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7月15日 第一章 國內
前250年泰莊襄王即位
前250（秦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秦孝文王繼位，但三日後便死去。子楚立，這就是泰莊襄王。
莊襄王是戰國時期秦孝文王之子，名為子楚。子楚是秦昭王20多個孫子中的一個，他的生母夏姬，並不是太子安國君最寵愛的一個妻子。因此，子楚自然也不能得到他父親和祖父的寵愛，在王室中地位很低。當時，秦趙兩國為了表示和好，互相交換王子王孫作抵押，於是子楚被送往趙國作人質。後來秦國不守信用，經常派兵進攻趙國，所以趙國對子楚很冷淡。在趙國期間，子楚結識了韓國陽翟地方的大商人呂不韋。呂不韋認為作為王孫的子楚，如今在趙國作人質，處境困難。如能趁此機會助他做王位的繼承人，豈不對自己也大有好處。於是呂不韋拿出黃金1500兩交給子楚，讓他交結朋友，擴大勢力；用另外500兩買了許多奇珍異寶，送給子禁的父親最寵愛的華陽夫人，又在華陽夫人麵前竭力鼓吹子楚。而華陽夫人又無子，於是華陽夫人就認子楚為子，安國君也答應子楚是王位的繼承人，又叫人用玉石刻了一個牌子，交給子楚作為憑證。呂不韋幫助子楚取得了王太孫的地位，滿心歡喜回到邯鄲，把子楚請到家裏飲酒慶祝。在席間，子楚看上了呂不韋家裏的舞姬，便強迫舞姬下嫁。這時，舞姬已身懷有孕，不久這個美女生了個兒子，因為是正月生的，就取名叫正，正和政同音，秦國的遠祖姓嬴，所以就叫嬴政，這便是後來的秦始皇。所有有人認為，秦始皇的父親應該是呂不韋，可是秦始皇誕生的日子比預產期多了兩月，因此，一般認為秦始皇的父親應該是子楚。後來，秦以大軍包圍了趙國的首都邯鄲，趙王在盛怒之下，欲殺死人質子楚，呂不韋又拿出巨數的黃金買通守衛，子楚遂平安地逃出邯鄲。秦始皇的母親原是趙國貴族之女，惟恐受牽連，便帶著秦始皇躲了起來，遂免於一死。6年後，孝文位即位，立子楚為太子，趙國將子楚的夫人和秦始皇送到秦國。第二年，孝文帝突然去世，子楚即位，即是秦襄王，為了感謝呂不韋對他的幫助，請呂不韋做丞相，封他為文信侯。莊襄王在位3年駕崩，於是13歲的嬴政，於公元前246年，繼承王位，執掌國政。秦始皇自幼就聽謠傳他有兩個父親，對自己的生母是姬妾出身很反感，所以執政後的秦始皇將自己的生母幽禁，又逼呂不韋服毒自殺。莊襄王死後，據載："葬芷陽"。又據記載："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五裏，俗稱謂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為見子陵。"據考證，芷陽為當時秦國一個縣，轄今白鹿原。今西安市韓森寨的大土塚，若認為是秦莊襄王陵，也在芷陽的轄區內。另據筆記史料《隋唐嘉話》載："望京城東有塚，俗謂呂不韋塚，以其尖上，亦謂之尖塚，鹹亨初，有英禪師言見鬼物雲，秦莊襄王過其家索食，自言是其塚。"所以，自唐以後，一般以此筆記史料，就稱今韓森寨大塚為莊襄王的陵墓。此塚原占地4公頃，今減少為2公頃，高約17.3米。如今陵周是工業區，還有西安市動物園，有路可通陵上。
附錄：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子楚立，是為秦莊襄王。秦莊襄王以呂不韋有"定國立君"之功，任之為相(子楚，原名異人，秦昭王庶孫，太子柱庶子。在質於趙時，陽翟(今河南禹縣)大賈呂不韋認為"奇貨可居"，入秦說華陽夫人(太子愛姬，楚人，無子)立異人為嗣。異人逃歸後，楚服見華陽夫人，夫人大悅，異人更名為子楚。子楚繼位後，任呂不韋為相，封文信侯。）秦莊襄王、呂不韋繼續奉行東進方針，於次年(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以東周君與各國謀伐秦，即命呂不韋攻滅東周(時東周君居今河南鞏縣西南)。至此，東、西周皆為秦滅。又命蒙驁攻韓，取成皋、滎陽，連同西、東周故土，合建三川郡(郡治洛陽)。秦境已與魏都大梁接壤。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秦蒙驁攻趙，占領了趙國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城。王又攻韓，奪取了全部上黨地，設置了太原郡。趙、韓既敗，蒙驁即集中力量打擊魏國，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晉城)和汲(今河南汲縣西南)。魏國軍隊屢敗，魏安僖王不得已從趙國召回魏信陵君，任為上將軍，主持抗秦(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竊符救趙、解邯鄲之圍後，不敢回到魏國，留居趙國。）魏信陵君"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史記·魏公子列傳》。）魏信陵君於是率領五國軍隊(《史記正義》謂為燕、趙、韓、楚、魏等五國軍隊。)在河外大敗秦蒙驁軍隊，並乘勝追擊至函穀關而回。這時，秦雖取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但不久秦有喪，晉陽又反秦。秦之東進一時受挫。同年五月，秦莊襄王卒，太子政立，年僅十三，國事皆由相國呂不韋裁決。秦政局穩定後，繼續積極進取，於次年(公元前246年，楚考烈王十七年)，遣蒙驁率軍定晉陽。由於魏信陵君取得反秦的重大勝利，威震天下，秦引為大患，遂派人在魏安僖王麵前行反間計，詭稱魏信陵君要稱王，各國也要共同立他為王。魏安僖王果然中計，罷免了魏信陵君將軍的職務。過四年，魏信陵君病酒而死，魏勢更衰。公元前245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趙將廉頗因趙孝成王卒、趙悼襄王以樂乘代己，怒而攻樂乘，樂乘敗走，廉頗亦奔魏，後入楚，死於壽春。趙國政治局麵不穩定，國勢亦衰。其後，秦連續攻魏攻韓，占領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242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秦蒙驁率軍大舉攻魏，取酸棗(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長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縣)第二十城，初建東郡，對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圍之勢，秦壤已與齊境相接，直接威逼關東諸國。三晉首當其衝，這年，趙相、魏相會盟於柯(即阿，今山東陽穀東北)。次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繼續攻魏，占領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縣)及衛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以濮陽為東郡治所。東郡建立後，遂斷"山東從(縱)親之腰"(《戰國策·秦策四》)，各國震恐。於是，趙、楚、魏、韓、燕五國合縱抗秦形成，組成了五國聯軍，對秦主動出擊。關於這次合縱攻秦，《史記》有關篇章有如下記載：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史記·楚世家》)秦始皇六年(即秦五政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史記·秦始皇本紀》)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己時，乃相與合從(縱)，西伐秦，而楚王為從(縱)長，春申君用事。至函穀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史記·春申君列傳》)趙悼襄王四年，龐[火爰]將趙、楚、魏、韓、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史記·趙世家》)蕞，今陝西臨潼北。壽陵，史家說法不一，今人以蕞為準(楊寬《戰國史》以蕞為準，沒有提及壽陵。）《趙世家》以趙將龐[火爰]統率五國聯軍攻秦；《春申君列傳》以楚考烈王為縱長，春申君實主其事，沒有記載龐火爰]。實際上，這並沒有什麼矛盾，因為楚仍為當時一大國、強國，各國推舉楚國為縱長，當是可靠的。龐[火爰]是當時著名兵家(《漢書·藝文誌》錄有兵家《龐火爰》三篇。公元前242年，燕劇辛攻趙，龐火爰奉命反擊，殺劇辛，獲大勝)，故由他率領聯軍出擊。楊寬《戰國史》說："盡管龐火爰]是個著名的縱橫家和軍事家(《漢書·藝文誌》縱橫家著錄有《龐[火爰]》二篇，兵權謀家又著錄有《龐火爰]》三篇)，但是已經無能為力，根本沒有得到什麼成就。"當時秦國已銳不可擋，無論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黃歇(齊孟嚐君、趙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繼去世)，還是著名兵家龐[火爰]，均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戰國時期最後一次的合縱抗秦，就這樣失敗了。
398年魏王拓跋宏遷都平城
398（晉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拓跋珪命群臣議國號為"魏"，七月遷都平城（山西大同）。
拓跋宏，複姓拓跋，名宏，是北魏王朝自拓跋（王圭）以後的第六個皇帝，即魏孝文帝。他在皇興元年（公元４６７年）八月，出生於平城皇宮之內，其父獻文帝非常高興，因喜生貴子而大赦天下。拓跋宏三歲時，被立為皇太子，母親李夫人按照北魏"皇妃生子立為太子則被賜死"的規定，身遭厄運。拓跋宏在宮中奴婢撫養之下，自幼聰明，秉性孝謹，四歲時，就懂得為父親吸吮膿瘡，深受世人稱讚。皇興四年（公元４７０年）六月，二十三歲的獻文帝在永安殿暴崩，馮太後於延興元年（公元４７１年）輔佐拓跋宏臨朝聽政。在此期間內，頒行了俸祿製、三長製和均田製：
俸祿製--因北魏初年吏治混亂，官吏以自籌俸祿為名任意敲詐百姓、魚肉鄉民，故而規定官吏俸祿由政府統一籌集、分發，官吏不得自籌。
三長製--以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裏，五裏為一黨，分別設置鄰長、裏長、黨長。三長製是為取代宗主督護製而建立的基層行政組織，有利於中央集權。
均田製--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女都可以向國家領取耕種的土地，男子一人可領取露田（荒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女子可領取露田二十畝。桑田為私田，也稱永業田，死後可以傳給子孫。露田不能買賣，死後歸還官府。
這些針對當時弊政的政治改革，有利於鞏固北魏的統治，對安定社會環境，推動經濟發展方麵，是有進步意義的。太和十四年（公元４９０年）太皇太後馮氏駕崩，拓跋宏開始親政。太和十八年（公元４９４年），拓跋宏為了擺脫鮮卑保守勢力的影響，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製，決定遷都洛陽。事先他曾了解，以前北魏曆代王朝，也曾多次議論過遷都洛陽，但都因為遭到鮮卑貴族保守勢力的反對而被擱置了。因此這次遷都，他決意密而不宣，召集群臣，聲稱要調集大軍南征。於是拓跋宏全副戎裝，率領三十萬人馬從平城出發，渡過黃河，進駐洛陽。有一天，文武百官紛紛跪在馬前，叩頭諫止南征，有一個鮮卑貴族拓跋休聲淚俱下，苦苦哀求不要南征，並訴說以前北魏軍隊南征時，在淮河岸邊屢遭慘敗，屍體堆積如山的教訓。拓跋宏聽罷以後，滿臉怒容地對群臣說："這次南征，興師動眾，不可勞而無功。不南征，便遷都。列位愛卿可以表示意見，讚成遷都的站在左邊，讚成南征的站在右邊。"多少年來，文武百官一提起南征，都嚇得魂飛魄散，盡管心裏不太讚成遷都，但在選擇南征和遷都兩件事中，自然要避重就輕，選擇後者。因此，都不謀而合地站到左邊。於是，這些人都中了拓跋宏之巧計，大軍便停駐洛陽，勝地完成遷都夙願。
遷都洛陽以後，鮮卑貴族穆泰、陸睿陰謀在平城另立朝廷，同洛陽分庭抗禮；大太子拓跋恂在舊勢力的慫恿下，密圖從洛陽逃回平城參加叛亂，但拓踐宏的改革已深入人心，叛亂者很快就被平息，太子拓跋恂被廢，並被賜死。此番從平城遷到洛陽的人口約有百萬，均稱"代遷戶"。朝廷頒旨規定："代遷戶"一律改為洛陽籍貫，死後要葬在洛陽北邙山。用漢族服飾代替鮮卑服，朝中禁用鮮卑語，並改鮮卑姓為漢姓，皇室原姓拓跋改姓元，其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陸、賀賴氏改姓賀、獨孤氏改姓劉、賀樓氏改姓樓、忽忸於氏改姓於、紇奚氏改姓嵇、尉遲氏改姓尉，合稱八姓。提倡鮮卑貴族同漢人士族通婚，拓跋宏自己就娶了崔、盧、鄭、王四姓的女子做後妃，又為五個弟弟娶了漢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並把幾個公主都嫁給漢族大姓，僅範陽盧氏一家就娶了三位公主。
孝文帝拓跋宏的一係列改革，推動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經濟的向前發展，促進了鮮卑族同漢族的融合，使得鮮卑族進一步漢化。因此魏孝文帝可稱為是鮮卑驕子，是個開明君主，在各個民族融合，互學先進經驗，推動曆史發展方麵，做過很大貢獻。
附錄：
拓跋宏，複姓拓跋，名宏，是北魏王朝自拓跋（王圭）以後的第六個皇帝，即魏孝文帝。他在皇興元年（公元４６７年）八月，出生於平城皇宮之內，其父獻文帝非常高興，因喜生貴子而大赦天下。拓跋宏三歲時，被立為皇太子，母親李夫人按照北魏"皇妃生子立為太子則被賜死"的規定，身遭厄運。拓跋宏在宮中奴婢撫養之下，自幼聰明，秉性孝謹，四歲時，就懂得為父親吸吮膿瘡，深受世人稱讚。皇興四年（公元４７０年）六月，二十三歲的獻文帝在永安殿暴崩，馮太後於延興元年（公元４７１年）輔佐拓跋宏臨朝聽政。在此期間內，頒行了俸祿製、三長製和均田製：
俸祿製--因北魏初年吏治混亂，官吏以自籌俸祿為名任意敲詐百姓、魚肉鄉民，故而規定官吏俸祿由政府統一籌集、分發，官吏不得自籌。
三長製--以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裏，五裏為一黨，分別設置鄰長、裏長、黨長。三長製是為取代宗主督護製而建立的基層行政組織，有利於中央集權。
均田製--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女都可以向國家領取耕種的土地，男子一人可領取露田（荒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女子可領取露田二十畝。桑田為私田，也稱永業田，死後可以傳給子孫。露田不能買賣，死後歸還官府。
這些針對當時弊政的政治改革，有利於鞏固北魏的統治，對安定社會環境，推動經濟發展方麵，是有進步意義的。太和十四年（公元４９０年）太皇太後馮氏駕崩，拓跋宏開始親政。太和十八年（公元４９４年），拓跋宏為了擺脫鮮卑保守勢力的影響，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製，決定遷都洛陽。事先他曾了解，以前北魏曆代王朝，也曾多次議論過遷都洛陽，但都因為遭到鮮卑貴族保守勢力的反對而被擱置了。因此這次遷都，他決意密而不宣，召集群臣，聲稱要調集大軍南征。於是拓跋宏全副戎裝，率領三十萬人馬從平城出發，渡過黃河，進駐洛陽。有一天，文武百官紛紛跪在馬前，叩頭諫止南征，有一個鮮卑貴族拓跋休聲淚俱下，苦苦哀求不要南征，並訴說以前北魏軍隊南征時，在淮河岸邊屢遭慘敗，屍體堆積如山的教訓。拓跋宏聽罷以後，滿臉怒容地對群臣說："這次南征，興師動眾，不可勞而無功。不南征，便遷都。列位愛卿可以表示意見，讚成遷都的站在左邊，讚成南征的站在右邊。"多少年來，文武百官一提起南征，都嚇得魂飛魄散，盡管心裏不太讚成遷都，但在選擇南征和遷都兩件事中，自然要避重就輕，選擇後者。因此，都不謀而合地站到左邊。於是，這些人都中了拓跋宏之巧計，大軍便停駐洛陽，勝地完成遷都夙願。
遷都洛陽以後，鮮卑貴族穆泰、陸睿陰謀在平城另立朝廷，同洛陽分庭抗禮；大太子拓跋恂在舊勢力的慫恿下，密圖從洛陽逃回平城參加叛亂，但拓踐宏的改革已深入人心，叛亂者很快就被平息，太子拓跋恂被廢，並被賜死。此番從平城遷到洛陽的人口約有百萬，均稱"代遷戶"。朝廷頒旨規定："代遷戶"一律改為洛陽籍貫，死後要葬在洛陽北邙山。用漢族服飾代替鮮卑服，朝中禁用鮮卑語，並改鮮卑姓為漢姓，皇室原姓拓跋改姓元，其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陸、賀賴氏改姓賀、獨孤氏改姓劉、賀樓氏改姓樓、忽忸於氏改姓於、紇奚氏改姓嵇、尉遲氏改姓尉，合稱八姓。提倡鮮卑貴族同漢人士族通婚，拓跋宏自己就娶了崔、盧、鄭、王四姓的女子做後妃，又為五個弟弟娶了漢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並把幾個公主都嫁給漢族大姓，僅範陽盧氏一家就娶了三位公主。
孝文帝拓跋宏的一係列改革，推動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經濟的向前發展，促進了鮮卑族同漢族的融合，使得鮮卑族進一步漢化。因此魏孝文帝可稱為是鮮卑驕子，是個開明君主，在各個民族融合，互學先進經驗，推動曆史發展方麵，做過很大貢獻。
1624年左副都禦史楊漣抗疏劾魏忠賢被投入獄
東林黨中的楊漣。東漢黨人、明末東林黨人均以鏟除宦官集團為其鮮明的政治特色,他們因此被宦官誣以"黨人"而慘遭迫害,其領袖人物大多死於獄中。生死之際,黨人所表現出的氣節與風範,確非常人所能為。
東漢黨人最著名的是陳蕃、李膺、杜密、範滂諸人。陳蕃在第一次黨錮之禍既成的肅殺之氣中，上書直斥桓帝拘捕黨人無異秦之焚書坑儒，極言李膺等人為"死心社稷"之臣，不可囚禁，並自申其誌曰："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屍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采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後與外戚竇武合謀欲盡誅宦官,事泄,情急之下,陳蕃竟以70餘歲之身,僅率下屬、門生80餘人拔刃入宮,與宦官論理,即日為宦官所害。李膺不奏請朝廷即誅殺大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後,在朝堂之上麵對桓帝的責難,義正辭嚴地回答道：張朔雖死,主凶未擒,"特乞留五日,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他所謂的"元惡"顯然指權傾一時的張讓。第二次黨錮之禍起，大捕黨人,鄉人勸其逃亡,李膺卻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於是主動投獄而死。李膺之語，足見其激越之氣。然而，黨人並不矯情，他們確實是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前有秦的焚書坑儒之禍，近有楊震、李固、杜喬等三公與外戚、宦官抗爭而最終慘死的事實。李膺等人對政治形勢的嚴酷，以及自己可能遭到的迫害是清楚的。但一腔激情使他們不能自已。驅使他們勇往直前的內在動力是澄清天下之誌，以天下是非風教為己任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較之東漢黨人，明末東林黨人生死觀的思辨色彩較濃。他們中的不少人長期在書院講學，著述較多，得以從容論道。東林諸君中以顧憲成的生死觀最有代表性。他在《小心齋劄記》中闡述其核心思想曰：人有無形生死、有形生死，"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人身"與"人心"，實即形體與精神。人若僅以形體之生死為念，則生為徒生，死為徒死，"情欲勝而道義微，不過行屍走肉而已，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道義勝而情義微......固已超然與造物者遊矣"。道義在身，即可超越肉體之生死，追求有價值的道德化的人生。道義與生命相比較，自然是舍生取義。高攀龍解釋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曰："當死便死"，即為道義而獻身。他強調："雖殺身也要成得一個仁才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東林諸君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殉道之途。
天啟五年（1625）楊漣、左光鬥等六人下獄。楊漣秉性剛直峻烈，魏忠賢派人刺殺未成，即知將不免於難，但他仍義無反顧地與之抗爭。他堅信"人生夢幻，忠義千秋不朽"。其《獄中絕筆》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楊漣等六君子受盡酷刑死於獄中後，次年，又捕高攀龍、周宗建、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升、周起元七人。高攀龍聽到周順昌已被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遂投水自盡，繆昌期等人均慘死獄中。高攀龍留下遺書兩封，其一為《別友柬》："仆得從李元禮、範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他所為"幻質"與楊漣"人生夢幻"意同。而"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似有佛教意味。對此，劉宗周認為："先生之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這是符合高攀龍原義的。他是從"一生學問"即儒學中尋求精神動力，而不是從佛教教文中得到解脫。
東漢黨人"或死或刑數百人"，牽連受迫害者數千人。東林黨人僅天啟五年左右，下獄而死或遣戍者百餘人，受牽連遭迫害者千人以上。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酷刑與死亡的威逼下，他們與凡人一樣，對親朋摯友有著無限的依戀，同時對自己終生信奉的道義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懷疑。盡管史籍中此類史料較少，但我們仍可從中捕捉到黨人微妙而複雜的心態。
範滂在獄中與母親、兒子訣別時，母親以豪言為之壯行，但他內心仍不自安，回頭對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性善說是儒家禮治說立論的根據，從善去惡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原則之一。範滂在第一次入獄時麵對宦官"何以結黨"的詰問，答複即是"聞仲尼之言'見善若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表現出他對儒家道義的執著追求。而此次劫難必死無疑，麵對幼子（範滂此時33歲），他既不願其棄善從惡，但自己終生向善，下場又如何？萬千心緒，難以言說。範滂淒楚無奈的心態，在1400餘年後的東林黨人那裏，以詩文的方式表現出來："世事渾如夢，貽經累後生"，"寄語兒曹焚筆硯，好教犁犢聽黃鸝"，"卻怪登車攬轡者，為予灑淚問蒼穹"。"登車攬轡者"是指範滂，他在擔任清詔使案查地方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當時是何等的躊躇滿誌，最終卻命喪囹圄。儒家倡導修齊治平，而篤行此道的士大夫不僅不能治國，反而被害。李膺、範滂等人的悲劇再次重演，這不能不使東林諸君困惑萬分：自己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是否還要教育後代走這條路？剛烈如楊漣者，在受盡酷刑後，亦曾呼喚其家人至身邊曰：回鄉後"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這些號稱"血性男子"的"剛腸鐵石人"也有難以割舍的親情。家中父老妻兒，無一不令他們牽腸掛肚："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繆昌期有《就逮詩》八首，六首以《痛親》、《痛弟妹》、《慰妻》、《示兒》、《慰女》、《慰妾》題名，足見其生死關頭的痛楚心境。他們明白不能幸免於難後，便慷慨赴死。道義與生命兩相比較時，他們選擇的是前者，正是楊漣所謂"求仁得仁"。他們有凡人情懷，但骨子裏是君子人格、大丈夫氣概，所以，最終能以鋼鐵般的意誌坦然地麵對死亡："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正如顧憲成所言，以無形生死超越了有形生死。他們堅信"他日清朝應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青史留名，忠義永存，"常留日月照人心"，他們便死而無憾了。
二
儒學被尊奉為正統學說後，中國古代無人不受其熏陶。儒家的生死觀深沉凝重，賦予生死以濃重的道德色彩。道義重於生死，而儒生是天經地義的殉道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因而，從先秦到明清，各種名目的殉道者代不乏人。而作為士大夫集團與邪惡勢力抗爭而最終集體殉道之舉，在中國古代社會則僅有東漢黨人、明末東林黨人兩例。作為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其意義何在？筆者認為，東漢黨人與東林黨人的集體獻身，鑄就與鍛造了中國的士大夫精神，同時，他們的以道循道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思想上的保守與行為上的守舊。
東漢黨人是中國政治舞台上首次以毫不妥協於邪惡勢力姿態出現的士大夫群體形象。士大夫即知識型官僚在春秋戰國時已出現，以經明行修為特點的士大夫階層亦即儒生士大夫則於西漢中期以後逐步發展壯大，東漢時期在政治生活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士大夫精神則是在東漢中後期亦即士大夫集團形成一種富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後逐漸形成的。先於李膺的楊震、李固、杜喬等三公以其悲壯的死驚動士林，但那畢竟是個別人的行為，未成氣候。桓靈時期則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抨擊宦官的風潮，黨人理所當然地為其冠。先秦儒家倡導的"士誌於道"的儒生特質，通過他們大張旗鼓的政治實踐及集體獻身而充分地昭示於天下。他們是知識群體形象的首次登台，且是以生命而不是筆墨去詮釋儒家道義，從而鑄就了中國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的鮮明特色即以天下為己任。
較之東漢黨人，明末東林黨人的集體殉道則是對士大夫精神的磨礪與淬火。同為王朝末世，同為士大夫與宦官的鬥爭，東林黨人麵臨的政治形勢比東漢黨人更險惡。這種險惡不僅來自於對手的強大，更來自於士大夫本身的世俗化。魏忠賢集團的專權暴虐空前絕後，士大夫"不修士行"，投靠魏忠賢門下者不計其數。故有學者認為此期是"士無特操"，"士人的人格普遍泯滅"。而恪守儒家道統的東林黨人麵對士風日下之勢，重新倡導學者以整齊天下為己任，並率先垂範，這與東漢黨人以天下是非風教為己任一脈相承。繆昌期《檻車》詩中曰："嚐讀（李）膺（範）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夙根深"三字傳神地道出了兩者在思想深處的契合。高攀龍、繆昌期均以"與李膺、範滂同遊地下"為榮。東漢黨人的悲劇性結局擺在那裏，但東林黨人偏偏仍走這條路。東林黨人在晚明舉世皆濁的士林中高自標置，弘揚正氣，確立起了自己的正麵形象。鄒元標強調："人生天地間，隻是一副真骨頭，真精神。""吾輩所恃一生千生，此真精神耳。"他所說的"真精神"乃指儒家堅定不移的道德追求。這種追求至死不渝。左光鬥的門生史可法曾買通獄卒，見到倍受酷刑後彌留之際的左光鬥，隻見左光鬥"席地倚牆而坐，麵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嗚咽。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即先撲殺汝......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鑄就也！"史可法後來成為抗清名將，左光鬥對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高攀龍的弟子華允超在崇禎朝間直言敢諫，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時即備棺而待。薪盡火傳，東林諸君以天下為己任，為道義萬死不辭的士大夫精神不絕如縷地延續下去。
然而，東漢黨人、東林黨人為之獻身的"道"，其實際內容是什麼呢？顧憲成講得最簡明："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即儒家所倡導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則，其核心內容是君臣等級製度。黨人之所以與宦官展開殊死的搏鬥，即是因為宦官以卑賤奴仆之身執掌國家權柄，妨礙了皇權的正常運作，阻塞了士大夫正常的仕進之路，也違背了綱常倫理。黨人以死與宦官抗爭，捍衛的是君主的尊嚴與國家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忠君情懷在東林黨人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楊漣在受盡酷刑之後，痛恨的是奸佞迫害，使皇帝蒙枉殺臣子之名。他自己是死而無怨的："漣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然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不虛養士也。"循此我們可以了解他守師訓，效先哲的特點，這也是東林黨人的共同特征。而正是這種特征決定了他們的根本局限。他們認為孔子之道是"萬世無弊"的真理，儒生隻須精研義理，力行其道即可，儒家經典本身不容懷疑，儒學原理不可改變："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隻作聰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隻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對儒經無條件的崇拜，使得他們在儒學傳承中缺乏創新，行為上循規蹈矩，難以越出傳統道德的雷池。馮從吾道："宋儒雲：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餘亦雲：人不學仲尼，萬古如長夜。"一種思想若長期流傳，那可能是思想家的幸運，卻是社會的大不幸。它說明社會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孔子之道於中國社會正可作如是觀。東林黨人批評東漢黨人忠義不足，他們以更正宗的儒學信徒出現，難道不是士大夫的悲哀，中國的悲哀嗎？作為知識的傳承者與創造者，民族的文化精英，國家政治事務的主要擔當者，士大夫的道德追求與精神風貌千年不變，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緩慢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東漢黨人與東林黨人坦然而死，凜凜正氣光照千古。然而他們為君主盡忠殉節，隻代表君子的氣節與風範，"並不代表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一切都要從他們所終生恪守的儒學中得到解釋。對儒家道義的堅定追求成其高峻，對儒家學說的崇拜盲從又定其卑微。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附錄：
魏忠賢殺害了楊漣、左光鬥後，掌握了朝政大權。他把迎合他的官員和徒子徒孫統統提拔起來，擔任朝廷要職。有的幫他出謀劃策，有的專門幹特務殺人的勾當。民間給他們起了一些綽號，叫做"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
魏忠賢權力大得不得了，無論是朝廷和地方的官員，要想保住位子，就得向他奉承。魏忠賢出門的時候，排場跟皇帝一模一樣，大家也把他當皇帝看待。封建時代把皇帝稱做"萬歲"。魏忠賢不是皇帝，不能叫他"萬歲"。有個官員把魏忠賢稱作"九千歲"，魏忠賢聽了很高興，重賞了那官員。打那以後，魏忠賢就成了"九千歲"了。還有個浙江的巡撫，為了討好魏忠賢，給魏忠賢造了個祠堂。一般祠堂都是為紀念死去的人造的，魏忠賢還活著，就造起祠堂來，所以叫做"生祠"。這樣的怪事一出來，就有人反對，魏忠賢把反對的人革了職。各個地方官怕得罪他，紛紛造起魏忠賢的"生祠"來。
那個時候，朝廷上下都是閹黨和迎合閹黨的官員，稍微有點正義感的人不願意跟他們同流合汙，都辭了職。有個官員周順昌，看不慣閹黨橫行，請了長假回蘇州閑居。公元１６２６年，魏忠賢又一次大捕東林黨，兵士押解了一個東林黨官員路過蘇州，周順昌替他擺酒席送行，在宴席上指名道姓大罵魏忠賢。押送的兵士回去，報告了魏忠賢。魏忠賢大怒，命令東廠派出兵士，由南京巡撫毛一鷺帶領，到蘇州捉拿周順昌。
東廠到蘇州抓人的消息一傳開，轟動了蘇州市民。二十多年前，蘇州市民在葛賢的領導下，曾經跟稅監鬥爭過。現在魏忠賢的特務又到蘇州來抓人，怎麼不激起大家的氣憤。再說，周順昌為反對閹黨遭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所以到了東廠兵士到蘇州的那天，蘇州成千上萬市民擁上街頭，聲援周順昌。
大家攔住毛一鷺的轎子，推了幾名秀才向毛一鷺請願，要求取消逮捕周順昌的命令。毛一鷺見群眾聲勢浩大，嚇得滿頭大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旁邊的兵士著急了，他們把手裏的鐵鐐往地下一扔，厲聲嚇唬說："我們是東廠來的，誰敢阻擋！"
鐵鐐發出"當啷"的聲音，市民們被激怒了。有人站出來責問兵士說："你們不是說奉皇上的聖旨抓人嗎？原來是東廠搞的鬼！"
兵士還來不及回答，群眾都高叫起來："原來是東廠來的奸賊！"大夥一麵叫，一麵向毛毛一鷺和兵士衝過去，聲音像山崩地裂一樣。這些平日仗勢欺人的兵士嚇得東奔西竄，想逃出群眾的包圍。憤怒的群眾趕上去，把他們揪住，劈頭蓋腦地痛打。一個兵士被擊中了心窩，倒在地上滾了滾，就斷了氣。其餘的兵士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滾帶爬地逃走了。
市民們痛打了兵士，一不做，二不休，要找毛一鷺算賬。毛一鷺還算乖巧，早鑽出轎子，趁人群亂轟轟的時候，脫了官服，從一條小巷裏溜出去，正見到前麵有一個糞坑，也顧不得體麵，鑽到臭氣熏天的糞坑角落裏。直到市民群眾散去，隨從們才從糞坑邊把嚇昏了的巡撫拖了出來。
東廠特務逃回去後，立刻向魏忠賢哭訴。魏忠賢哪肯罷休，命令毛一鷺派兵到蘇州鎮壓。他們把那天帶領市民暴動的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人抓進監牢，加上一個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定了死罪。
當五個人被押到刑場就義的時候，他們神色自若，還指著魏忠賢、毛一鷺的名字大罵哩！
他們犧牲之後，當地人民出了錢，從劊子手那裏領回屍體，把他們安葬在虎丘東邊的山塘上。後來，還立了墓碑，碑上寫著"五人之墓"。
這次暴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是打那以後，東廠的特務看到了群眾的力量，再不敢竄到各地亂抓人了。
附錄：
1．市井無賴自閹勾結客氏亂宮
明隆慶二年(1568)正月。
子牙河流域，冰封雪飄。
河間肅寧(今河北肅寧)一個魏姓的貧寒農家，隨著送年的鞭炮聲，又多了"哇哇哇"的嬰兒啼哭聲。
這個新生嬰兒就是以後臭名昭著於史的魏忠賢。
魏忠賢初名進忠，號完吾，從小就"猜狠自用，喜事尚諛"。他家境清苦，目不識丁，卻好逸惡勞，吃喝嫖賭，無所不為，成為遠近聞名的市井無賴。他也曾娶妻馮氏，並生一女。後在一次賭博中失利，為群小所欺，隻好跑進市肆的酒店裏躲藏，那些賭徒們不甘罷休，就三天兩頭到他家索要辱罵，使虛榮心極強的魏忠賢大失體麵，深感在家鄉再也無臉見人，於是萌生起了到京城當太監的念頭。
當太監，時人多認為是件不光彩的事。但在封建專製主義製度之下，他們卻可以接近皇帝，一旦獲得寵信，就可顯赫一時，生活上還可享盡榮華富貴，七大姑八大姨都能跟著沾光。這就使一般好吃懶做之徒羨慕不已。於是，進宮當太監，在當時也就成了一種"時髦"。不但一些普通百姓，甚至有些富貴家子弟或為官者，也都私自閹割了自己或閹割了兒子，以求入選皇宮。盡管朝廷多次對自宮者加以懲處，但一麵禁止自宮，一麵卻又大批錄用自宮人，當然也就禁不住。到了明朝後期，宮內的太監多至十萬，為圖權勢和富貴而自宮的人就越來越多，甚至有的村數百人，幾乎全村都自宮。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22歲的魏忠賢，瞞著家人自行閹割了，隨即改為姓李，名早李進忠，拋下妻女，來到京城，不久被送入宮中，開始了他的太監生涯。
初為太監，李進忠在太監孫暹手下當差，做些雜役。但他善阿諛，很快就通過當權宦官被調入甲宗庫，不久，他又投在太監魏朝門下，極盡討好奉承之能事。魏朝便多次在大宦官王安麵前說他的好話，於是王安對李進忠也漸生好感，以至十分相信，由他安排，李進忠便當上了後宮王才人的辦膳太監。王才人是神宗朱翊鈞的長孫朱由校的生母。李進忠由此又有了接近那位未來皇帝的機會。李進忠雖屬無賴，卻也有常人不及之處，他"能右手執號，左手彀弘，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且辦事勤快又恭順聽話，比起那些隻會低三下四、花言巧語的太監來，他自有一番狡黠之處。恰好年幼的朱由校貪玩不喜歡讀書，每每見到雖不識字卻有身武藝的李進忠，反倒覺得他粗猛可愛。李進忠因此也得以施展伎倆，常導以倡優聲妓、狗馬射獵，漸漸把個朱由校哄得十分愜意，遂成了深受這位皇長孫信用的太監。
明朝後期的皇帝大都昏庸無能，神宗即位時年僅10歲，他母親李太後把朝政和學業全委托給張居正。張居正不負重托，身為首輔，厲行改革，使內外事務，皆有起色，大有"中興"之勢。張居正主政十年，府庫充盈，邊疆靖寧，民間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張居正死後，神宗無人約束，昏庸本色漸露，日夜飲酒作樂，又貪財好色，就在李進忠當太監那一年，他竟不再臨朝理政長達二十幾年。在這二十多年中，在統治階層內部發生重大混亂，朝臣士大夫們分成兩大黨派，互相攻擊。大致來說，這兩黨主要是，一方是齊、楚、浙三黨，一方是東林黨。這裏所謂黨，並不存在什麼不得了的嚴密組織。齊、楚、浙隻是封建同鄉的集團，而東林呢，則是因為吏部郎中顧憲成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開始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批評人物，以輿論力量對抗異黨，在朝的一部分當權官員，頗與之通聲氣，於是便有東林黨之稱。這兩黨鬥爭相互消長，使得朝政大事的奏報批複，隻得交由內侍裏外傳達。神宗概不理會。從此，司禮監的太監在實際上掌握了一切，有"真宰相"之說。太監如此得寵，也就使得諸如李進忠之流的本無治國之才的奸佞小人有了飛黃騰達的條件，其竊權作惡的罪惡勾當也就隨之得逞了。
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下午，發生了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一名受人指使的凶手闖入慈慶宮(太子朱常洛所居的宮殿)，企圖棒殺太子。在追查這宗案件的過程中，原為"爭國本"(立太子)而早已形成的兩黨朝臣，又展開了激烈的明爭暗鬥。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鈞駕崩。九月初一晨，即位才一個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又突然地在乾清宮去世了。由此而引發的"紅丸案"和"移宮案"使兩黨之爭更趨激烈。年僅16歲的朱由校被東林派拉出來登上皇位，是為明熹宗，年號天啟。這迅速變化的形勢，使得李進忠所多年討好的主子當上了皇帝，自然也給他帶來了出頭之日。從此開始了明朝曆史上的魏忠賢專權亂政的局麵。
朱由校即位以後，生活起居全由太監王安負責照料。但是不久，人們發現，這個16歲的皇帝真正倚靠的，卻是他的乳母客氏。這位客氏本是定興(今屬河北)農民侯二的妻子。萬曆三十三年（1605），她生第二胎女嬰未能成活，恰在此時，宮中為即將出生的朱由校尋找奶媽。客氏以奶汁稠厚、貌美體健被選中、於是這位18歲的農婦當了剛剛出生的皇長孫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心靈嘴巧，遇事機敏，甚得由校生母王氏的信任。兩年後，侯二一命嗚呼，客氏回家草草安葬了丈夫，又回到宮中，哺乳繈褓中的朱由校。後來，她與太監魏朝結成相好，越發在宮中安下心來。朱由校的父親朱黨洛在萬曆年間處境艱難，其生母王選侍(即沒有封號的宮嬪)又為常洛寵妾李選侍淩辱至死。因此，朱由校從小孤苦無依，既缺父愛，又乏母愛，每天隻能依偎在客氏的懷裏，聊以度日，客氏把由校當成心肝寶貝，加倍培育，兩人的感情十分濃厚。每天吃飯睡覺，要是沒有客氏在旁邊，朱由校是絕對不能安心的。所以，朱由校一登上皇位，便決定好好報答這位三十多歲的"老太太"，封客氏為"奉聖夫人"。按明代宮例，宮內女婢、媼褓等應住西二所，但客氏卻被破例允許住在鹹安宮，每天早晨都到乾清宮照顧皇帝起居飲食，還以她的名義進"家膳"。熹宗對她賞賚甚厚，一次就賜於她"人參一貸，約重二三十斤。"天啟元年(1621)夏，熹宗"特旨"允許客氏可隨時出宮回私邸。每次出宮回宅(在今北京西城豐盛胡同)隨行護衛達數百人，宮中內侍要跪叩迎送。出宮後，換乘八台大橋，街上且必戎嚴禁行。客氏在宮中，每日皆濃妝豔抹，來往乘小轎，儼如嬪妃，"自視為聖上八母之一"。熹宗對客氏寵惠有加，客氏便威權日盛，這位"聖母"竟成為李進忠攀援的一根繩索。
當時宮中太監王安、魏朝都是熹宗寵信的紅人。客氏早與魏朝私通。李進忠先投魏朝，進而又拉攏魏朝，與魏朝稱兄道弟。李進忠既與魏朝接近，又千方百計設法與客氏勾搭上，曲意奉承，漸漸地客氏便有些討厭魏朝，而李進忠得以專寵。一天晚上，李進忠和魏朝在乾清宮的暖閣上喝醉了酒，爭著擁抱客氏，互相對罵，爭吵的聲音一直傳到熹宗的耳朵裏。當時正值深夜，熹宗己上床躺下，就命他倆人跪在禦榻前聽候發落。客氏久已厭倦了魏朝，熹宗也看出這點，於是斥退魏朝，把客氏給了李進忠。不久，李進忠依靠客氏之助，由惜薪司(掌管薪、炭）遷司禮監任秉筆太監，負責掌理內外奏章，依照閹票批朱等事件。按說不識字的李進忠是不能當此任的，這隻是因為客氏的緣故，才有此破例。為此，又恢複"魏"姓，禦賜名忠賢。從此以後，魏忠賢與客氏更情愛日篤。"客氏置一第在席市街北，忠賢置第街南，相去數武。春日遊西苑，瀝酒私誓，他年予告歸，願同居偕老於此。"此後，凡設陰謀詭計，魏忠賢多與客氏商議，再由客氏從中促成。不識字的魏忠賢靠客氏的蔭護進入了最有權勢的部門，野心也隨之勃然，進而與客氏加緊勾結，欲對往日結怨的宮中後妃和太監進行掃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