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9月29日 第一章 國內
1860年鹹豐命恭親王向英法侵略者求和
關於洋務派與傳統文化資本的初始隕落
文化資本是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迪厄所謂"象征資本"概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要素，它與文化資源相區別。具體地講，文化資源具有開放性，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內，社會中任何一個人隻要具備起碼的空暇時間、經濟支持等基本條件，就能夠占有它，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建立起一種優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資本則具有壟斷性，為社會上少數人所占有。它具有資本的一般特征：交換價值。比如與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等的交換。文化資源可以向文化資本轉化，這種轉化，據皮埃爾·布迪厄看來，是在知識製度化的過程中實現的，可以這麼說，在國家權威的介入、認定下，文化資源的一部分通過製度化實現向文化資本的轉化。
觀照有清一代，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轉化的製度化保障是科舉，士子在科試通過後，將被授予科名，隻有在此時，儒學知識才轉化為文化資本，因為獲取科名意味著成為紳士，或者進一步擁有官職，即使隻是成為下層鄉村紳士，也會擁有以科名為倚恃獲得的許多特權。換句話說，紳士可以把代表著其擁有儒學知識的科名作一種資本來實現與其他資本的交換。比如經濟上的偷漏賦稅、霸占田產等；政治上幹預司法權力；同時鄉村紳士在教化、倫理上擁有一種公認的社會威望。
鴉片戰爭前，由科名承認的傳統文化資本一直處於獨尊地位。雖然曆次科試內容都會有所不同，但其重點一直未離儒家經典。近代以後，傳統資本開始受到愈來愈強勁的衝擊，這主要表現為西學作為一種新文化資源與傳統文化資源一起參與向文化資本的轉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現著愈來愈大的趨勢，從而使傳統文化資本的交換價值受到公開的質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文化資本在近代開始走向隕落。由於傳統文化資本的獲得與科舉有著緊密的聯係，所以傳統文化資本的隕落與廢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卻因其有著比廢科這種純製度上的變更更廣泛的思想文化價值認同上的內涵而具有滯後性，也因此，即使在1905年廢科後，科名獎勵製度卻持續到1911年。人們對科名深深的眷戀，使傳統文化資本的隕落過程非常漫長。而成規模的衝擊是從洋務派的新式取才實踐開始的。
一
洋務派的取才有了顯然不同於以往的新標準。中體西用是洋務派的指導思想，而中學與西學的體用結合可以用來籠統概括洋務派的取才標準。其顯著的特征是注重實用，這不僅表現在其對西學的選擇利用上，也表現在對中學的規定上，並貫穿於其認為人才所應具備的整體知識結構中。
中學作為洋務派強調為體的素質，卻並非簡單地對儒學的概指。對"中學"的遣詞，洋務派官僚論說不一，最為常見的是"道"、"倫常名教"等。如馮桂芬說："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又善哉！"薛福成的衛道論："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王韜則認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但從他們大量的奏議及其與頑固派論爭中可以推論，洋務派所崇奉的中學與整體的儒學事實上並不相等，至少，在儒學各派別中，他們是有所傾向的。突出的表現是其對愈來愈狹隘的科試內容的不滿。
科舉係於皇朝利益，故此，科試內容完全隨皇帝意旨不時調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書文和經文外，兼考論、表、判等，其中論題均選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學"，但乾隆二十二年後，"與實際的行政事務較有關係的表、判的考試題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學為內容的論題也停止了"。再如"策問"一場："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問'還包括一些現實問題，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紀末以後，策問改為討論哲學問題"。到19世紀下半葉，科試內容隻剩下時文、詩賦、小楷這些與實際毫無關聯的東西，且"考官一般隻注重形式"。
對這一項士子們一向不敢妄議的"成法"，洋務派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同治十三年，李鴻章就明確指出："......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後光緒五年，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在奏折中措辭更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時文、詩賦、小楷，人皆知其無用而不敢輕議"。洋務派對"虛"文的大加鞭撻從反麵表現出其所謂"體"的中學主要指經世之學。這從洋務派官員，尤其是幾個洋務大員的學術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國藩論學主調和漢宋，且又是近代自強運動的首倡者；李鴻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經紀庶務之才"；左宗棠曾告誡其長子說："爾今年小試，原可不必，隻要讀書明理，講求做人及經世之學，便是好兒子，不在科舉也。"
當然，注重實用最多的還是表現在對西學的選取上。洋務運動三十多年，從學習語言文字到製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學、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從軍工企業到民用企業到航運業、架電線、修鐵路，無不是實用思想的推動。
這樣，對人才的要求不再隻是時文、詩賦、小楷，甚至不再隻是儒學，而是經世之學與西學的體用結合。在總體的知識結構中，中學與西學都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固然，中學、西學一直為"本"、"末"所區分，但對中學"蹈虛"的認識，以及麵對緊迫時局士大夫們的束手無策，都使西學在無形中不僅僅限於"末"的位置而被凸顯出來。
二
洋務派的新式人才觀是對傳統文化資本的一種強烈衝擊，必然會觸及傳統官紳的利益，因此在實踐中遇到了重重困難與阻礙。洋務派每前進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謹慎、瞻前顧後，處境十分艱難。
首先是同文館的設立。語言是涉辦洋務的首要困難。鹹豐十年恭親王奕訢在奏折中認為，與外國交涉，"必先識其性情"，因此請"於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得到皇帝諭準。同治元年（1861）京師同文館成立。後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也相繼奏請設立。
但科舉對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壟斷（也有"異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會地位較低，特權也小，因此很受歧視。）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壓在了讀書應試上。因此，為招攬學生，同文館不得不聯係科舉，實行了科名獎勵製度。這固然還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羅斯館就已實行，但後有改動，致使"升途稍隘，而學習者漸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請準仍"照舊例辦理"。
科名獎勵製度還未觸及到科舉仕進本身，這使學習"夷語"雖然受到士大夫們的鄙棄，但終未受到大的阻礙。然而，自強運動的進一步開展，使洋務派的取才不可能僅僅停留在翻譯人才的培養上，恰恰相反，這隻能是第一步。在創辦軍工企業、仿造輪船的過程中，洋務派很快意識到"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工夫，即習學皮毛，仍無俾於實用"，因此上奏請準添設一館，專習天文、算學。且不止於此，還要延聘西人為師，又慮及學生"年幼學淺，於漢文文義尚難貫串......隻以功力分用，速效難期，若再講求天文、算學等事，轉恐博而不專"，於是把眼光對準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並準令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入館學習。
科甲正途官員接受天文、算學的教育，意味著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本將不再純粹，而是有了西學文化資源的加入，這立即給崇奉傳統文化資本的紳士們帶來了恐慌。以大學士倭仁為代表，頑固派向洋務派發起了攻擊，表麵上高唱"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且似乎很寬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學，也不必延聘洋人。但當洋務派以退為進，請旨準倭仁督飭辦理，保舉精通天文、算學之人時，便偃旗息鼓了。這場爭論事實上是新舊文化資本的衝突，頑固派之一通政使於淩辰的話倒切中了要害，"夫製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學洋學，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由此，中學地位便遭動搖，傳統文化資本地位自然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