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漢語
漢字的構造
漢語是世界上最獨特的語言之一。漢語之所以獨特，和漢字的構造有著密切的關係。和西方語言的音節文字不同，漢語是屬於表意體係的文字，象與字形和字意有著密切的關係。分析漢字的字形，十分有助於對漢字本義的了解。今天的漢字雖然有所簡化，但它們的功能卻沒有什麼變化。如果我們想認真學習漢語，特別是古代漢語，便有必要了解漢字形體的構造。
漢字形體的構造，傳統說法叫“六書”。據秦漢間編成的典籍《周禮·地官·保氏》部分記載說，周朝的時候，保氏（官名，掌管教育）是以六藝教授訓練國子（周朝公卿大夫的子弟）的，“六書”是六藝之一。但《周禮·地官·保氏》沒有說明“六書”的內容。到了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東漢經學家鄭眾注釋《周禮》，認為“六書”指的是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後來，東漢著名文字學家許慎在他所編著的《說文解字》一書的序言中，又提出“六書”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三個人的解釋盡管略有區別，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清朝以後，一般的人談起“六書”，大致都采用許慎的說法，但采用班固所講的次序。因此，“六書”的名稱和次序便如下：
（1）象形（2）指事（3）會意
（4）形聲（5）轉注（6）假借
許慎在解釋“六書”時，還各舉了兩個字作例子。如象形以日、月為例；指事以上、下為例；形聲以江、河為例，這些都容易理解。會意以“武”字和“信”字為例。“武”字從止從戈。《左傳》宣公十二年說：“夫文，止戈為武”，意思是以武力止息幹戈戰爭，保衛和平。這雖然是春秋時代的意思，但可以說明“武”字是會意字。“信”字從人從言，表示人說的話應當以誠信為貴。假借是本來沒有這個字，卻要依其聲而托其事。如以“令”和“長”二字為例，“令”本是發布號令的意思，後來借用為“縣令”的令；“長”本來是“久遠”的長，後來借用為“縣長”的長（讀zhǎng）。這也比較容易了解。最難懂的是轉注。古代的文字學家從許慎到清代的戴震、朱駿聲等，有各種說法，而以朱駿聲說法較有道理。他在他的名著《說文通訓定聲》一書中說：“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按照朱駿聲的說法，當古人從某個字的本意引申出另一個意義時，不去另造一個字，這就是轉注。
當然，我們應當明白，古代的人並不是先定出“六書”的原則，然後再去造漢字的。文字是社會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創造文字的並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多年許多代人積累而成，不可能事先定好條例然後再去造字。古書說黃帝史官倉頡造字，使天雨栗，鬼神夜哭，說明古人視漢字的創造為神奇。從仰韶文代遺址中出土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證明漢字在甲骨文字出現之前，已經有幾千年的發展曆史。“六書”隻是後人根據漢字的實際情況，加以客觀的分析而得出的結論。但這種分析是合乎漢字的實際狀況的，它是漢字創造和應用的邏輯結果。在上古時代，人們能夠作出這樣正確的分析是十分可貴的。這種分析會對我們學習漢語起極大的幫助作用。
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還說，“六書”是漢字造字之本，這種說法雖不夠全麵，“六書”之中，隻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是造字之法，轉注和假借則隻是用字之法，根據轉注和假借的原則並不能產生新的漢字，但卻可以使原有的漢字衍生出新的含義。除此之外，漢字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沒有表音成分的純粹的表意字（包括象形、指事、會意）；一類是有表音成分的表聲字。依據這個原則，我們可以推測出漢字的產生過程。
在文字的創造時期，象形是最基本的造字原則。象形文字是以描摹物象的圖畫為基礎，但圖畫不是或不等於文字。原始社會的人們為了表達感情、記憶事實、交流思想，常常畫出一樣東西或一件事情去告訴別人，或幫助自己記憶，卻不是簡單地表示一個概念，更沒有固定的讀音。古代傳說中的“結繩記事”也與此相類似。後來經長期的運用，直到圖畫所表示的概念固定了下來，線條也簡略而成為形象化的符號，而且和人們語言裏的詞彙發生了關係，並且有了一定的讀音，這些符號便成了文字。此外，根據現代人的研究，文字的產生，與遠古時期的巫術有極大關係，文字的創造者也主要是巫史之類的人物。倉頡便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巫史。
這類象形字雖然還帶有濃厚的繪畫意味，但它們和圖畫又有本質上的差別。後人為了書寫便利，進一步減少它的圖畫意味，加強它的符號性，於是字形就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隻要看甲骨文到金文到漢隸再到楷書的演變便可明了。
我們說象形是漢字造字的基本原則，是因為會意和形聲在多數情況下也都是以象形為基礎的。所謂會意字，常常是兩個象形字的結合。如“及”字，甲骨文寫成一個人和一隻手，象征追上的意思。又如“從”字，甲骨文寫成兩個人，象一前一後，相從隨行。形聲字也可以是兩個象形字的結合，不過其中的一個象形字不取其義，隻取其聲，將字用作表音的成分。如“沐”字，《說文解字》解釋說：“沐，濯發也；從水，木聲”。濯發即洗頭發。水和木都是象形字，“濯發”的意義雖然和木無關，但是和水有關係。所以，上古的漢字基本上是一種象形文字。
實際上，形聲是一種最能生產的造字方式。漢字發展的過程中，形聲字所占比重日漸增長。形聲字是由意符和聲符兩個部分組成。意符表示形聲字本義所屬的意義範疇，聲符表示形聲字的聲音。意符相同的形聲字，在字的意義上大都和意符所表示的事物或行為有關。最著名的，如以“貝”為意符的形聲字財、貨、資、贈、賞、賜、貸、責、貿、賒、貪、費、貴、賤等等，都是和財物有關的字。以“言”字為意符的形聲字語、談、請、謁、謀、訪、許、諾、諷、讀、訓、誨、譬、諭、論、議、誅、討、誹謗、誣等，都是和言語有關的字。謹、謙、誠、諒等字雖然是關於人的品德的，但其意義和言語的關係十分密切，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其它如從“月”的字在都和肉有關，從“口”的字都和說話有關等等，舉不勝舉。當然，意符所表示的意義範疇並不等於詞義的本身，因此意符相同不意味著詞義相同。在《說文解字》中，許慎根據當時對漢字形音義關係的理解，按照六書的原則，把篆文的形體構造加以分析和歸類，從中概括出540個偏旁作為部首，凡是同一偏旁的字都歸屬於其下，如桂、鬆、桃、李等字都在木部，江、河、湖、海等字都在水部。許慎又把形體相似或意義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這樣540部首就象分成若幹大類，成為有一定係統性的部首體係。通過這些部首，我們不僅能方便地查閱漢字，還能一見部首便可大概地了解到許多漢字所表達意義的屬性、這是許慎的重大創造，對以後文字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到秦代，由於篆字寫作繁難，隸書（楷書的前身）產生了，這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直接影響到漢字的構造，改變了篆書和篆書以前的古文字麵貌。《漢書·藝文誌》說：“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這在考古發現的秦代簡書中已經得到證明。
從漢字產生至今，漢字經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草書幾個階段。
甲骨文
指公元前十四世紀到十一世紀商朝人使用的文字，因為它們是刻寫在占卜用的龜甲和牛骨之上，所以叫做甲骨文。它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漢字。它主要出土在河南安陽的殷墟。目前已發現的刻有文字的甲骨有十五萬片之多，單個字有五千個左右。陝西扶風的周原西周早期遺址也有發現，但數量極少。在殷代甲骨文之前，漢字一定經曆了長期的發展，隻是現在我們還未發現而已。
甲骨文大都是用刀刻的；也發現過寫的，數量極少。在堅硬的甲骨上刻字比較艱難，直線形的筆畫多，弧形的少，而且筆畫的線條往往很細。一塊甲或骨的麵積有限，因而甲骨文的字一般都很小。
甲骨文有許多字，同一個字常常有不同的寫法，例如：甲骨文的某兩個字或者三個字可以寫得占一般一個字的麵積，看起來象一個字，實際並不是一個字。這種情形稱為“合文”。象形、指事、會意等造字原則在甲骨文中已廣泛運用，說明漢字當時已發展到很高水平。甲骨文雖然最古老，可是發現得最晚。上世紀末發現，到如今不過九十多年。
金文
主要指商、西周和春秋時代的青銅器上的銘文。這些青銅器以鍾和鼎的代表,所以也可以叫做“鍾鼎文”。主要是紀事、紀功文字。這些字，絕大多數是在造器的範上刻好了和器物一起鑄成的。在範上刻字比較容易，時間也從容，因此金文的筆畫有曲直、粗細的變化。青銅器銘文短的隻有一兩個字，長的有四五百字的一篇文章，象《小盂鼎》、《毛公鼎》等。
金文的許多字，同一個字也往往有不同的寫法，金文裏也有合文。漢字的造字法則在金文中有更廣泛的體現。由於時代的發展，金文從西周到戰國在字體上也有不小差別，但基本結構大致不變。所以今天我們能比較準確地識別它們。
戰國文字
指春秋晚期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戰國時代的文字，銅器銘文外，多見於陶器、璽印、錢幣、簡、帛等物。也叫“六國文字”。
戰國文字出現在簡和帛上的數量很多，都是用毛筆書寫，還有刻在石頭上的，如著名的《石鼓文》。戰國文字不象金文那麼渾厚凝重，而是趨向流暢秀麗。而且因為政治上的分裂割據，諸侯各國所使用的文字在結體上有較大差別，如齊國、楚國文字與秦國文字有顯著不同。別外，同一個字的寫法有比較大的差異以及向簡化方麵發展，在戰國文字裏表現得十分突出。有時還改換字的部件。象“定”字，金文由“宀”和“正”組合而成，戰國文字有把“正”換成“丁”，還有增加部件的。戰國（包括春秋）時代有不少器物上的文字筆畫故意增加曲折，或者粗細不一，或者在筆畫上加圓點，意在美化，並沒有意義，這些文字，就是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所說的“六體”中的古文、奇字、繆篆、蟲書等。它們用於摹刻印章、書寫幡信，或裝飾在兵器之上。它們在後代一直沿用了很久。
《說文解字》和三國魏三體石經裏的“古文”，就是戰國文字。近年隨著出土文物的增加，寫在竹簡、帛等上麵的戰國文字大量現世，人們對戰國文字有了更多的認識。
小篆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加強文化統治，實行統一文字的政策。以原先秦國使用的文字為基礎，製訂出每個字的標準寫法，廢止原山東六國文字。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車府合趙高作《爰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作為標準文字頒行全國。這種新字體一般稱為“小篆”。
經過統一整理而產生的小篆，字形比較平整勻稱，筆畫的線條組合比較簡單。秦始皇統一文字不僅在當時有現實意義，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保存小篆字體最多的便是許慎的《說文解字》共有九千三百多字。此外，漢朝一些篆書碑刻以及魏三體石經中的小篆，都是研究小篆的資料。
“大篆”與小篆相對而言，指文字統一前各國的文字，也叫“籀文”，統一前的叫做大篆，統一後的叫做小篆。
隸書
小篆雖然是官方頒布的標準字體，但使用並不方便。字體結構和策劃趨於簡潔實用是時代的需要，所以秦代出現了隸書並已具雛型。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上所書文字便可為證。有的古書上說隸書是秦始皇讓程邈所造。屬於無稽之談。從這時隸書的形體看，小篆的痕跡相當明顯，某些地方還沿襲著小篆的寫法。西漢早期的隸書也是這種樣子。如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東漢進入隸書的成熟時期，成為全社會的通用文字隸書書法藝術也達到其輝煌的頂峰。小篆隻在某些莊重的場合或碑額上才使用。到西漢未年，先秦時期的古文一般人已經認不得，需要專家才能辨認。西漢末古文經學派興起，許多用先秦古文字寫成的經書麵世後，研究先秦和秦代篆文成為古文經學家們才能勝任的工作。許慎就是當時的著名古文經學家。
隸書把小篆的弧線圓筆改成直線方筆，這是最顯著的改變。另外，從整個字的外貌看，隸書是扁方型的，筆畫有粗細的變化，跟小篆字形長方，筆劃粗細一律也大不一樣。小篆的某個形體不論在字裏哪個部位，都是一種寫法；隸書卻按書寫的便利，而有多種變化。也有相反的情形，隸書某些字裏一些相同的形體，在小篆裏卻是不相同的，這是隸書把它們合而為一了。由篆書到隸書的演變是漢字發展史上一次最劇烈的變化。隸書出現後漢字原有的象形特征幾乎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有規律可尋的方塊符號。所以，秦漢時代出現了許多文字學著作，除《說文解字》和李斯等人的著作外，還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漢元帝時黃門令史遊所作的《急就》篇，揚雄的《訓纂》篇、《倉頡訓纂》、杜林的《倉頡訓纂》等名著，但除《急就》篇外，它們大都散佚。
楷書
“楷”是楷模的意思。也稱為“正書”“真書”或者“正楷”。楷書是由隸書演化而成的。在東漢晚期就已經出現。從總體上說，楷書跟隸書沒有很大差別，主要的不同是筆畫的樣式。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漢字，便是楷書，其發展隻有繁簡之分和字數多少而已。
草書
草書有“章草”和“今草”之分。
章草也是由隸書演變而來。章草比楷書產生得早，西漢時就已經出現。最初隻叫做草書，因為傳說章草是東漢章帝時杜篤所創，所以叫章草，其實不然。它的出現，是為了寫起來方便迅速，而把隸書寫得草率簡化，漸漸成為一種新的字體，就是最早的草書，也就是章草。漢代章草的真跡可以從出土的漢簡上看到；章草一直通行到魏晉時期今草流者之前。如索靖便是漢末名家。但章草在橫和捺兩種筆形上還往往出現波磔，帶有隸書的筆意。
今草是在章草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今草進一步簡化了章草的寫法，把可能連起來的筆畫盡量連起來寫，有些字可以連作一筆寫，甚至字和字也接連而下；弧形線條特別多，筆畫難分。今草在晉朝開始出現。它的定型也經過了許多書法家的努力，如魏晉時期的張芝、衛和王羲之等。現在說的草字一般指今草。
唐朝還出現比今草更草的所謂“狂草”，這是個別書法家一種書法藝術，如懷素《自敘帖》和張旭的《古詩》帖等。他們所寫的草書，點畫飛動，氣勢連綿，如疾風驟雨，龍蛇狂舞。又多在酒醉之後書寫，號稱“顛張醉素”，故有此名。草書寫起來雖然簡便快速，但是字的形體分辯困難，容易混淆，因此沒能作為一種實用的字體通行。而主要成為書法家們的書體之一。
行書
行書是停於楷書和今草之間的一種字體，實際上是楷書的快寫。它既不象楷書規矩得一筆不苟，書寫費事；又不象草書靈活得筆畫牽連，辯認費力。如果楷書的成分多些，就叫做“行楷”；如果草書的比重大些，就叫做“行草”。行書出現於漢末，有很強的實用體，書寫比楷書省事，識別比草書容易，所以它一直和楷書並駕齊驅，為人所樂用。就書法藝術而言，東晉時期王羲之等人所寫的行書，如《蘭亭序帖》等，是我國行書藝術的高峰。
古今字、異體字和繁簡字
一般說來，一個字原則上隻應有一個形體，而不需要有兩種以上的寫法，那樣會給人帶來極大的不便。但漢字是一種有幾千年曆史的文字，使用漢字的人又非常多，直到戰國時期，單個漢字的寫法尚未定型，同音通假，甚至偏旁通假等現象大量存在，在政治上又沒有統一有力的中央政府做出規範，同時漢字和漢語本身也處在劇烈的發展演變中，因而有不少字出現了兩種以上的寫法。我們讀古代的書，常常可以見到一些字形體差別很大。今天雖然漢字實行了簡化，字的形體統一了，但如果我們要想學習古代漢語和古代文化，就必須在掌握現代簡化字的同時了解那些形體有分歧的字，這樣在閱讀古書時會減少不少麻煩。
漢字中不同形體的字可分為三大類：1、古今字；2、異體字；3、繁體字。
古今字
語言的發展，是愈晚語彙愈豐富，字也越造越多。在中國的上古時代，特別是在秦朝以前，漢字的數量比現在要少得多。殷墟甲骨文單個字雖然有五千左右，但常用的不超過二千。許慎的《說文解字》隻收了9353個字，而且其中有許多是冷僻的字，常用的字實際隻有三四千個。例如古代最通行的《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共隻用了4466個字。清朝編成的《康熙字典》，共收字47035個，但這並不能說明清朝的人頭腦中所有的概念和思想比上古的人多得多。即使在今天，我們所常用的字也不到一萬個。漢字的增多有三個方麵的原因：一是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不斷產生新字；二是各個時代逐漸衰亡不用的字仍然存在字典中；三是上古的漢字“兼職”的情況很多，常常一字多用，而後代卻不斷變化。如一個“辟”字，在秦朝以前就兼有後代的避、、嬖、譬、辟等多種意義。試看下麵的例子：
從台上彈人，而現其辟丸也。
——《左傳》宣公二年
這個意義後來寫作避。
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
——《孟子·梁惠王上》
這個意義後來寫作。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同上）。
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僻”。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論語·季氏》
這個意義後來寫作“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中庸》
此義後來寫作“譬”。
又如《說文解字》中沒有“債”字，但不等於說上古沒有“債”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當時是用“責”字表示的。又如《說文解字》裏有“扌舍字，但古代的《論語》、《孟子》等十三經裏完全沒有“扌舍”字，這個概念當時是由“舍”字表示的。因此，“責”、“舍”等字是較為古老的字，而“債”、“扌舍”等是比較後起的字。我們可以把“責債”、“舍扌舍”等稱為古今字。雖然如此，責、舍等字仍然擔負有別的職務（責任、房舍等意），交給“債”、“扌舍”二字的，隻是他們幾個職務當中的一個。
漢字中的古今字很多，如：
大太弟悌間說悅孰熟竟境共供辟避知智昏婚反返卷扌卷
其餘的讀者可以在讀書的過程中發現，此處不一一列舉。
異體字
異體字指漢字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寫法和構造，而其意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這類字，我們可以舉出多例子，如：
睹者見諭喻照火召
這種情況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上古漢字未有統一規範之前。以前，文字學家們往往根據《說文解字》，把異體字分為正體、變體或“俗體”等。凡是《說文解字》所載的，便認為是變體或“俗體”。這種分別當然比較武斷。以今天考古發掘所出土漢以前的文字而言，《說文解字》收錄的主要是當時認為比較規範的字體(是一部分而並非全部)。使用漢字的人數既多，出現一些差別也在所難免。
異體字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會意字與形聲字的差別。如“淚”是會意字，而繁體的“氵戾”則是形聲字。“岩”是會意字，而繁體的“”則是形聲字。
二、改換字義相近的意符，比如從攴束聲的“敕”，變成了從力束聲的“束力”。從係的“絝”，變成了從衣的“衤誇”等。
三、改換聲音相近的聲符。如“線”字是從戈從戔得聲，而“糸泉”則是從泉得聲了。
四、變換字中各部分的位置。有的是改變聲符和意符的位置，如“慚”變成“”，“鵝”變成“”或“鳥我”等。
有些異體字最初其意義是完全相同的，但後來有了分工。如“諭”和“喻”字，在秦朝以前和秦漢時期相互通用。但到了後來，“詔諭”、“曉諭”的“諭”不能寫作“喻”；而“比喻”的“喻”也不能寫作“諭”。原來是異體字，後來便不是異體字了。
但是，以下三種情況不能認為是異體字：
一、有些字雖然意義相近，後代的讀音也相同，但卻不能當異體字看。如“”和“置”，就“放置”的意義講二者相通，但“置”還有一些別的含義是“”所沒有的。
二、有些字相互之間的關係交錯複雜，有相通之處，也有不通之處，也不能把它們視為異體字。如“雕”、“周彡”、“凋”。“雕”的本義是鳥名；“周彡”的本義是周彡琢、繪飾；“凋”的本義是凋零。由於它們之間仍有明顯區別，表達的意義也寬窄不一。因此，它們不能算是異體字。
三、有些字的相互通用是有條件的，更不能認為是異體字。如“亡”和“無”相通；“沽”和“酤”相通。但“酤”隻能用於酤酒，“沽”則既可用於酒，也可用於別的東西，其意義之廣狹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