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3月5日 第一章 國內
1885年董必武誕辰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11年10月參加辛亥革命，在此期間，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曾兩次東渡日本，攻讀法律。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董必武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後，領導籌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並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大革命失敗後轉道日本去蘇聯學習。1932年3月回國，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任紅軍大學高級幹部隊政委、工農檢查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在重慶、武漢從事黨的統戰工作。抗戰勝利後，他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代表之一。1945年，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曆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曾當選為中共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
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成立：
為慶祝建黨80周年，紀念和緬懷董必武同誌誕辰115周年，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成立會7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董必武同誌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是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屈指可數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家。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法律觀，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了一係列依法治國的理論和主張。尤其是董老社會主義國家要依法辦事，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論述，為奠基新中國的法製原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江澤民總書記重要講話中指出的，"董必武同誌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是他留給我們的珍貴精神財富，對於我們今天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仍有指導意義。"
董必武同誌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製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我國高等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的開拓者。董老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法製的論述，與後來鄧小平同誌的民主法製理論和江澤民同誌關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思想具有一脈相承性。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的成立，必將會促進董老法學思想以及中國法學理論的研究工作，並為今天的依法治國提供借鑒和指導。
會議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法學會會長任建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出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羅幹指出，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的成立，是中國法學界、法律界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已經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基本治國方略的今天，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的成立，必將對繁榮法學理論研究，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宋平、肖揚、韓杼濱、羅豪才以及公檢法司、安全、軍隊等部門的領導和法學專家一百二十多人參加了今天的會議。
在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成立會上的講話/羅幹
（二００一年七月十日）
同誌們：
今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也是董必武同誌誕辰115周年。在舉國歡慶中國共產黨80華誕的日子裏，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今天正式成立了。這是中國法學界、法律界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已經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基本治國方略的今天，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的成立，必將對繁榮法學理論研究，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在此，我代表黨中央表示熱烈的祝賀！
董必武同誌是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尊敬和愛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法學家，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領導成員。董老從1911年投身革命到1975年逝世，在60多年的革命奮鬥生涯中，經曆了辛亥革命、反對袁世凱鬥爭、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各個重要曆史階段。在各個緊要曆史關頭，他都是毫無畏懼地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英勇奮鬥，百折不撓，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富強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在建黨、統戰、經濟、外交和政法工作等方麵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黨、為祖國、為人民奉獻了畢生精力。他那為追求真理而勇於獻身的錚錚鐵骨，他那全心全意甘當人民老黃牛的崇高精神，他那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優良作風，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特別要提到的是，早在中央蘇區時期，董老就擔任中華蘇維埃最高法院院長，後來又擔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法委員會主任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這幾十年間，他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基本理論為指導，緊密結合我國法製建設的實際，努力探索和建立健全人民司法製度，提出過許多精辟見解，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公認的新中國法製建設的主要奠基人。他提出的沒有法製就不能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依法辦事是加強法製建設的中心環節，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共產黨員和國家機關幹部必須自覺地模範地奉公守法；對那些故意違犯法律的人，不論他現在地位多高，過去功勞多大，一律追究法律責任，不容許在社會上有特權人物等一係列有關法製建設的觀點和論述，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96年3月1日，江澤民總書記在《董必武》畫冊出版暨董必武同誌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高度評價了董老長期的政法工作實踐及其在法學理論上的建樹。他說："董必武同誌一生中有相當長的時間從事政法和監察工作，他對人民司法事業作出的奠基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董必武同誌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是他留給我們的珍貴精神財富，對於我們今天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仍有指導意義。"
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把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等。這些重要論述對新形勢下加強政法工作和法學理論研究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希望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要緊緊圍繞全黨全國的工作大局，緊密結合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和推進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牢固樹立大局意識、政治意識和責任意識，努力學習和發揚董老為建立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所體現出的那種嘔心瀝血、堅韌不拔、不屈不撓、開拓進取的精神，在政法部門的支持配合下，進一步學習研究董老的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寶貴經驗，係統地探討他有關法製建設精辟論述的內涵，不斷推進法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開展，從而更好地指導立法、司法、行政執法、法學教育和研究以及普法工作實踐，更好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服務。
讓我們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認真學習貫徹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團結奮鬥，開拓進取，進一步繁榮法學理論研究，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
1898年周恩來同誌誕生於江蘇淮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擔任政府總理。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繁重任務，主持製定並實施了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在國際事務中，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1925年高君宇逝世
高君宇（1896--1925），山西省靜樂縣（今屬婁煩縣）峰嶺底村人。原名尚德，字錫三，號君宇。行二。其父高佩天，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早年以教書為生，後辭教回家經營家業兼行醫治病；母趙氏，是一個普通家庭婦女。
高君宇出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晚清時代。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列強和腐敗的清政府給中國人民帶來重重災難，也親身經曆了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巨大變革。使他從童年和少年時大起就受到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教育。
1912年高君宇"負笈抵省"，考入山西省上第一中學。在這一省城有名學校，高君宇勤奮學習，在第一學期末就得了優勝獎。被學校列為品學兼優學生，以"十八學士登瀛州"的美譽，在學校牆報上予以表彰。學校對他的評語是"崇德敦行"。這時，高君宇對社會政治問題也很關心，他訂購了《晨報》、《申報》、《康梁文鈔》、《章太炎文集》等各種書刊，廣泛閱讀，開闊了眼界。1915年，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為實現其複辟稱帝的野心，和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高君宇等同學從曆史老師處得知這一消息時，悲憤異常，立即和學校愛國師生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反袁鬥爭。高君宇一麵和同學們捐款翻印了"二十一條"全文，廣為散發，揭露袁世凱的賣國行為，一麵又組織集會遊行，街頭演講，並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聲援蔡鍔等人發起的護國反袁鬥爭。他曾滿懷信心給家中人寫信，稱"洪憲過不了百日。"
1916年，高君宇從山西省立一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學習。高君宇進入北大不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擔任了校長。蔡元培校長實行"兼容並包"方針，提倡學術自由。在蔡校長治校方針的影響下，北京大學很快成為中國新思潮的中心。"五四"以前，以北大為中心的新文化新思潮風起雲湧。新文化運動的前期，以陳獨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宣傳西方民主和科學，批判孔教和二千多年以來的封建倫理道德，矛頭直指北洋軍閥封建專製統治。1917年俄國取得十月革命勝利，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新文化運動發展到新階段。高君宇到北大後繼續關注社會政治問題，由於對封建專製的憤懣，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很快成為思想上激進的青年領袖人物。
191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企圖獨霸在東北三省掠奪的權益，反對新生的蘇俄政權。中國留日學生率先反抗。李達等被迫回國的留日學生到北京聯絡，高君宇參加了這次活動。1918年5月21日，高君宇和北京各校2000餘人到公府請願，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由於缺乏鬥爭經驗，這次請願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這次活動卻做為近代中國學生運動史上第一次的公開的遊行請願活動而載入史冊。這次活動也使愛國學生進一步組織起來，不久成立"學生救國會"，為以後的鬥爭做了準備。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解決戰後問題。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會。但出乎意料的是，會議卻根據日本的要求，決定把德國戰前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北京後，凡稍有一點愛國心的人都非常不滿，高君宇等具有一腔愛國熱血的青年學生憤怒無比，紛紛議論和商討對策，決心起而抗爭。5月3日晚，北京各校愛國學生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大會，在會上學生們慷慨陳詞，聲淚俱下，有的甚至斷指寫血書，表達維護祖國權益的決心。高君宇參加了會議，是這次會議骨幹人員之一。會議決定，致電巴黎中國參加會議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通電全國各省五月七日統一行動，敦促北洋當局"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同時決定五月四日在北京舉行各校愛國學生大遊行，以喚起民眾一起向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賣國行為做鬥爭。根據會議決定，五月四日午後，高君宇和北大參加遊行的同學衝破教育部代表的阻攔，到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遊行隊伍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經中華門來到各國駐中國使館區--東交民巷口。由於北洋政府和外國使館早有預謀，設置障礙，破壞學生愛國遊行。遊行學生代表和使館幾經交涉，並向美國使館送了"說帖"，但東交民巷使館區始終不讓遊行學生通過，此時學生憤怒已極，深感"國猶未亡，自家大地已不許我通行，果至之後，屈辱痛苦，又將何如？"當即決定北轉戶部街、東長安街，直奔趙家樓胡同賣國賊曹汝霖住宅示威。學生到了曹宅，鐵門緊閉，憤怒的學生破窗而入，一湧衝進曹家大院，因曹賊藏而未獲，偶遇在曹宅的另一賣國賊章宗祥，高君宇等十幾個學生將章宗祥痛擊在地，而後火燒趙家樓曹賊住宅，演出了"五四"運動壯麗的一幕。高君宇也以其"弘毅果敢"的愛國壯舉，被譽為"中國青年革命之健將"。
"五四"以後，高君宇深感國事危艱，更積極投身社會活動。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高君宇做為北大代表，參加了學聯領導工作，為喚醒民眾，擴大鬥爭，積極奔走。其間他曾赴津發動抵製日貨，也曾到太原發動學生聯絡同誌。不久高君宇參加國民雜誌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新潮社等進步學生社團，辦刊物、做講演、組織愛國學生和發動民眾鬥爭，很快成為學生社團的骨幹人物。
1920年3月，高君宇參加了李大釗指導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很快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高君宇幾年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宣傳，學習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後，有條件在李大釗指導下比較係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這一段學習生活，對他的一生產生深遠影響。在此期間，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經斯基來華了解中國革命情況，幫助中國先進分子開展建黨工作。高君宇和李大釗等人曾和維經斯基座談。同年10月，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後，李大釗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高君宇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山西第一個共產黨人。同時，高君宇還組織參與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活動，被選舉擔任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
1921年底，根據黨的決定，高君宇和張國燾、王燼美、鄧恩銘等中國共產黨代表、各民眾團體代表54人赴蘇參加了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各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會議期間，高君宇等人榮幸地受到列寧接見，聆聽列寧指示。在這次遠東民族會議上，高君宇被大會推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在會議最後的宣言上簽了名。在遠東會議進行當中，高君字還和29名中國青年代表出席了在此間召開的遠東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會議，研究了遠東和國際青年問題。1922年2月2日，遠東民族會議結束之後，高君宇留蘇數月，利用此段難得的時機，悉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考察蘇聯社會，認真汲取革命經驗。
從蘇聯回國以後，高君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認識產生新的飛躍。更加進一步意識到自己肩負的曆史使命，為宣傳貫徹列寧指示和遠東會議精神積極奔走。1922年5月5日，高君字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與蔡和森、張太雷等代表一起製定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綱，當選為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接著於1922年7月16日參加了黨的"二大"，在黨的"二大"上傳達了列寧指示和遠東會議精神，共同製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會上高君宇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高君宇和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及國際代表馬林，翻譯張太雷出席會議。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提議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以此方式實現國共合作。在經過討論以後，高君宇同意馬林意見，會議原則通過上述決議。回到北京以後，根據黨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精神，高君宇與李大釗、範鴻劫在北方領導國民運動。1924年7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成立，高君宇擔任了市黨部總務股主任。高君宇不僅注意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一直注意國民黨右翼的動向，和國民黨右翼破壞國共合作的言行進行鬥爭。他先後在《向導》、《政治生活》等雜誌刊物著文抨擊國民黨右翼勢力反動傾向，提醒黨和國民黨左派不斷為維護國共統一戰線而鬥爭，為國共合作做出了貢獻。
當時的山西比起娘子關外各省來還很封閉，土皇帝閻錫山為了鞏固封建專製統治，實行經濟封鎖，思想封鎖更嚴。"五四"運動以後，高君宇一直關注山西的鬥爭。他感到要改變山西封閉鎖國情況，輸入新思想是當務之急。所以在"五四"過後不久，即指導王振翼等進步青年辦起《平民》周刊，揭露閻錫山封建統治，宣傳進步思想文化。1920年暑假，高君宇借回鄉度假之機在母校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賀昌、李毓棠等人座談人生社會問題，針對當時社會上思潮和山西實際，談了他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又回太原，一麵宣傳馬克思主義，一麵指導太原建團活動。在他的聯係指導下，王振翼等人於5月1日借開會紀念"五一"之機討論了建團事宜，決定正式成立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明確規定團的任務是繼承"五四"傳統，以"喚醒勞工，改造社會"為宗旨，選舉王振翼為太原團組織負責人。會後分兩路進行遊行，散發了傳單。同年夏，高君宇委托返晉度假的北大同學王方幫助太原團組織創辦了"晉華書社"，銷售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進步書刊，高君宇經常親自為書社籌集資金和選購圖書，盡力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山西進步青年在高君宇的關心和幫助下，先後有不少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成為山西開展革命鬥爭的骨幹力量。高君宇是山西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在高君宇數年聯係指導下，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山西日漸為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革命的鬥爭逐漸開展，革命出現新的形勢。建立山西黨組織的條件成熟。1924年春夏之交，高君宇受李大釗和北方區委的委托，再次來到太原籌建山西黨組織。他到太原後，在省立一中青年學會召集侯士敏、潘恩博等人談話，介紹他們入黨，後把當時在並黨員編為一個小組，由李毓棠擔任組長，正式成立了山西第一個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