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石川啄木
第一章 生平及創作道路
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卓有成就的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他的一生雖然是短暫的，僅僅生活了二十七個春秋，卻在20世紀初葉，從一個普通僧侶的兒子，成長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自然主義小說家，終於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發展成為一代詩風的開拓者，一個具有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文學家。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視；他的卓越成就，使他成為日本革命文學的先驅。
石川啄木本名石川一。按照戶籍簿的記載，他是明治十九年（1886）二月二十日（一說為明治十八年舊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岩手縣岩手郡日戶村的常光寺。
這個寺，屬於佛教禪宗的曹洞宗。按照這一教派的規定，做和尚是不準帶家眷的。然而，啄木的父親一禎，卻有一段特殊的經曆。他的師父葛原對月是一個學僧，精通"和漢之學"。一禎隨師父學習佛學之外，還專心致誌地讀日本和中國的文章和典籍，平素也很愛好日本的"和歌"，有一部收有三千八百五十餘首的和歌稿，取名《亂蘆》。啄木的母親，原姓工藤，名"勝"，是葛原對月的妹妹。據啄木的《羅馬字日記》說，她"幼時，是盛岡仙北町的廟設私塾裏數一的才女"。在葛原對月做了龍穀寺的住持時，她便隨哥哥住在寺裏做些家務活計。這時，她和石川一禎產生了愛情。這雖然得到了師父的默許，但畢竟是違背教規的行為。後來，經過葛原對月的奔走，在明治七年末（1874），為一禎在岩手郡日戶村的日照山常光寺，謀得了一個住持的職位，使他們夫妻在這荒遠的山寺裏，能夠避開人們的耳目安居下來。啄木出生時，已經有了兩個姐姐。兩年後，他的父親轉到北郡手郡澀民村（現名玉山村）寶德寺當了住持。第二年，家裏又添了一個小妹妹，名叫光子。一家六口，全靠他父親的微薄收入，維持清苦貧困的生活。啄木的童年，就是在這座寶德寺裏度過的。這裏，僻靜清幽，樹木蔥蘢，給啄木留下了幸福的回憶。啄木在家中，由於是惟一的兒子，所以在姊妹中間，他總是受到父母的偏袒和寵愛。後來，他在回憶童年的三首短歌裏寫道：
竟有那麼一天，
媽媽不僅不打我，
卻打了妹妹，懲罰了她！
回憶起那一天，
父親對我怒氣衝衝，
我卻扯開嗓門，罵著、哭著。
由於父母過分疼愛，
就成了這麼個
瘋狂的兒子！
一種執拗、反抗的性格，也就在父母的溺愛中，不知不覺地養成。六歲時，進入村裏的小學讀書，由於成績優異，受到了教師和村人的稱許。十歲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初級小學畢業，在村人中間博得了"神童"的美稱。就在這一年，他升入高級小學，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故鄉和父母，到盛岡市內求學，先後寄居在舅、姨家裏。這對一向嬌生慣養的啄木倒是一樁難得的好事。
在這所高小裏，有兩個人在後來的艱苦生活中，和他產生了密切的關係。一個是校長新渡戶仙嶽，後來做了《岩手日報》的主筆，曾對啄木倍加愛護和關照；一個是高年級的同學金田一京助，後來成為日本著名的語言學家，是啄木終生的摯友。在這所高小裏，他受到了上班同學出的手抄雜誌《筆戰》的啟迪，據說他也搞了一份謄寫的手抄雜誌，因而受到班主任老師的重視。一個年僅十歲的小學生所表現的這種不甘人後的進取精神，以及他早熟的天資和出眾的才華，使得周圍的人都不能不瞠目以待。升入三年級後，為了準備中學入學考試，他曾經到一所名為"江南義塾"的私塾就讀。十三歲（1898），他便以出色的成績，順利地考進了岩手縣盛岡中學。
當時，日本中學的學製為五年。石川啄木在盛岡中學很快地成長起來，但是他僅差半年未及畢業，就因家庭原因，中途申請退學了。這四年半豐富多彩的學生生活，是決定他人生道路和命運的重要階段。
這時的日本，正值侵略朝鮮和中國的"甲午戰爭。（1894-1895）之後不久。隨著天皇製政權的趨向穩固和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明冶政府的反動性也愈益暴露。他們對勞動人民加緊剝削和壓迫，血腥鎮壓國內的工農革命運動，對外積極準備發動侵略戰爭。因此，軍國主義化的傾向也越來越顯著。高山樗牛（1871-1902），在愛國主義的招牌下高唱"日本主義"、"日蓮主義"，兜售尼采的"超人"哲學等。一些反動思想甚囂塵上，適應了反動統治集團向帝國主義發展的政治要求，在青年學生中間產生了頗為重大的消極影響。一股瘋狂的"軍國熱"形成了。他們要爭當"經綸天下"的"壯士"、"國土"，於是，在他們麵前擺開了兩條進身的路。一是當軍人，可以逐年升遷，最終當上將軍；一是做文人，靠文筆當上文學家、思想家。
石川啄木在這種風氣下，他仰慕拿破侖、俾斯麥，或者傾心於拜侖、盧梭等。他曾經打算走當軍人的路，起先誌願當陸軍，後來改向海軍。於是，他讀拿破侖的傳記，並在同學們中間，儼然以小拿破侖自許。後來，他回憶這段"壯士夢"時寫道：
我為自己而出神，
心裏描摩著--
佩著劍、騎上馬的姿勢。
但是，這一夢想不久便被文學的濃烈興趣所代替。啄木的文學興趣，早從小學時期就有，這和他的父母也有密切關係。進了中學，隨著知識的不斷增長，視野的不斷開闊，也就越來越強烈了。這時，日本近代文學已經形成，而且，文壇上出現了"紅露逍鷗"爭奇鬥妍，就是四個大家--尾崎紅葉（1867-1903）、幸田露伴（1867-1947）坪內逍遙（1859-1935）、森鷗外（1862-1922）爭盛的局麵。在詩歌界，浪漫主義思潮風靡一時。這也有力地吸引了石川啄木。他進了中學，就和誌趣相投的同學，成立文學組織，搞手抄的傳閱雜誌，貪婪地閱讀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以及當時的新文學作品，並努力學習寫作傳統詩體的"短歌"。不久，詩人與謝野鐵幹等於1899年組織了"新詩社"，出版了《明星》雜誌。他們的作品，給石川啄木以極大的影響。他深深地為那些主張解放個性，蔑視封建禮法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義詩歌所感動，並且因之激發了他的詩歌創作欲。於是，他在校中便開始了多方麵的文學活動，參與了校內刊物《三日月》（1900）、《五月雨》（1900）以及《爾伎多麻》（1901）的編輯工作，並在後者以"翠江"的雅號發表了以《秋草》為題的短歌三十首。從這些作品裏，可以明顯地看到"明星派"女詩人與謝野晶子（1878-1942）的詩集《亂發》（1901）的影響。這不過是一些模仿性的習作。不久，一位"新詩社"成員大井蒼梧做了他的語文教師。這對石川啄木的詩歌創作活動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他與友人瀨川深、小林茂雄等人組織了文學團體"白羊會"，試做了短歌的評選活動，並且以"麥羊"為筆名，在盛岡市的《岩手日報》上發表了《白羊會詠草》。這大約是他第一次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作品。同年，又在校友會雜誌上以"白蘋"的筆名，發表了以《五顆星》、《衛矛》為題的短歌。他的這些短歌作品，雖然具有"明星"派的豔麗，或是"萬葉"的詞藻，卻缺乏詠物抒情的藝術表現力，習作與模仿的成分很大。不過，可以看出，他已經表現出對短歌的偏愛和藝術技巧的熟悉。
進了中學以後，他寄居在大姐定子的婆家田村氏的家裏。這兒姓堀合的鄰居家裏，有個漂亮的少女，名叫節子，比啄木小一歲。她是當地惟一的教會女子中學的學生，是個具有新思想的少女，不僅對音樂有興趣，而且富有文才。啄木的天才，也引起了她的愛慕。兩個少年男女，很快就陶醉在初戀的美酒之中。這一段生活，在啄木日後的創作中留下了不少甜蜜的回憶。
有一天，憶起了那個夜晚
我初次向友人，
公開了我的戀愛。
秋天一到，
戀心片刻不消停，
夜裏睡下，還時時聽見雁叫。
這樣的熱淚，
隻是在初戀時有過，
以後再也沒有哭的日子了。
先懂得了，
戀愛的甜和苦，
我也比別人先老了。
他在熱戀之中，絲毫沒"老"，一直激情滿懷。這時，索然無味的學校生活，使他感到厭倦，他懷疑自己的學習究竟是不是值得。這是啄木思想中第一次出現的苦悶和思索。
在這所盛岡中學裏，新舊兩派教師在鬥爭著。新教師進校之後，總是被當作外來人而遭到排擠。不到兩年的時間，新教師就被擠走了二十七人，因此，經常出現新舊不接，無人教課的現象。另一方麵，舊派教師不僅學識水平差，而且，循規蹈矩地根據官方的《教育勅諭》的規定，以忠君愛國、孝悌仁義的封建道德為教育的基本方針，而在教學中強調傳統的、保守的"精神教育"。這樣一來，要求新思想、新知識的學生大為不滿，就在啄木讀三年級的時候，校內爆發了一次罷課風潮。這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二月的事。學生中以三、四年級為核心，迫使校長作教育上的根本革新。於是，校內的師生分成了兩派，罷課運動一直持續了十多天。這時的石川啄木，出於滿腔的正義感和浪漫主義的反抗精神，積極地參加了這次鬥爭。他堅定地站在新派師生一邊，並且是三年級學生中的領導者之一。後來，他回憶說：
如今想起那次罷課，
心血已不那麼沸騰了；
暗自地倒覺得寂寞。
那時，他熱血沸騰，意氣昂然地起草了質問校長、要求革新的文章，在同學中間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鬥爭。結果，舊派教員大部分被調走，校長也撤換了，隻是，三年級的一名學生作為罷課運動的主謀被勒令退學。獲得勝利的學生受到了鼓舞，啄木追求民主和進步的鬥爭精神也因之增強了。但是，新任校長到校以後，卻致力於製定校規、整頓紀律，強令學生就範，把他們又緊緊地束縛在反動的教育方針和死讀書的桎梏之中。這一時期，社會上還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一件是足尾銅礦汙染事件。早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櫪木縣足尾銅礦的工業廢水就汙染了渡良瀨川沿岸一帶，農作物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受害農民的代表雖然向眾議院提出過質問，但是，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到了明治三十年（1897）五月十日，當地農民忍無可忍，起而抗爭。明治政府隻是命令礦主設沉澱池排除礦毒，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另一方麵，竟派出大批憲兵鎮壓進行抗爭的農民，並對他們進行起訴。這就充分暴露了明治政府的反動本質。眾議院議員田中正造主持正義，為農民多方奔走，並不斷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但結果無效，遂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月，憤而辭去議員職務，向明治天皇直接申訴。因此，引起社會人士對農民的同情。這時，輿論沸騰，也激起了那些熱血青年的正義感。啄木對此，自然也很關心。他在《白羊會詠草》（1902、1）裏有一首短歌寫道：
傍晚的河畔，
蘆葦枯萎而死，
血泊中百姓呼叫的悲慘喲！
啄木對不幸的勞動人民慘遭屠殺表示了同情。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另一起惹人注目的事件。為了準備對俄國作戰，某步兵第二大隊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二十三日於青森縣八甲田山一帶冒雪行軍，在嚴寒地區進行作戰訓練中，因暴風雪竟凍死七十餘人。這件事使日本輿論大嘩。這對開始關心社會問題的石川啄木，也產生了很大的衝擊。他和一些同學（聯盟會成員），當即發行"號外"，報道這一悲慘事件，並且，以所得的錢款作為義捐，慰問那些因銅礦汙染而受害的家屬。這兩起事件，使十六歲的石川啄木擴大了視野，是他走向社會，思想向前發展的有力啟迪。但是，石川啄木將自己的學習放鬆了。他感到學校生活枯燥無味，因此，經常曠課，嚴重的時候一個月竟隻出席兩三天。有時，他從教室的窗戶逃了出去，一個人躺在舊城址睡覺。或者，獨自仰望太空靜靜的遐思；或者，跑到什麼地方偷偷地看自己感興趣的書。因為這些行為，他曾兩次受到學校的批評。
他的數學成績本來就差，加上曠課較多，就更拉了下來。由於應付數學考試，他在五年級的上學期考試時，竟因舞弊違犯了考試紀律，再一次受到學校的批評。一個在小學被譽為神童，中學一、二年級成績尚屬上等的學生，為什麼會變得這樣呢？這固然和他過早的戀愛和繁重的文學活動有關，但是，更為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對當時的學校教育的失望。不過，他卻不是一個鬼混的學生。他熱愛並追求知識，讀書常到夜半兩三點鍾，可以說是嗜書如命了。
往往清晨醒來，已經是上課的時候，就匆匆忙忙跑進課堂。遲到了還不算，而且一坐下就打起哈欠來，越是認真地聽，就越困倦。既然學不下去，又得勉強支持到下課，他便索性在筆記本上寫起他心愛的"和歌"，或者在物理課堂上，偷偷地看起美學書來。有一次，在語法課堂上，教師問起他動詞的變化時，他回答不出來，卻竟說："語法這種東西不過是使用那一國語言的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規約，能夠正確無誤地寫文章的人，不必要去記那些東西。"他這樣為自己辯解還不算，接著就更放肆地說："所以，什麼四段活用，十段活用，甚至百段活用，我都不懂。"（當時的語法書將日語動詞的變化和用法中的一種，稱為"四段活用"，現在，通常稱為"五段活用"。）這種恃才自傲的不禮貌態度使那位教師非常惱火。這也可以看到當時啄木奔放不羈的性格和焦躁不安的表現。啄木既然不能從課堂上得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課堂學習便成了他的思想負擔。他認為，"應該根據自己的信念，不斷前進，完成與大宇宙合為一體，"從而"建設自己的理想鄉"。他要抱著這種態度探求人生及其出路，怎麼還能夠安心地在課堂上學習下去呢？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月一日的《明星》雜誌上，第一次登載了他的一首短歌，署名"白蘋"。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事過不久，他就突然以"家庭中的某種原因"而申請退學。這離畢業僅差一個學期。從此，他結束了自己的學生生活，貿然地踏進了社會的大門。後來，他在回憶自己的這段學生生活時，曾有這樣兩首短歌：
一位老師告訴我，
有人自恃其才，
竟誤了前程。
無非是要得到一個人，
竟以此為宏大的誌願，
這是年少時的過錯。
幾年後，他認識到這時的所謂宏願，隻不過是一個十七歲青年的充滿浪漫主義的激情。這兩首短歌含有對自己當年的所謂理想的空洞性和個人性格的批判。他回憶起當年老師的話，自然不免帶著些悔恨的成分。
"明星派"新秀
離開母校的石川啄木，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一日，辭別了父母，告別了故鄉和親友，帶著大井蒼梧老師贈給他的《北村透穀全集》，滿懷希望地來到了首都東京。起初，在同鄉那裏借宿，後來，他租了個房間住了下來。在東京，他見到了那些渴望已久的同鄉友人。他們每日聚首暢談，或參觀遊覽。啄木還拜訪了浪漫主義詩人與謝野鐵幹和與謝野晶子（1878-1942）夫婦，他們邀請他參加十一月九日在城北俱樂部召開的新詩社秋季聚會。會上，啄木認識了不少著名詩人和作家，如岩野泡鳴（1873-1920）、相馬禦風（1883-1950）、高村光太郎（1883-1956）、和平出修（1878-1914）等。這次聚會，給這個剛出中學校門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振奮和激勵，認為這才真正像個文學家的"神聖的集會"。第二天，他又專程訪問了與謝野夫婦。他們見麵後，從這次秋季聚會談起，涉及日本詩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詩人的為人，以及詩歌的寫作等，話題一再轉換，談得興致勃勃。他們一見如故的談話和熱情，也給啄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文學筆記《秋韷笛語》（十一月十日記事）裏，詳細地記載了這次會見的經過和感受。和文藝界人士的接觸，是他決心從事文學事業來到東京後的最大收獲。
但是，在現實生活麵前，卻使他困窘得一籌莫展。他所向往的東京，可以說並沒有伸出溫暖的雙手，來迎接這個滿腔熱情的遊子。他赤手空拳，一貧如洗。他沒能靠自己的天才，為實現自己的夢，開拓出一條可走的路。在那個社會裏，一個既無專長，又無資曆（文憑）的初出茅廬的青年，自然是要碰壁的。一些鄉親故友為他奔走設法，或者聯係中學，打算重新從五年級讀起，換取一張中學畢業文憑；或者聯係英語學校，打算學有專長，以便糊口，等等。但是，這些路子都沒走通。擺在眼前的且不說學費，就是一日三餐的費用，也無著落。不用說，家裏當然無錢寄給他，這是不能指望的。這時，幸好調到北海道的小樽去工作的姐夫山本千三郎，資助了他一些錢。為了謀求一條生活出路，他用這些錢買了一些英文書籍，如蘭姆（1775-1824）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拜倫（1788-1824）的《查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和丁尼生（1809-1892）、渥茲華斯（1770-1850）、朗費羅（1807-1882）等人的詩集。他每天在大橋圖書館，一方麵孜孜不倦地、貪婪地閱讀各種文學書籍，一方麵著手翻譯易卜生（1828-1909）的劇本，打算靠翻譯作品弄點收入維持生活。但是，這一努力也落空了。囊空如洗，一直不暇飽暖的啄木，由於艱苦生活的折磨，終於得了病，在發高燒中，暈倒在大橋圖書館。據他後來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病在腦神經和心髒，原來還有胃病，就這些病名就夠駭人的了。"這樣一來，他不得不中斷翻譯，而且，連正在構思的小說也都放棄了。隻靠典當衣物維持一時的生活，哪裏還經得起貧病交加。他交不上房費，便被房東淨身出戶地趕了出來。這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月下旬的事。不過，倔強的年輕詩人，並沒有向家人和親友求援。他走投無路，在東京市內流浪了兩三天，終於得到了一個陌生人的同情，住進了他的房間。這個人叫真壁六郎，和石川啄木年紀相仿，也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苦青年。他們同病相憐，在一起住了二十多天。有時兩個人一天隻能吃到一頓飯，勉強活命。真是到了衣食無著，饑寒交迫，坐以待斃的危急關頭了。這時，他的父親得到了消息。然而，手中拮據，又不能坐視不理，無奈伐了寺裏的杉樹，換了路費，才把兒子接回澀民村來。啄木到了家便病倒了。貧困的父母又為他籌措藥費進行治療。啄木每天和藥餌為伍，一直在家裏療養了將及半年。
這半年的禪房養病生活，是石川啄木總結他第一次踏進社會的失敗經驗的最好時機，也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一向被人們以"神童"稱道而另眼看待的石川啄木，現在居然棄學進京，弄得潦倒不堪，幾至喪命而歸，人們的白眼和冷嘲熱諷，驟然間像瓢潑的大雨，劈頭蓋臉地傾瀉下來，使這個一向少年氣盛、倔強自負的年輕詩人，在孤寂和痛苦中，不能不進行深沉的思索。他要用"銳利的哲學思索的斧"去"解釋往事"。他從認識"我"著手，進一步研究"人"。當時，對他的思想影響較大的外國人是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意誌論者尼采（1844-1900），德國作曲家、文學家瓦格納（1813-1883），日本人是高山樗牛和唯心主義哲學家、評論家綱島梁川（1873-1907）等。這時，他認識到自己從前的"愛"，止於"隻愛愛自己的人"，未免偏狹，認為"愛是包容，是一體，是融合"，從而追求瓦格納所謂的"意誌擴張"的愛，和宗教的所謂"自他融合"的愛。現在，他從混沌複雜的人生旋渦中，似乎看到了某種光明和希望。他認為，"真正愛自己的人，也就應該同樣地愛他人"，"別人若是與自己為敵時，最大的'自負'是對其攻擊和迫害以冷默相待，要有保持自己人品的寬容和度量，這樣，最後的勝利終會來到沉默者的手中"。他說，"這是我的信仰的告白。"從宗教的角度看，這些思想主張，不過是那種忍耐、寬容和博愛的變種；而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思想主張，正是階級調和論和不抵抗主義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演繹。可以看出，這次非同小可的挫折，使他從和生存與本能相結合的"浪漫的超人主義"（高山樗牛）裏解脫出來。他要從生的"妄自尊大的貪婪"中轉向"靈性的踴躍的追求"，正像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北村透穀（1868-1894）的名句："百合莖雖折，猶自盛開花"。他把自己的信仰和希望放在這個基礎上。這些情況表明，石川啄木的思想，從對"我"的認識發展到追求人與人的關係上了。他的絕對的"愛"，他的"自他融合"的境界，無不帶著尼采和叔本華（1788-1860）的神秘悲觀的宗教色彩。但是，他和這些影響他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對人生並不絕望，他並沒有失去追求的勇氣和信心。作為一種磨練，可以說，石川啄木這次經曆，正是他的人生大學的第一課，是使他經受考驗的起點。安詳而寂靜的養病生活，使他沉潛於人生的思索，同時，也給他提供了創作的條件。這一年六月左右，他曾在《岩手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論瓦格納的思想》一文，連載達十次之多。同時，他還寫了一些詩歌。同年七月和十一月，他先後幾次在《明星》雜誌上發表他的短歌作品，並被列為"新詩社"的同人。十二月，又在該雜誌發表了他的作品《愁調》（五首），開始使用"啄木"這一筆名。他這時的作品，依然是仿照與謝野晶子等人的作品，帶著"明星派"的調子，流露著淡淡的哀愁和感傷，缺乏獨創性。十九歲的石川啄木，經過了一年來的治療和休養，已經完全康複了。這一年（1904）的年初，他與病中給他以極大精神安慰的堀合節子訂婚了。在他的戀愛日記《甲辰詩程》裏，有如下的記載：
八日（一月）：晨早起，給節子寫信，坐車徑訪阿兄寓所。......與節子晤談，到夜八時過。啊，我的勇敢的妻，美麗的妻，無論發生何等事情，我們隻能是終生之友，而無他途。的確，假如沒有愛，我將怎樣生活下去呢？啊，這一問，不久就要成為我終生的方針、理想和希望。......
十日：......來者有節子，我們談未來、談希望、交換著溫柔的吻，話頭不斷地繼續著。在詩、音樂、宗教方麵，沒有隔閡，舒暢地交談。一旦話頭斷了，就在各自的眼神裏閃爍起無聲的話語。......盼望著的終於得到，相愛的終於晤麵......。
十九日：早晨節子信來，喜訊！！！二十二日：田村姐丈來，住在這裏，禁不住想起可愛的妻。......
二日（二月）：母親及時外出，為辦那件喜事......
三日：此日，為與節子事，母親去與她的父母訂親。......
四日：一點半，老母歸。萬事如意。......
節子的父母曾經反對這樁親事，但是，她矢誌不渝，終於取得勝利。到九月，她們母女曾到寺裏訪問，住了一周多，大半是在商量安排結婚的事。這時的啄木，高興異常，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愛的銅牆鐵壁之中似的"。
這一年，是石川啄木創作上豐收的一年。他先後在《時代思潮》、《明星》、《帝國主義》、《太陽》等報刊雜誌上，發表了許多短歌和詩，在日本國內博得了些聲譽，以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新秀的姿態在詩壇上嶄露頭角。也就在這一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和沙俄帝國主義在我國東北地區角逐，對我國進行侵略。日本帝國主義封閉旅順港以後陸續取得的勝利，使日本國內狂歡沸騰。石川啄木雖然也隨之歡欣鼓舞，卻對那些不能體現"國民的理想"的政治人物，如當時的總理大臣桂太郎、大隈重信，樞密顧問官鬆方正義，參謀總長及兵站總監山縣有朋等人加以貶斥，認為他們沒有像德國的俾斯麥那樣，造成"國民的自覺、民族理想、自由的精神、堅忍進取的覺悟"。他要求他們能夠預先著眼於國民的思潮而創造出"自由與光榮的和平"的局麵。這些出自資產階級民主與和平觀點的要求，對那些瘋狂的軍國主義者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他們根本不會去考慮創造"國民的文化"。
石川啄木的身體已經複元，他就不能不去積極地尋找生活的出路。他曾給詩人野口米次郎（1875-1947）寫信，表示願意到美國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這當然落空了。這年九月，他曾出遊到北海道，沒有找到什麼出路，就在十月下旬，再次去東京，為出版他的詩集而奔走。在東京，他遍訪了在京的朋友和詩人，如：與謝野鐵幹、姉崎嘲風（1873-1949）、綱島梁川等，也聯係過一些報社、雜誌社，但是，不僅詩集的出版漫無頭緒，而且，仍然找不到職業。這使他打算靠詩歌謀生的夢想破滅了。接近年底，他出於對父母的安慰和孝心，往家裏彙了二十元錢。這是他得到的一點點稿費，他手中也隻剩下幾個零用錢了。他哪裏知道，就在這時，他的家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12月26日他父親的住持職務被罷免了。處分的理由是拖欠宗教費。這不過是個借口，實際上是村內和曹洞宗內部派係鬥爭的結果。他的父親不過是這一鬥爭的犧牲品罷了。不過，這一結果給啄木一家帶來了很大的威脅，對啄木本人今後的生活道路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啄木這時尚在東京，他還不知道家中發生的事情。新年一過，1月5日（1905）他出席了新詩社召開的新年慶祝會。會上，啄本又結識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詩人，作為浪漫主義詩人隊伍中的新秀，石川啄木受到了他們的歡迎。五月，他的處女詩集《憧憬》出版了。這是他這次來東京的最大收獲。著名詩人上田敏為詩集寫了序詩，與謝野鐵幹寫了跋，書前附有向同鄉的東京市長尾崎行雄的獻辭。
詩集《憧憬》（1905）收集了石川啄木自1903年11月到1905年3月的大部分詩作，共七十七篇。其中，有五十二篇寫於澀民村，占詩集的三分之二。
這是一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詩人的抒情詩結集。這些詩篇，以即景抒情者居多，詩人以詩的語言，慷慨激昂的情調，抒發了他內心中的敏銳的感受，引起了評論界的重視。在毀譽參半中，詩人的詩才，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承認。有人認為，他較之後來成名的北原白秋（1885-1940），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等人遠為突出，即使存在著弱點和不足，但在明星派詩人裏，也還是一流的。詩集的浪漫主義特色是鮮明的。首先，無論是即景或即事的抒情，都是對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充滿了對人世生活的歎息和感傷，而且，和他的遭遇相聯係，時常出現對命運的懷疑，流露出一種孤獨感，不過，卻不是頹喪。其次，由於年輕，缺乏足夠的生活經驗，因而，他的抒情總是顯得空泛、概念化。而且，由於追求"永生"和"永劫"，因而反映出一定的宗教神秘氣氛。這和西方的象征派詩歌有一些相似之處，說明他也接受了傳入日本的西方象征派的影響。他的詩，雖然在抒情中也透露出某些民主成分，如針對侵略戰爭的非戰思想，對絕對主義統治下的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等等，但卻沒有將他的這些思想苦悶充分表現出來。他曾說，"最高的意誌伴有最高的感情，這就是我的詩論"。不過，我們從他的抒情詩中看到的理性成分卻很少，他的這些詩作沒有對人生表現出更高的理想或者是深邃的探索。然而，這和當時那些專寫自我，抒發內心感受和情緒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又不同。他沒有那種誇張了的"我"的詠歎，也沒有那種唯美的、享樂的傾向，他是在為純潔的、正直的人生而憂思。再次，應該看到詩歌形式和格調的頻頻變換。這種不穩定性，反映他從古典的傳統形式的和歌而轉向新體詩，在積極地尋求適應自己表情達意需要的詩歌形式，從而在突破傳統的"五七調"或"七五調"中所進行的大膽嚐試和革新。這在當時的詩歌界也是詩人們所不能回避的一項迫切任務。最後，在詩歌語言方麵，雖然也有簡潔明快的詩篇，如《睡了的京城》等。但總的說來，卻是模仿的、艱澀的，漢文調子較重，而且不夠凝練。這除了反映初出茅廬的詩人尚且不夠成熟外，也反映了當時浪漫主義詩歌語言正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之中，就是那些更有才能和影響較大的詩人，也還在努力摸索之中。《憧憬》的這些特點，說明石川啄木作為一個新進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歌藝術還不夠成熟。他一方麵承受了前輩詩人的影響，同時也帶著自己的特色進入詩壇。這些詩作，出現在明治時期浪漫主義詩歌即將走向衰落的前夕，世紀末思潮在詩歌領域已經產生影響的情況下，自然應該予以曆史的評價。作為石川啄木的詩歌的出發點和他所反映的詩歌領域的問題，確實具有一定的曆史意義而不應忽視。讓我們引他的《海鷗》（1904）一詩的後半部分看看吧！
......
啊，逍遙的天使喲！
你佇立在世俗的羅網環顧西東，
你打開了清淨之門的逍遙的精靈！
然而喲，我們這些大自然的寵兒，
怎麼能飛上那宛如天國的路程。
在這兒，會聽得清，
這隻海鷗的歌聲：
"隻因我是逍遙的天使，
才有自由愛情的夢。
我住在朝霞下盛開的白蘋的馨香裏，
聽那洶湧的濤聲起伏奔騰。
光明與黑暗不斷地湧來，
永恒的勇敢的歌，
正是譜寫大無畏的人生。"
啊，我的朋友，
我有一個心願：
你可否將閃光的永不疲倦的雙翼，
暫借給我--你這無翅的夥伴。
什麼地方有你，
就吹來和平、快樂的熏風，
就有黃金似的太陽照在雲端。
然而啊，
人間的國度裏，
汙穢的風吹得久長，
自由的花朵多年棄之於地，不朽與詩的純真早已淪亡。
（於雷譯）
詩集《憧憬》雖然是啄木的豐碩成果，但它並沒有在解決經濟生活方麵為啄木提供什麼。於是，他不能不帶著一顆怔忡的心，離開東京，踏上歸途。途中路經仙台，他訪問了著名詩人士井晚翠（1871-1952）。這時，他的家已經遷出了澀民村的寶德寺。5月30日，在啄木尚未歸來的情況下，舉行了罕見的"新郎缺席"的婚禮。六月四日啄木才提著一把小提琴，作為贈給節子的禮品，回到家裏。他們在盛岡市內安置了一家五口人的新居。一對新婚的夫婦，曾共同寫了題為《涼月集》的短歌十首，發表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的《明星》上，反映了他們幸福的新婚生活。
為了推進詩歌事業，九月，石川啄木在家鄉和友人大信田落花創刊了文藝雜誌《小天地》。他自任主編，父親石川一禎做了發行人，他的家就是《小天地》雜誌的發行所。這份雜誌的創刊號上，共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評論家執筆，其中，如岩野泡鳴、正宗白鳥（1879-1962）、綱島梁川、小山內薰（1881-1928）以及與謝野鐵幹等。《小天地》的這一陣容，自然會博得詩歌界好評。但終因啄木患病和經濟困難，隻出一冊即宣告夭折。這當然是啄木痛心的事情。然而，他的創作欲有增無減，繼續寫作投稿，先後發表在《明星》、《時代思潮》、《白百合》、《曉聲》、《明信片新詩》等刊物上。不過，微薄的稿酬終究不能成為他和家人糊口的依靠，一家五口的經濟重擔，就這樣整個地壓在一個年方二十歲的青年詩人身上。
顛沛流離，奔走謀生
《小天地》雜誌的夭折，又給他增加了債務，去美國的計劃也落了空，這對啄木也是一次不小的打擊。他們一家在盛岡住不下去了。1906年2月，他到了住在函館（北海道的一個城市）的姐姐那裏，去尋求一條謀生之路。結果，沒有達到目的，住了四天就回到家裏。一家人無可奈何地又搬回澀民村，住在一個農戶家裏。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童年生活過的村莊，但卻回不了寶德寺。那裏的寺廟、樹木、河流、鳥語、花香，景物依舊，人事已非，怎能不引起他對往昔的懷戀和惆悵。
故鄉的寺院長廊裏，
夢見那
踏在小木梳上的蝴蝶。
心裏暗想，
我再回到孩提時代，
跟人們搭話。
回憶中的甜蜜，倒增添了精神上的痛苦。他的父親經受不起這種刺激，早已到遠遠的青森縣，投奔他的師父葛原對月（內兄）去了。啄木隻好振作起來，一方麵跟與謝野夫婦聯係，寫些詩歌和小說，換點稿費，一方麵當上了母校的小學代課教員，然而，這也沒有解決他一家人的生活問題。
這時的日本，雖然以自己的勝利結束了日俄戰爭，但是，東北地區歉收多雪，勞動人民饑寒交迫。東京市民為了反對電車費漲價，在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下，展開了鬥爭。明治政府出動軍隊加以鎮壓。這些嚴酷的社會現實，使日本人民的民主思想更加增強。四月，石川啄木在征兵檢查時，因體弱的原因，免除了兵役。在《澀民日記》裏，他寫道："以我為首被免除兵役的人，都很精神，合格者反而特別消沉。新的形勢的發展，也從這方麵表現出來。"侵略戰爭背後的悲劇，使他對戰爭的認識比以前深刻了。同時，反抗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浪漫精神和熱情，也更加強烈了。
這從他在澀民村一年的生活裏可以看得很明顯。
他回到村裏做代課教員，也不是一帆風順
的。他從小被村裏的一些人看做"叛逆兒"，因此，有的人便進行抵製。但是，由於啄木嶽父的奔走，郡視學的關照，才得以任用，擔任初小二年級的教學工作，月薪八圓。這是一所擁有283名學生、4名教員（包括校長在內）的兩級小學。啄木本來無心做一名教師。他感興趣的是，以為靠"天才教育"、"自由教育"可以培養出一批人才。他把改革故鄉子弟的惡弊陋習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蠻有信心地自稱為"日本數一的代課教員"。他要在學生中間培養他們的自治精神，糾正村中的男女紊亂的習俗，培養一種自覺向上的精神和新的道德風尚。這是一種可貴的抱負。他的熱情和努力，博得了學生的尊敬。在《日記》裏，他寫道："古人的教育同今人的教育的差別主要在於其標準不同。古來以'大'為標準，如今以'小'為標準，因此古人的教育產生偉人，今人的教育扼殺天才，造就平凡。""我畢竟是個詩人，而隻有詩人才是真正的教育者。"他肯定了詩和藝術的教育作用，批判了逐漸軍國主義化的明治教育。本著這種教育觀點，他上任不久，就給高小學生課外教授英語。秋天，又在自己的家裏，領著部分學生搞起"晨讀"來。他認為，文部省規定的教學大綱，不過是"教育的假象"，修身、算術、作文三科，他完全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教學。他還反對一些不適當的規章製度，如不許教師和學生在盂蘭盆節（一般在七月十五日舉行的祭祀祖先、施舍餓鬼的節日）參加舞蹈。他認為，應盡情地舞，自己還穿上女人的和服單衣，係上絲綢的帶子，戴上鬥笠，和人們一起舞。他指出，這比那些明裏不許學生參加舞蹈，自己卻暗地裏飲酒歌舞、尋釁吵架的老師的作風對兒童的影響不知要好多少倍。出自同樣的考慮，他還和學生一起野遊，共同欣賞大自然的美。他認為，這樣和兒童打成一片，在兒童的內心深處，會起到良好的作用，可以培養出豁達、誠篤和富有自治精神的人來。不過，從成規戒律的角度看，這些做法都是荒誕不經的行為，因此，也遭受那些保守者的物議和反對。但他全無顧忌，認為應該做的，就努力做下去。他覺得，在教育學生的工作過程中，反而會從學生那裏受到更大的教益，這是世界上難得的幸福。石川啄木出任代課教員前後，在他的文學事業上，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他從詩歌向小說過渡，從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轉變。
從他的日記和書信看，啄木一向對小說並不十分關心。然而，在這年3月6日的日記裏寫道："自己到現在受了很大的刺激。今後，必須安靜地思考，而且必須寫，必須寫小說。"於是，他積極地讀起小說來，如列·托爾斯泰的《疏沁》、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高爾基的《福瑪·高傑耶夫》、《奧洛夫夫婦》等。高爾基的短篇集，曾經使他感動得流淚。福瑪·高傑耶夫的形象，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從自己的生活中，發現了同樣的人物。
我們從啄木的小說《送殯的隊伍》裏，可以看到高爾基作品的影響。另一方麵，他對本國的小說也留心研究起來。他認為"......隻有夏目漱石、島崎藤村二氏是具有學識的作家，因而值得注意。其餘都不成。夏目氏有驚人之才，但卻無'偉大'。島崎氏很有希望，《破戒》確實超群，然而，卻不是天才，不是革命健兒。"這評論可以說是一針見血。6月10日起，學校放兩周農忙假。他趁機到了東京，在新詩社逗留了十天。他回鄉後下決心寫小說。"今後，我也真的要寫小說了......詩歌方麵，我想暫時要稍稍放放再說了。""我也能寫小說！"他就這樣在文學事業上轉向了新的領域，開始寫起小說來。從7月到11月，他寫了《雲是天才》、《麵影》和《送殯的隊伍》三篇小說。後者發表在同年的《明星》雜誌十二月號上。這些小說，還帶著他初期的浪漫主義特色。這在《雲是天才》裏表現得很明顯。這篇小說主要以他做代課教員時的體驗為基礎，寫主人公在學校裏和學生一起，為改變學校的保守落後，破除舊秩序、舊傳統而奮鬥的情況，表現出一種浪漫主義的反抗精神。他在日記中曾說："這是蓬勃的革命精神在一個青年心中渾沌地沸騰著的時候寫的作品，可以說它是報道革命大破壞的曉鍾。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自己，此外盡是一些奇怪的人物。我寫著，精神就感到特別興奮。"小說在思想上、結構上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還不夠成熟。不過，這種洋溢著浪漫主義反抗精神的作品，沒有得到日本文壇的重視。《麵影》在函館大火中燒掉，內容不詳，《雲是天才》、《送殯的隊伍》都是未完的作品。他這次在小說寫作上沒有獲得成功。
這時，他的家庭負擔越來越沉重了。1906年底，妻子在娘家生了長女京子，又添了一口人。更嚴重的是宗教院雖然在年初赦免了他的父親，卻始終沒有允許他們全家回到寶德寺居住。村民因為這件事分成了兩派，鬥爭得非常激烈。他的父親忍受不了一部分村民和對立派對他的精神迫害，再一次地離家出走了。回寶德寺居住一事到此宣告失敗。澀民村怎麼也住不下去了，啄木決心離開家鄉，到當時新開發的北海道去謀生。為此，他向學校提出了辭職書，但同時又率領學生到四裏外的地方，指示他們進行三天的罷課活動，反對那個庸俗的校長。學生們列隊唱著歌，返校後就按照啄木的指示行動起來。村中因此大嘩，結果，校長被調走，學生的鬥爭得到了勝利，啄木也被免職。這在學校教育上，固然是一次要求革新的鬥爭，而對那些排擠和迫害他們的反對派，也未嚐不是一次有力的回擊。1907年5月，他將妻女安排在嶽父家裏，將老娘寄托給鄰村的友人，自己帶著妹妹，永遠地告別了生他養他的故鄉，踏上顛沛流離的旅途。
像被人拿著石塊追趕似的，
那離開故鄉的悲傷，
總也沒個消失的時候。
渡過了津輕海峽，就到了荒涼的北海道。在函館，他受到了友人的歡迎。雖然是一家離散，想來不禁悲從中來，但這時，他不免心懷一種浪漫的激情，倒想以一個"無家的流浪逸民的姿態，在這北海之濱開拓新的命運"。由於友人的關照，他很快做了函館商工會議所的臨時雇員，幫助抄製選舉人名簿，暫時維持生活。同時，從第六期起，接編了文藝雜誌《紅苜蓿》（這是當地的文學團體《紅苜蓿》發行的刊物），並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了他的小說《漂泊》，以及文藝時評、短歌等。後經友人斡旋，六月中旬，做了彌生小學校的代課教員，月薪十二圓。這是一所規模較大的小學，教職員十五人，學生千餘人。他在這裏，想要將在故鄉不被采納的教育理想付諸實現。在這裏他結識了學校的女教師桔智惠，二人友情深厚，後來也一直通信，在不少的詩歌中，啄木表現了對她的愛慕和懷念。在《一握砂》裏，他寫道：
冰冷潔淨的大理石上，
春天的陽光靜謐地照著，
我是這樣的感覺。
如同專門吸取世上的光明一般，
那黑黑的瞳仁，
而今猶在眼前。
當初沒有來得及說的，
那緊要的話語，
如今還存在心裏。
就像山裏的孩子，
想起了山，
悲哀時就想起了你。
聽說你病了，
聽說你好了，
三千裏外我神魂顛倒。
臨死前想再見一麵，
這樣說，
你也會微微點頭的吧！
石狩市郊，
你家的
蘋果花落了吧！
七月，他的妻子帶著女兒，和老母親先後來到了函館，租了房子一起居住。分散了的一家又團聚了。為了養家糊口，八月起他又兼任了函館日日新聞社的特約記者，月薪十五圓，就職以後，他馬上為這家報紙編起"周一文壇"、"每日歌壇"兩個欄目來。他情緒飽滿地從事講解、評論短歌和文壇的工作。誰知剛剛安定下來的生活，卻被一場無情大火給破壞了。8月25日夜，函館發生大火，全市燒去五分之四。學校、報社都已燒掉。函館幾乎成了一座死城。他的家雖然幸免，但他的職業，他的希望和一切卻都燒毀了。他為自己的不幸命運而流淚。這時，與謝野夫婦來信，邀他去東京。他雖然有心前往，卻缺乏足夠的信心。於是，便和《苜蓿社》同人一起到了劄幌。九月，經友人介紹，他做了當地的《北門新報》的校對員。
在劄幌，他結識了兩個友人。一個是民謠詩人野口雨情（1882-1945）。
他二人性格相投，一見如故。他說："野口君和我的交情，宛如已有十年。"另一個是曾經介紹他進《北門新報》的小國露堂。他們之間，"意氣投合"，經常在住處一起盡情地討論社會主義問題。這些活動對提高啄木的認識，起了關鍵性作用。9月21日的日記有這樣一段記
載："夜小國君來，在向井君室內，關於小國君的社會主義，大肆談論。所謂社會主義，這是我經常加以冷笑的。然而，小國君所談的，有見識、有雅量，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不能不讚同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低級的問題，不過也是產生於必然的要求。這一點，經過這一夜的討論統一了。小國君是我黨之士。這夜頗快活。......"在給友人信裏，他讚許小國是一個"純正的社會主義者，坦率而有骨氣，剛直不阿"石川啄木從精神高於物質的形而上學觀點出發，將思想、精神方麵的問題劃為高級問題，將經濟、物質方麵的問題列入低級問題。重要的是，他承認社會主義是出之於人們現實的、迫切的"必然的要求"，而"不能不讚同"。可以說，這是他擺脫"冷笑"的態度，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步，是石川啄木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和他清貧的家庭境遇，遭受迫害、排擠的社會地位，以及艱難困苦的生活經曆密不可分。
每日枯燥無趣的校對工作，使他惦念自己的文學事業，而安不下心來。他在書信中對朋友說："......我錯了，我的天職畢竟是文學......隻要有一條糊口之路，我就可以一心努力於文學事業，離開它我就失去生存的意義，就沒有目的，沒有奮鬥。"月薪十五圓維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況且，經常欠薪。這怎麼有可能從事文學工作呢？在這種情況下，他接受了小國露堂的勸請，九月下旬，辭去了校對員的工作，到了小樽市，參與了《小樽日報》的創刊工作，並且和小國一起擔任該報三版的編輯，月薪二十圓。不久，全家就遷到了小樽。但是，《小樽日報》由於資金困難和內部矛盾鬥爭，工作沒有得到開展。12月下旬，他與營業股的小林寅吾發生口角，遭到了毆打，便憤然辭職。
在小樽的這三個月，是這個"流浪的逸民"在北海道顛沛流離，輾轉營生收獲最大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他的思想認識的深化上。首先，他對以"新詩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的看法和態度有了變化。他從小山內薰等人編輯的雜誌《新思潮》（第一次）所登載的小說《再會》（水野葉舟作）裏了解到與謝野夫妻的私生活問題，並且開始討厭起"新詩社"的那種浪漫主義的矯揉造作來。這時，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興起，也給他帶來焦躁和不安。因為他急於擺脫生活上、經濟上的一切幹擾，以便安下心來寫作，他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願望難以實現。他在日記裏寫道："讀正宗白鳥君的《紅塵》到深夜，感慨頗深，心為之泣。餘至何日始得靜心執筆。天抑將殺我耶？然何故授吾以筆！"其次，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心增強了。在小樽他經常和小國等友人交流思想，討論問題。他對那些不關心社會思想問題的人表示了藐視的態度，認為他們是些"多麼可憐"的"庸俗之徒"。他積極地提倡"個人解放"論，他說，"我們的理想是個人解放的時代，我等的天職在於為個人解放而鬥爭"。這裏麵雖然還看不到階級論的萌芽，但是，卻可以明確地看到他對天皇製統治下的不合理現實的不滿，和為解除那種壓迫，爭取個人解放而奮鬥的覺悟。他表現出急於實現自己理想的慷慨激昂："噫，授我以劍！果然，吾將得以勇猛戰鬥；不然，給我以孤獨！"他對生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從一般的談論轉向仗"劍"而行的地步了。最後，他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他在小樽的壽亭，參加過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西川光二郎（1876-1940，後於1914年轉向）的講演會和他的茶會。他這時認為社會主義運動，是"迫在眉睫的最緊急的問題"，是"將工人，即最下層人民從資本家那裏解放出來，給他們以本來的自由"的運動，而且，承認"不論有什麼迫害，是相當深刻地滲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