灰意冷，可工廠總不能放下，隻有召回次子星海與幼子曄如來位助六弟紀雲管理廠子了。
景溪公決沒料到他傳下的布莊會在六房裏發揚光大，植根無錫，打入上海變成規模不知擴大幾許倍的大紗廠；梓良公也根本沒預料到是他這個仕途最沒出息曾被稱為“夾板少爺”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門楣。倘景溪公地下有知，定然欣慰地自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