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冠五，不是一座沉默的山——首鋼改革實錄之一
引言
有時烈日當頂，有一種寒冷的感覺。
當然，這是一種錯覺了。正常的感覺應該是：
昨天，我們還被稱為早晨的太陽，今天，即可為萬裏晴空輻射熱量。不能否認，某個時刻浮雲也許會把大地遮暗。但是，隻要光源還在，中國的改革就有希望。
——題記
1992年5月22日上午八點二十分。
這個日子並不因為湧滿了頌歌、鮮花和碘鎢燈而輝煌。它實實在在很平凡，像一年365天中的任何一天一樣。太陽掛在蔚藍的天空，陽光溫暖的凝視裏，露水和烈焰澆灌著首鋼又一個開花的夏季。
一條明澈見底的溪水從高爐群間淌過。
小平同誌到首鋼來視察。
沒有前簇後擁的陪同，也不見隔不斷擋不住的記者。
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一輛小麵包車停在首鋼總公司的院裏，周冠五迎上去握住小平的手，說：
“首鋼職工早就盼著你來了！”
小平同誌認真地、很有風趣地聽了首鋼改革的情況彙報，他說：
“我讚成你們。路啊，是曆來明擺在那裏的，走得快、走得慢、走得好、走得壞，那就看走的路，第一是對不對，方向對不對；第二是走得好不好。你們兩條都對了。”
周冠五向小平彙報說：首鋼實行承包製13年來，實行利潤按不變價格計算，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其發展速度超過了世界500家大企業1953年以來平均增長速度的一倍。這樣高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也沒有先例。
小平同誌舉起右手在空中一劈又一抬，說：“現在就是要解決把大中型企業搞活這個問題呀，要全麵動起來才行啊。大家都說改革。什麼叫改革？怎麼改？改了以後路子怎麼走？明擺著首鋼這麼好的經驗，究竟有多少家在真正地學習啊？學要放下架子！”
怎樣搞好搞活國有製企業，是小平同誌這次鋼城之行的中心話題。那麼，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毛病出在哪裏？
小平說：“真正的毛病就在上層建築的機製和機構的改革問題，真正給企業權力。”
他又說，“你不搞活，社會主義優勢在哪裏？”
在提到改革的步於為什麼邁不開時，小平說，最主要的“還是人的思想沒有解放啊！換個腦筋就行了。腦筋不換，怎麼也推不動。腦筋一活了，想的麵就寬了，路子也就多了。”
小平同誌在談話中流露說，這些年他主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給企業放權難？他說：難就難在影響部門權益問題上。
總有那麼一些人這樣說，首鋼發展的快，是少交了利稅。周冠五在彙報中說：1991年，首鋼上交國家的稅利是18.15億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多出14.44億元。
小平說：“首鋼交的利稅是不少的。放水養魚好，對國有製企業不能走卡緊的路，隻能走放鬆的路。”
他接著說：“有這樣一種意見，多交點給國家，管財政的就少說話了。現在我不讚成，要求發展好的企業交得太苦了，打擊積極性，不好。”
首鋼幾年前就打進了國際市場，現在在國外有獨資和合資企業十多個。小平說：
“出口大幅度增長，這個非常好。美國人懂得利用首鋼自動化技術優勢，中國人不會利用，這是落後現象。”
他的嗓音提高了許多，說：“國有製大中企業不要有自卑感。可以自己幹，這是一個機會，揚眉吐氣的機會。為什麼別人能幹出來己幹不出來？我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幹。”
小平同誌了解到首鋼這十多年的改革之路是踏平了荊叢和艱難走出來的後，他對周冠五說：“讚成改革的人，讚成發展的人，要挺住，你們就挺住了，挺得好。”
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同誌被首鋼改革的輝煌成果感染得非常振奮，他提出，到下麵走走，看一看職工們，看一看首鋼的廠貌。
他來到剛剛竣工投產的四高爐，在圓形平台上環行一周，又走進全自動化的主控室參觀。周冠五介紹了四高爐采用新技術的情況和工藝流程，小平說：這是高科按，現代化。
他來到首鋼第二煉鋼廠，當他知道了這是從國外購買的一座二手設備經過改造建成的現代化的鋼廠後，說：這是條捷路，水平並不低。
他還參觀了機械廠特重型車間。
他步入鮮花盛開的首鋼月季園，五月，正是月季花爭芳吐豔的季節，小平連聲說：真漂亮！
鄧小平來到了首鋼。
這個很不一般的，其實很平常的日子，以它的厚重而寧靜使人感到了其價值。
爐群間的小溪靜靜地流淌著，喧嘩著。那是遙向太陽傾訴心聲！
這個日子，我最容易想起一隻鷹。
一隻彎曲的爪子扣緊大地、眼望遠方、那姿形像要高飛的鷹。
不鏽鋼塑的鷹。
那不是？在首鋼東大門的上空。它12米高，僅僅一隻翅膀的長度就超過了6米。它蹲在高高的水泥墩頂端，仿佛剛剛飛過了長長的征途，小憩在鋼城，隨時準備再起飛。凡是見過這鷹的人都對那翅膀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象，深蒼色，剛勁，凝聚著鷹的所有威風，所有企望，所有激情！
這隻鷹出現在東大門的時間是1988年底，正是首鋼改革十周年之際。塑鷹來祝賀十年大慶，這本身就別出心裁，寓意深刻。
自然是周冠五的主意了。
當初，有關人員請示他鷹該建多大，他沒有正麵回答，隻問：
“北京市目前塑的鷹最大個的是多少？”
“2米。”
他又問：“全國呢？”
“6米。”
“那麼，我們來個12米的！”
事情就這麼定下了，於是這隻鷹就棲在了北京西郊的首鋼。它無法安安靜靜的棲息，它還要飛到極高極遠的地方，它自由馳騁的地方隻能在廣闊的天空。
從此，北京人都知道有一隻鷹，它成為西郊石景山下的一個景點，人們常常專程趕來觀鷹。
當然，大家是懷著對首鋼改革的極濃興趣而來的。一個擁有20萬人的企業，何以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周冠五改變乾坤的“魔杖”能否學到手？
周冠五就坐在我的對麵。
他鎮靜，沉著，甚至帶著幾分冷漠。隻是誰也不感到他老。
他的腳下是被高爐烤得燙乎乎的，京都的泥土。他的耳邊是石景山深處綠蔭中母乳般的滴泉聲。他的目光正深深地吻著正午的太陽。
1988年初到1989年底，我在首鋼總公司生活了近兩個冬夏，有幸了解了現今引起國內外矚目的首鋼改革，尤其榮幸的是，結識了首鋼的首領人物、被譽之為中國工業改革的起始者之一的周冠五。周冠五，這是一個太有個性的企業家了，我像崇拜一位將軍一樣尊敬他。他那筆直而魁梧的身軀、威嚴的劍眉以及講起話來先聲奪人的語氣，使人感到隻有那種在長期生活中磨練得堅韌不拔、百折不回的人才能具有這種氣質。1950年他從部隊轉業時，是江西貴溪軍分區副參謀長，現在是擁有二十多萬職工的首鋼的“鋼鐵總司令”。
我在首鋼的收獲是沉甸甸的，即使過上十年八載回憶起來仍然令人滿腔歡騰渾身生勁。充實的生活日子總是過得飛快，兩年時間似乎隻是轉換了一個季節似的。這個季節，屬於陽光、花朵和諾言，屬於用改革的激流衝去許多深深歎息的周冠五。當然，也屬於渴望得到許多故事的我。
從鋼水奔流的轉爐前回到機關，我的心好久還在燃燒。我的全部感情已被那爐火釀成了果汁。我多次對周圍的同誌說：“到首鋼去看看吧，那裏是眼下中國改革搞得最紅火的戰場，有很多引人的景點，也彙聚著不少矛盾。到了首鋼你才會真正懂得改革是怎麼回事。”
首鋼的今天僅僅是他們騰飛的序幕。
這是我一個固執得近乎無法政變的看法：氣勢洶湧的改革浪窩裏孕育了許多奇人奇事。奇者，不常見也。
周冠五是不是也算這浪窩裏的產物？
這位首鋼的黨委書記、工廠委員會主任，在他接近60歲的1979年，披掛上陣，升起風帆，率領鋼鐵大軍，奔赴轟轟烈烈的改革疆場。他去尋找屬於天空的大地，尋找能夠使首鋼騰飛的空間。十年，絕不是彈指一揮間。勝利中的喜悅曾使他暢想，挫折中的苦惱也使他失眠。但是，周冠五總是鎮靜地、清醒地向著認定的目標走去。他深信，心中隻要不失去明天，就能聽見驕傲的聲音，也會留下鮮亮的回憶。
於是，他和他的同事們創造了在常人眼裏看來近乎神話的首鋼的故事。“1979至1989”這十年，是他和他的事業最輝煌的時期。改革者的故事隻能放到中國十年改革雄風的大趨勢下去檢驗、剖析。要不，局外人永遠也品嚐不出其中的五味。
十年的輝煌已沉入曆史長河。轉身回望，隻見一條“首鋼之路”埋沒在蒼溟雲海。那不是畫冊上的圖象，而是開拓者留下的召示，也是一種力量。
有一位記者曾提出一個很有膽識的新穎問題：“周冠五現象”。沒錯，要了解首鋼的曆史，要研究中國的改革，這個誕生在火熱年代的“現象”萬不可忽視。
周冠五並不認為已經過去了的十年是自己人生的最後衝刺。前麵的大山、沼澤，仍然是他征服的目標。盡管他已經年過七旬了。
誰能理解？
實話說，我和周冠五的直接接觸並不多，名曰幾次的單獨采訪，實際是聽他“講大課”。采訪他的人太多太多，而他呢，又是一個見了記者作家十分嚴肅的人。首鋼黨委宣傳部的同誌告訴我，曾有好些文壇高手找到首鋼要求為周冠五著書立說，均遭到他斷然拒絕。好在我的迂回戰是成功的。許多熟知他的首鋼人包括領導層的一些要員我都找過。他們給我訴說的關於周冠五的故事，我記錄了整整九本筆記，那是足以能寫一部書的素材。
我所迎到的首鋼人幾乎沒有不這樣驚歎他們所敬佩的周書記的：我們總是跑步，也追不上他。
我自然明白，他們指的不僅僅是拚體力。
事實是，這位老人旺盛的精力和蓋人的超負荷運轉耐力，使許多誇下海口要當攀山冠軍的年輕小夥子都自愧弗如。
我一度下定決心去讀周冠五。他是一部內涵深邃的大書，淺淺的讀是不會有甚大收獲的。但是，我仍然沒有讀懂，或者說沒有讀得太懂。我總有一種感覺，我與他之間有種很難消除的距離。猶如站在岸上看海心島，景致那般灰暗，隱匿在蒼茫的暮色裏，不是猜謎，而是深沉的研讀。我琢磨不透他。
不知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據我所知，好像有不少人都像我一樣對周冠五估不透。首鋼改革大船的纖繩放在他的肩上，隆起的肩胛，是支點，旋轉著力量，也旋轉著忍耐。
周冠五，你身上到底有多少能量？
首鋼是一座豐碑。周冠五也是一座豐碑。
首鋼像火焰噴射器似的噴發著熱力、動力。改革的頭十年，它連續實現利潤平均每年遞增20%，現在一年上繳的利潤額，相當於改革前的一個原首鋼，也就是說一年上繳一個原首鋼。
這是讓人感慨、咋舌的事實。有人問周冠五：
“首鋼到底蘊藏著多少潛力？”
周冠五似乎沒有思索，就脫口而出地回答：“估不透！”
停停，他又補充了一句：“真正當家做主的首鋼職工的巨大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
首鋼一步一層天地走了十多年，每一步都能把大地震顫。這種震撼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周冠五那雙腳踩出來的。
周冠五曾多次這樣說過：“首鋼不是周冠五的首鋼，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鋼。”
人們總是從首鋼改革的裏程上，來尋找周冠五的足跡。
我忘不了那次新聞發布會夠氣派了，中外記者參加的一次盛會。至今我眼前仍活靈活現地浮現著周冠五在發言時那鎮靜、沉著的神態，還有那具有穿透力的發言內容。當時，他左手按著桌子，右手的無名指舉至鬢角處。他一開口就胸有成竹地倒出了一串數字，使人感到那些數字就是他用無名指從腦子裏拿出來的，來得十分便當。那是些多麼令人難忘、多麼鼓舞人心的數字呀——
首鋼上繳國家利稅費1991年達到18.15億元，相當於改革開始的1978年的5倍。改革前的30年，首鋼共上繳國家利稅36.29億元，扣除國家返回首鋼的投資隻剩下15.57億元了，再加上新增固定資產16.65億元，國家實收32.22億元，每年平均實收1.07億元。我們再來看看改革以後的情況：13年來，首鋼總共上繳國家116億元。這期間，首鋼沒要國家一分錢，靠自留資金進行技術改造，為國家形成了近300億元的固定資產。平均每年為國家貢獻近10億元，相當於改革前30年首鋼平均每年為國家貢獻的10倍。
我很認真地在筆記本上記下了這些跳躍著火苗、噴射著芳香的數字。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我是永遠不悔地認為，周冠五不僅僅是在宣傳首鋼，而是在歌頌中國的改革。
事情應該就是如此。
聳立在中國大地上的首都鋼鐵總公司能招惹來如此眾多外國記者注視的目光，還不是因為中國改革的迅猛大潮衝垮了或正在衝垮著曾禁錮了中國人多少年的堤壩？
周冠五不是一座沉默的山。任何一個走近他的人，即使第一次見麵的陌生人都會強烈感受到他那顆衝鋒陷陣的雄心時時刻刻都在搏動。毫無疑問，他是首鋼20萬人中的一員。但是，他又有比20萬中任何一個人都沉重的責任和壓力。
人們不會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在首鋼的改革正進行得起勁的時刻，也正是我國新舊體製轉換的階段。周冠五和首鋼人免不了有頗多的困擾和迷茫。在首鋼人的印象裏，他來首鋼的40多年間，似乎每日每夜都挑著沉重的擔子。他沒有想到過自己什麼時候能長長地、輕鬆地出一口氣。絕對沒有。
此刻，當他給我講了首鋼改革的曆程後，雙手前伸做了個攬抱的手勢，我感到，他要把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都抱在自己懷中。
他太愛腳下這片熱土了。他不是用手指向那天邊的排浪，他還想用手撐起那托起太陽的大海！
我一直在思考：寫周冠五從哪裏下筆呢？
這個早晨，我走出了首鋼紅樓迎賓館，登上石景山，首鋼的全貌盡收眼底。我終於發現了，這兒的早晨是最不寧靜的時刻，一切都在浮躁，都在掙脫，都在呐喊，都在告別……把被改革淘汰的一切扔給昨天的夢境，讓我們與時間同步，與曆史共振，走向那邊，走向明天……
我站在高高的石景山上，朝東望去，通往長安街的路朦朦朦朧，像在霧裏一般，隻是路口的紅綠燈在不住變換著……
如果說周冠五的改革已經形成一種大家公認的特色的話，那麼，當初的起步或者說開創，才是最艱難、也是最精彩的一筆。
在此，我的筆鋒將大家的思路、情緒帶到十年前那遙遠的地平線上……
第一章閃爍著奇跡與光彩的“1981”
1981年4月的一連幾個夜晚，對周冠五來說肯定是非常難熬的。
長夜他不怕，問題是在白天他也有一種在暗夜裏跋涉的感覺。
改革剛起步，怎麼就遇到了一片沼澤在眼前？
1979年5月25日，國家經委、財政部、外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總局、國家勞動總局聯合發文，決定在京、津、滬蘭市八個企業中進行企業改革試點。首鋼作為大型企業名列首位。
當時，國家給這八個企業的權力和活力是很有限的，有人稱之為“戴著鐐銬跳舞”。
就這，周冠五也有一種鬆了膀的輕鬆感覺，長期被捆、被壓、受束縛而得以解脫的感覺。
隻要有一方可以馳騁的空間，不怕它小，周冠五會拓寬它。
1979年，1980年，首鋼實現利潤和上繳利稅都比曆史最好水平的1978年有較大幅度增長。
周冠五等待著淩空飛翔，他的目標在高處，在遠處，在鮮花盛開的地方。
誰料，改革剛進入第三年，就有了麻煩事。
這是一個急刹車。周冠五似乎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這年4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物資總局、冶金部等8個單位聯合發出通知，對全國鋼鐵實行嚴格限產。首鋼的減產任務是38萬噸鋼鐵。綜合減產百分之九。
為什麼？
蓋著八顆大紅印章的通知說：第一季度重工業產品超產太多，能源、交通和原料供應緊張，輕工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限製。當務之急，必須立即削減重工業產品的產量，為輕工業讓路……
讓路！讓路！這是指令，誰敢違抗！
於是，首鋼的二號高爐停了。
周冠五憋了一肚子的話，何處去發泄？
年初，他還對同誌們說：今年我們用節省下來的能源多煉些鋼鐵，多軋些鋼鐵，大幹一場，為國家多做貢獻！說到這兒，他顯得特別激動，右手的無名指又舉至鬢角處。
周冠五總願意大幹一場硬仗。這是他的性格。
可是，現在呢？這個計劃要告吹了。上級規定限產，有勁隻能窩著。
減產減收，天經地義。
然而，問題遠遠不是這麼簡單。國家麵臨著財政困難，雖然減產，利潤上繳任務卻必須保證完成，而且要超繳。剛剛在上海結束的全國工交會議就是這麼要求的。北京市必須要超計劃上繳1億元利潤。參加會議的副市長張彭把這個沉重的負荷背了回來。
張彭心裏有棵搖錢樹，那就是石景山下的首鋼。下了火車，他直接去找周冠五，他相信這副鐵肩膀能給市裏分挑重擔。
張彭也夠坦率的了，和首鋼幾位領導在紅摟招待所坐下，遞到麵前的茶水也沒顧上喝，就把問題挑明叫響了：
“冠五，原先市裏要你們今年力爭上繳國家2億7千萬元，現在我看不要力爭了，幹脆來個包幹2億7算了。超額多留，虧損自負。怎麼樣？”
沒有人吭聲。張彭多少顯得有點尷尬，不是嗎？減產百分之九，卻要人家上繳利潤增加9.3%。這不明擺著出難題嘛！難題。
張彭卻顧不得這許多，他心裏的那本經比首鋼的更難念。於是，他又說：
“今年市裏的日子過不去，就是要給你們加加壓。”
仍然沒人說話。看來這個瓷器活兒是非得金鋼鑽來攬了。
周冠五一直在思考問題。當然，事後人們才知道，他的腦子裏在算帳哩。
最後，打破這沉默的還是周冠五，隻見他謔地從坐凳上站起來，衝著張彭說：
“同意。承包！”
不知為什麼，說這話時他的目光有點咄咄逼人。
在座的人都用吃驚的眼光看著周冠五……
周冠五又重複地說了一句：“張市長，我們同意包幹，2億7！不過要全體職工討論同意後，才能正式打報告。”
張彭狠勁地握了一下周冠五的手，什麼話也沒說。
送走張彭，首鋼幾位領導的眉頭皺成丁一團。他們默默地坐著，都想著心事。
有人給周冠五透露了一個情況：把首鋼所有的家底全抖出來，滿打滿算，利潤最多隻能達到2億6千5萬元。全部上繳都不夠呀！這樣按規定企業的留成一個也沒有了，怎麼再生產？還有職工的福利呢？
周冠五聽罷，搖搖頭，說：“這麼算帳當然沒有錯，但是僅僅這樣算顯然不夠，很不全麵。因為它沒有把承包後給職工帶來的積極性創造力算進去。而算上這一點又是多麼重要呀！”
承包製是個新事物，當時它對絕大多數人還是一個朦朦朧朧的謎，到底有多大威力誰也吃不準。周冠五似乎感覺到了它有不可抗拒的潛力，才這麼提醒大家。
公司召開領導班子和一部分業務部門領導參加的骨幹會，專題研究如何攻克“2億7”的問題，周冠五說：
“國家有困難，首鋼也有困難。但是，國家的困難比首鋼更大，我們要義不容辭地為國家分憂。”他把嗓門抬得很高：“為了保證完成財政上繳任務，咱們要把減產減收變為減產增收！”
這“增、減”二字的一刪一改，內容變得嶄新。當然，要拿下這個高標準，困難是異常多的。但是，周冠五信心十足，他說：
“我們被逼上梁山了，唯一的出路是改革。深化改革，要堅持承包製。我是相信這個包字的，它可以把群眾的積極性和智慧調動起來，挖掘出來。企業的潛力會在這個包字中很充分地顯示出來。這一點咱們首鋼人是早就有切身體會的！”
周冠五端起茶杯，卻沒有喝，他給大家講了一個已經飄逝了二十多年的故事……
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國家批準了石景山鋼鐵廠（首鋼前身）全麵改造的計劃，撥款2億4千萬元。
改造計劃龐大，資金卻有限，廠長周冠五感到焦急、為難。
當時，許多工程建設中“三足鼎立”的矛盾相當突出；主建、施工、設計三個單位捏不到一塊兒。名義上是互相製約，互相監督，互相促進，避免出亂子。實際上是魏蜀吳各自為政，誰都想當“老大”，誰都把國家利益扔於腦後。於是製約多於促進，扯皮多於協作，預算一加再加，工程進展卻很緩慢，且質量很糟。
石景山鋼鐵廠改造工程急、資金短缺，可不能在這個泥潭裏跋涉。
周冠五點子稠，拿出了一個好主意：投資包幹，三方合並，整個工程置於石景山鋼鐵廠統一領導下。
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拍板定案：投資包幹，這個辦法好。我讚成！
三足鼎立的分割局麵就這樣結束了，改造工程進展很順利。
這時，劉少奇同誌來廠裏調查研究，他對這個“包”字十分欣賞，對周冠五說：
“這2億4交給你周冠五了，如何用，如何當這個家？依我看，毛主席當不了你的家，周總理當不了你的家，朱總司令當不了你的家，我劉少奇和彭真、劉仁也都當不了你的家。隻有你和你們職工才能當好這個家。2億4怎麼用得好，你們說了算，實際權力交給你們。現在看來，包給你，生產力就高些。不包，就低些，可見不包幹一呼拉幹，這個辦法效果不好，阻礙生產的發展。”
少奇握著周冠五的手，周冠五握著少奇的手，這是感情的溝通，力量的交流。
“投資包幹”在石景山鋼鐵廠大顯神威。原定三年完成的擴建計劃，他們隻用了一年半就拿下了。而且還增加了項目：新建起焊管車間、冷拔車間。同樣是那2億4，一分錢沒增加，卻閃出了異彩，爆出了奇跡！
朱總司令在為煉鋼爐投產剪彩時，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說：
“我們在工業上不能再被動落後了。美國、英國先進，他們不也是兩個肩膀上擱一個腦袋嗎？沒啥子了不起！你們的行動證明，我們中國人不比他們笨！”
不久，黨中央在武漢召開會議，毛主席也對周冠五的創造很讚揚；“投資包幹是個好辦法！”
歲月流逝了二十多年，現在當張彭把超負荷的重擔放在首鋼人肩上時，周冠五又要靠“承包”的辦法打硬仗了。
他領著公司幾位財政大臣算了一筆帳：1981年首鋼將要完成的利潤不能是2億7千萬元，而應該是3億1千2百萬元。因為除了上繳利潤外，還有擴大再生產的資金，職工的工資，獎金以及其它集體福利事業。
國家、企業，職工的利益需要這個硬邦邦的“3.12”。也就是說，沒有“3.12”，三者利益就無法兼顧起來。
“3.12”增利目標就這樣在首鋼提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