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美關係的選擇
——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演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
作為世界上最富強的發達國家美國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都對人類負有重大的責任。21世紀中美關係是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中美關係曆史上兩次錯誤選擇的深切教訓啟示我們：在曆史的關頭，簡單的意識形態化、忽視專家的真知灼見以及勝利衝昏頭腦，是極其有害的。
中美合作具有廣泛的基礎。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中美兩國各自不同的根本戰略利益有著內在的互補性，具有深厚的友好合作的結合點。
21世紀中美關係應選擇全麵友好合作。
我不是研究中美關係問題的專家。由於中美關係的特殊重要性，我作為一名學者同樣關心中美關係，注意中美關係。此次應邀演講，所談僅僅是一個學者的書生之見，希望不要斤斤計較某一兩句話，它可能是不嚴格的；也不具備什麼特殊的含義。希望從整體上把握精神那麼作為學術觀點，我們大家都有廣泛討論和深入思考的餘地。
人類正處在一個曆史的關鍵時刻。20世紀的風風雨雨以冷戰結束告終。可以預見21世紀將是一個更加激烈競爭和多變的世紀，同時也展現著人類和平和發展的曙光。作為世界上最富強的發達國家美國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都對人類負有重大的責任。21世紀中美關係是世人關注的焦點之一。人們可以也正在作出各種分析與預測，但是人作為萬物之靈，還有選擇，也許更重要的是選擇，選擇加上努力付諸實現就是曆史。例如帕恩斯坦先生等寫的新著《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就是最近的一種分析與預測。這種分析對不對？這種預測果真將成為現實嗎？我們的回答是：
對，能，如果人們作出非理性的錯誤選擇的話。
不對，不能，如果人們作出理性的正確選擇的話。
下麵我想作為一個學者談談一個可能的理性的正確選擇。
一、當今世界最容易犯錯誤的國家
1.第一個是美國，理由有四：
(1)冷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她認定自己大獲全勝，而沒有認識到自己在冷戰中難以治愈的創傷，勝利衝昏頭腦，容易驕傲自大；結果“驕兵必敗”；“獨大”就是霸權，必然孤立自己。
(2)美國在本世紀兩次熱戰和一次冷戰中成為強大的國家；幾代人是在有明確敵人的生活中成長的。因此，冷戰結束後有失落感；許多方麵的政策和工作似乎失去了方向。更不要說那些冷戰利益集團了。本應是開拓新局麵的機遇，但也容易自覺不自覺地留戀過去，按冷戰的邏輯去思維，中國自然成為某些人尋找新的敵人的對象。
(3)把意識形態放在處理國際事務的首要地位，本是冷戰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標誌。前蘇聯曾是十分突出的例證。不擇手段地推行她的共產主義模式，使曾經顯赫一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這是她在冷戰中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現在，美國作為冷戰勝利者，企圖在全球推行美國模式民主製度，把意識形態當作外交的基本杠杆，就可能重蹈前蘇聯的覆轍。
(4)美國是世界上十分封閉的國家，不合曆史潮流，容易作出錯誤的判斷。美國式開放是單向的，全世界都了解美國，而美國卻不了解全世界。或許對歐洲有所了解，對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對東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的乃至必要的了解，而且還有著不屑了解的自負，即使了解也是用自己的價值框架去分析判斷，怎麼會不犯錯誤呢。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正是這四個錯誤因素下冒出來的一隻氣球。
2.第二個是中國，理由有三：
(1)冷戰後，中國成為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惟一大國，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認為中國理所當然應把世界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許多在國際上受欺淩的國家人民也期待中國領頭與霸權政治對抗。中國很容易出於意識形態和道義責任成為對抗美國的力量。
(2)中國悠久而獨特的文化傳統，既是強大的內聚力，同時也包含著熱烈的民族主義精神。中國文化傳統的民族主義一個重大特點是平時中國內部常有一種“窩裏鬥”的劣根性，而一旦受到外侮，則必然團結如一人。她不具有主動侵略性，這已為幾千年特別是近幾百年曆史所證明，而具有巨大的被動反應性，所以在一百多年各種列強侵略下始終堅貞不屈而得以生存。因此，對當前國際某些反華反共逆流和霸權政治十分敏感，很容易被激發反應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從而非理性地犯錯誤。不久前，中國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可以說反映了這種情緒。
（3）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著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連續十多年兩位數的增長、使中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個台階，這既是一種鼓舞，同時也很容易產生驕傲自滿情緒，從而犯這種或那種錯誤。
中國政府認真分析了冷戰後的形勢，總結了以往的曆史經驗與教訓，在處理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時，提出“不搞對抗，減少麻煩，加強了解，增進合作”的方針。這就避免了上述犯錯誤的可能性。如果美國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則中美友好的道路必然越來越寬廣。一位美國有識之上說得好：“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敵人，你就會有一個真正的敵人。”我願毅在此再補充兩句，第一句是：“如果真與中國為敵，你就會發現中國不僅是一個不可戰勝的敵人，還是一個最難纏的敵人”；第二句是：“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朋友，你也會得到一個真正的朋友。”我們不希望美國犯錯誤，否則不僅對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而且對於美國也必將是一場災難。
二、中美關係的曆史教訓
中美關係曆史上有兩次錯誤選擇是值得注意的教訓。溫故知新，汲取教訓就可避免重犯錯誤。
第一次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中美兩國在戰爭中同盟，戰後中美關係理應進入友好合作的新時代。當時中國有兩大政治勢力：蔣介石國民黨和毛澤東共產黨。毛澤東在40年代曾與美軍駐延安聯絡小組有過很好的相處。眾所周知，毛澤東是反對斯大林幹涉中國革命的，一直得不到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信任。毛澤東在40年代某些文章中曾經寫道，中國革命的未來目標之一是建立像美國一樣的民主共和國。當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時，問及毛澤東怎樣保證共產黨不會重蹈曆代王朝那樣開始興旺最後腐敗滅亡的周期律？毛澤東堅決地回答：民主。1945～1946年間毛澤東曾經通過有關途徑表示希望訪美。但是，當時美國政府出於意識形態原因，不顧蔣介石政權是代表少數特權階層利益且已腐敗，而選擇了它，全力支持蔣介石全麵發動內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最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支持共產黨，用小米加步槍，僅用三年時間，打敗了800萬美式裝備的蔣介石軍隊。這段曆史從當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裏曼回憶錄和《艾奇遜白皮書》可以證明。由於美國政府的錯誤選擇，把毛澤東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到了反美的立場。
第二次是蔣介石王朝覆滅，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意味深長地留在南京，並且通過他當年燕京大學任教的私人關係，已與中國共產黨接觸。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曾有第一個和美國建交的準備。美國國務院也曾召開像費正請、裴斐、鮑大可等“最有頭腦的思想家”參加的全國遠東問題專家圓桌會議；會議幾乎一致主張承認新中國。這本是中美關係轉好的一個曆史良機。但是杜魯門總統沒有重視專家們的真知灼見，良機一瞬即逝。不久，朝鮮內戰爆發，隨後美國介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戰爭創傷嚴重，百廢待興。麵對著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麵臨著最艱難的選擇。現在原蘇聯的檔案已經公布，從披露的材料看，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央主要領導開始是並不主張，至少是不積極直接出兵“抗美援朝”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對國家利益負責的態度，但是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所代表的美國好戰勢力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公然宣稱鴨綠江不是中國與朝鮮的國界，也不是美軍推進的終點，並且事實上飛機已經轟炸了中國東北．企圖把剛剛出生的人民共和國扼殺在搖籃裏。結果，中國政府和人民認定”唇亡齒寒”，為了“保家衛國”，與美國直接交戰三年。這對中國國力無疑是一種巨大消耗，大大延滯了中國現化建設的進程。美國的錯誤選擇強加給中國人民的災難，激發了中華民族反應性的民族主義，全國同仇敵愾，開創了弱國打敗美國的先例，終於迫使美軍在和平協定上簽字。當時簽字的美軍統帥克拉克悲哀地承認，他是美國曆史上惟一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協議上簽字的將軍。主於美國的錯誤選擇，失去了中美關係轉機的良機，正是這場戰爭，使中美兩大民族整整交惡了一代人。
重提這些不愉快的曆史，我決無意翻出舊賬來煽動中美對立的情緒，而隻是想說，在曆史的關頭，正確選擇是多麼重要！在中美關係的正確選擇中，簡單的意識形態化、忽視專家的真知灼見以及勝利衝昏頭腦是多麼有害！
一代人的交惡的曆史影響是深刻的，不能指望一覺醒來萬事大吉。中美建交後，中美關係一波三折，好一陣壞一陣，也是合乎邏輯的事。問題是在這21世紀曙光已現的曆史關鍵時刻，中美關係能不能掀開穩定的友好合作的新一頁，對於中美兩國都是至關重要的選擇。
三、中美友好合作的廣泛基礎
友好合作不能僅靠一種願望，即使這種願望多麼良好。足夠的客觀物質基礎是十分重要的。中美關係具有這種基礎。
（1）中美兩國沒有任何地緣衝突因素。
中美是遠鄰，雖然有共同相連的太平洋。但是沒有任何領土的接壤，因此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領土爭議和其它地緣衝突因素。眾所周知，地緣衝突最容易引起民族主義熱情，由此引起的戰爭是人類曆史上最多的戰爭。中美兩國之間沒有這一衝突因素，是十分幸運和值得珍惜的。
（2）在整個曆史長河中，中美總體上是友好的。
在近代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曆史上，英、俄、日留在中國人民心中的陰影是難以磨滅的。美國沒有直接地主要地侵略過中國。雖然有《望廈條約》、《庚子賠款》等不平等條約，這主要是曆史學家研究的內容，在中國社會上沒有廣泛深刻的印象。相反，20世紀，中美兩國共同參加了兩次反侵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更是反法西斯的親密盟友。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美國給予中國巨大的援助，在中國人民心中留有長遠的良好的影響。值得指出的是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兩國實質上建立了一種戰略聯盟的關係。中國對結束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貢獻。兩次結盟對中美兩國，對世界和平都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是值得認真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