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2月18日 第一章 國內
1294年2月18日元世祖忽必烈去世
忽必烈是元朝的建立者，成吉思汗的孫子。1215年生，1260年即位。他一生的主要功績是：（1）結束了從五代到遼金的分裂局麵，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元朝；（2）改革了蒙古舊製，推行封建化政策；（3）致力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釋奴為民，安定了社會；（4）加強了中央對邊疆地區的控製，鞏固並發展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5）支持、促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由於忽必烈統治有方，使元朝一度人丁興旺、經濟繁榮。忽必烈也犯有嚴重的錯誤，如堅持民族歧視，抵製漢族文化，連年對外用兵等等。特別是壓製漢族和在蒙古人中搞特權，造成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怨沸騰，起義不斷，為以後元朝的衰亡種下了禍根。
附錄：
元朝的創建者。拖雷正妻唆魯禾貼尼的第二子。忽必烈為藩王時，便熱心於學習漢文化。1251年，長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親，受任總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南駐爪忽都之地。他先後任漢人儒士整飭邢州吏治，立經略司於汴梁，整頓河南軍政，並屯田唐、鄧，收到積極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陝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這裏任諸儒臣興立屯田，興複吏治，恢複農業，建立學校，進一步取得北方漢族地主階級對他的擁護，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會基礎。
同年，忽必烈受命與大將兀良合台遠征雲南，滅大理國。1258年蒙哥興師伐南宋，授命忽必烈代總東路軍。1259年9月，忽必烈率師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線病逝的消息傳來，忽必烈仍揮軍自陽邏堡渡長江，圍鄂州（今湖北武漢），並以軍接應從雲南北上的兀良合台軍。這時，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裏不哥擅自征兵圖謀汗位，忽必烈立即采納漢人郝經的獻計，與宋約和，輕騎北返燕京。
1260年3月，忽必烈在部分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於開平，建元中統。在中央設中書省，以王文統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設10路宣撫司，任漢人儒士為使。同年五月，阿裏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諸王擁戴下，稱大汗於和林。忽必烈以漢地豐富的人力、物力為依托，出兵擊敗阿裏不哥。在與阿裏不哥鏖戰的同時，中統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乘機叛亂，被忽必烈迅速鎮壓。李的叛亂引起忽必烈對漢人的猜忌，於是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如廢除漢人諸侯的世襲製度，削弱這些家族的軍權，在地方上實行軍民分治等等，一方麵以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麵則可嚴密對漢人的防範。此外，又在各級政權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權，使與漢人官僚相互牽製。中統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為至元。經過從中統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損益，新王朝的各種製度大體上確立下來。至元八年（1271），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國號為大元。次年，確定以大都為首都。中央集權政治的重新確立，恢複了正常的統治秩序，對人民的賦役剝削限製在一定的數額之內，並采取了一些有利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措施，如立司農司、墾荒屯田、興修水利、限製抑良為奴等。但是，這個政權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後舊製。這些製度在元代始終保留下來，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使元代的社會矛盾愈益激化。同時，忽必烈又積極著手消滅南宋的戰爭，至元十一年，命伯顏大舉伐宋。十三年，下臨安，十六年最後消滅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殘餘勢力，完成了全國的大統一。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統治全國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國疆域的規模。
全國統一後，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黷武等消極因素都有了發展。他重用回回人阿合馬。阿合馬從中統初便主管中央財政，多方搜刮，權勢日重。後阿合馬獨擅朝政。十九年，大都發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殺阿合馬事件。此後，忽必烈又先後任盧世榮、桑哥專理財政，都以失敗而告終。同期，忽必烈接連派遣軍隊遠征日本、安南、占城、緬甸與爪哇，都遭到失敗。但抗擊海都、篤哇等西北諸王的侵擾和平服東北諸王乃顏叛亂，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病逝。
附錄：
一、忽必烈對日本的野心以及元中央政府與日本鐮倉幕府的交惡
南宋末年，中國的蒙古族開始興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橫跨歐亞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國，並在公元1259年迫使繼新羅之後統治朝鮮半島的高麗投降，蒙古勢力遂於日本隔海相望。這時，與蒙古帝國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對於日本獨立於蒙古帝國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趙邙，於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書，說日本自漢、唐以來久通中國，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後，世祖忽必烈開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問題，安排在他的行動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對這次遣使的目的講的極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圖之"。
忽必烈在國書的開頭，用"奉日本國王"字樣，以區別日本與藩國高麗的政治地位，表示君臨歐亞兩洲的帝國皇帝對尚未臣服的日本國的對等關係。續而以高麗臣服作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應選擇的出路。最後以不通好將招致用兵的威嚇語言作結束。忽必烈滿懷信心的認為，地處海島的日本，對於兵踏歐亞君臨四海的大帝國的國書，是會奉若神明的。國書一到，日本可隨之前來通好，"四海一家"的願望即將實現。可是，忽必烈並不知道當時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鐮倉幕府，而幕府實權盡在執政北條時宗手中。北條氏以武士掌權，藐視公卿大臣，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統治者放在眼裏，甚至當時蒙古帝國強大到什麼程度，也是狹隘的島民們所無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並沒有見到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到巨濟島就因海中風大濤險，輕信高麗使者風濤險阻之詞而輕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詔切責，並命郎赫德將書送至高麗，由高麗派使送至日本。高麗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達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岡，當時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衛的軍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將蒙古國書及高麗王書飛報幕府。這時的將軍年僅五歲，由相模守北條時宗擁立不到二年，實為傀儡。年輕高傲的北條時宗，不屑一顧的將國書交給天皇政府去討論。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長達五個月之久。
當時的龜山天皇政府討論五個月，終於形成一個理由：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鐮倉幕府的態度和天皇不同，正當公卿大臣議論不休的時候，執政北條時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屬武士禦家人下令備戰：
蒙古人包藏禍心，窺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來日，宜早戒備，以防不虞。
幕府對蒙古帝國的戒備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軍進侵高麗時，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連署命令，命大宰府備戰。那時在岩門和大宰府附近構築工事、城郭，以防蒙軍進攻。與此同時加強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複對博多灣今津地帶的守備，由大隅、日向兩國的武士守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開始考慮用軍事力量敲開日本大門，向高麗王下達擴軍備戰的任務，並命其造戰船一千艘，大艦的載重量需達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經高麗出使日本，十二月高麗王遣門下省事申思等隨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節船到達對馬，但對馬島守軍拒絕其登陸。郎赫德束手無策，擄該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回國。忽必烈為了懷柔日本，對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領他們參觀都城。最後，命中書省作書付二人帶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國。將元書呈交幕府，幕府隨即交天皇朝廷討論。這次並非是正式國書，因而給天皇政府提供了靈活回複的條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辭不卑不亢，以不聞蒙古之國名為借口，拒絕通好，同時對忽必烈的威嚇，以"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作為回答，甚為得體。但是，各地武士未見此信，聽說朝廷回信，認為是屈從於外國的壓力，因而大嘩，鐮倉幕府遂扣信不發。
忽必烈不見日本回信，於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趙良弼為國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決心打開日本的大門，為趙良弼準備了三千軍隊作為武力後盾，但趙良弼棄而不用，自帶書狀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帝國，同時派忽麻林、王國昌、洪茶丘等率領一部蒙古軍隊進駐高麗國，特別在國信使出發地金洲（今慶尚道金海）附近，駐紮一部陸軍和一部海軍，為趙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麗國境內駐紮軍隊及國信使趙良弼來日的消息後，立即上報幕府與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嚴令各地武士備戰。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趙良弼一行抵達博多灣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灣的轟動。今津守率部持械圍住趙良弼問其來意。趙良弼申明來意後，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圍之。次日，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率軍列陣於西山，然後會見趙良弼。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大宰府少貳和今津守都是當時日本的地方官職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國、上國、中國、下國等幾類，官職有帥（從三位）、大貳（從四位下）、少貳（正五位上）、守（從五位上-從六位下）、介（正六位下-從六位上）等，由此可見，今津守相當於一個今天的警察所長，而藤原經資則是一個守備區司令員之類的角色。
見到藤原經資，趙良弼斥其無禮；藤原經資請罪後，索要國書以便轉交政府。趙良弼說，國書將親獻於國王，若不允，呈大將軍亦可。藤原經資辯解說，自大宰府以東，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國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國書，何以示信？趙良弼說，隋文帝遣使來，曾郊迎成禮，唐時遣使皆得召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趙良弼的質問，義正詞嚴，藤原經資無言以對，但依舊不肯令趙良弼進京。最後，趙良弼以國書抄本交與藤原經資，藤原立即呈報幕府與朝廷。國書中說，曆次遣使通信皆為邊吏阻擾未得結果，特命少中大夫秘書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希望遣使同來，不然發生戰爭將是不幸的。
這次國書較上次口氣稍微委婉，將日本堅決不通好之責任，推給邊吏，給日本朝廷留下回旋餘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戰爭威脅和在高麗境內駐紮大軍，以及進攻南宋的軍事行動聯係起來，很難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誠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戰禍的南宋僧侶所表現的反對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緒，以及具有巨大影響的日本僧侶非常同情南宋反對蒙古入侵的鬥爭，這一切都對幕府執權的北條時宗產生影響。在廷議中，幕府堅持不作任何答複，但日本公卿對於蒙古軍進駐高麗、在金洲集結軍艦的高壓姿態，感到極度惶恐。在這種形式下，趙良弼使團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國的輿論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護，將趙良弼送至對馬島，令其回國。同時派出一個級別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團，由彌四郎帶領，以鎮西守護所使團名義，隨趙良弼去高麗。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日使彌四郎等入京後，忽必烈懷疑日使為國王所遣詐稱鎮西守護所使，遂不予以接見，令其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