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追問曆史罪惡——留給未來的思考
一位國家總理向受難者靈魂下跪；一位國家首相卻頻頻去參拜供奉戰犯靈位的神社。一個國家不斷向世界懺悔；一個國家卻一再抹殺罪惡。同為戰爭罪人，卻有著天壤之別。
這一切，意味著什麼？
是民族文化的差異，人性與良知的區別，還是日本“恥文化”與西方“罪文化”的不同，還是有著更為深層的國際背景？
[一]
我帶著諸多不解，帶著外孫女張潤喬，於2014年8月走進柏林，走進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給歐洲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國家。
我想看看德國，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國，是不是在世人麵前裝裝樣子，作作秀，以換取受害國人民的寬恕，從而達到重返國際舞台之目的？
卻發現，德國對曆史的反思與懺悔，是真誠的，不是走過場，更不是作秀。
德國從國家宣傳，到國家法律，從國家總統，到普通百姓，在各個方麵都製約著德國。
必須麵對曆史，進行反思，進行懺悔，否則——
在柏林，有許多警示性的曆史紀念遺址。
這些遺址告訴人們，這裏曾經發生的一切，警示後人，要以史為鏡，永遠不要再充當人類的罪人！
在柏林維滕堡廣場地鐵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塊黑底黃字的警示牌，上麵寫著：“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並注有一行行納粹集中營的名字：達豪、布痕瓦爾德、薩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奧斯威辛……
據說1933年到1945年，納粹德國在歐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營，關押了數百萬猶太人、戰俘及政治犯。我不知這個數字是否準確？從資料獲悉，有五名中國人被關押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並且在那裏遇難。
其中，奧斯威辛是集中營裏最大的人間魔窟，始建於1940年，幾百萬猶太人死於這裏，被稱為“死亡工廠”。它是納粹黨衛軍頭子海因裏希·希姆萊，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距離波蘭首都華沙300多公裏，因其建於奧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圍有大小40多個集中營，統稱為奧斯維辛。
而位於德國柏林郊區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則是納粹集中營的指揮總部所在地。
在德國，保留著許多集中營的遺址，每年花重金維修，供遊人免費參觀。
在一個陽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潤喬去參觀了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它位於柏林以北30公裏的奧拉寧堡小鎮，乘火車，換汽車，到達了小鎮。小鎮上的人不多，前來參觀的人卻絡繹不絕。
集中營的麵積很大，占地400公頃，下了汽車，沿著高牆，走了很長一段陳舊的柏油路，才來到集中營的大鐵門前。鐵門前的入口處，聳立著一座三層高的監視塔樓，寬敞的院子四周，鑲有高牆、電網。幾排關押犯人的牢房旁邊，聳立著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樁，木樁頂端拴著鐵鉤子。據說，許多被關押人員就是被吊在木樁上活活打死的。監舍下麵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殘破的灶台，就是殺人解剖的現場。正對著大門的遠處，有一隻高高的焚屍爐大煙囪。焚屍爐旁邊，就是處決犯人的刑場和毒氣室。
資料告訴我，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先後關押過22萬人，他們來自40多個國家。其中10萬多人慘遭納粹殺害或死於饑餓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處決了1.2萬名蘇軍戰俘。這裏是集中營的指揮總部，諸多重大殺人決策，就是從這裏發出的。
來參觀的人很多，沒有一聲喧嘩，死一般的寂靜。所有的參觀者，都被納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著。
走在這充滿冤魂的集中營裏，盡管是白天，陽光普照，卻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陰森森的，好像到處都有冤魂在飄蕩，在呐喊，在告訴人們這裏曾經發生的一切……
參觀完集中營，內心久久難以平靜。
回去的路上，潤喬問我：“姥姥，你說都是人，納粹他們咋這麼狠呢？”
是啊，孩子，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討，又探討不明白的問題——人性之惡。
潤喬又感歎道：“你說那麼多猶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憐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類最殘酷的一段曆史。我拍拍潤喬的肩膀，以示安慰。
潤喬在美國剛讀大學，年齡小，既單純，又善良，對那段曆史並不了解。這也是我帶她來歐洲采訪的一個原因，讓她多了解一些那段曆史。當然，更主要的是讓她來給我當翻譯。
在柏林，“柏林牆”的遺址很出名，它位於東德與西德的交界處。
這天下午，我和潤喬來到“柏林牆”的遺址前。
資料告訴我，柏林牆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全長155公裏，開始以鐵絲網和磚石所築，後來加固成混凝土牆，增加了瞭望塔等設施。東德政府稱其為“反法西斯防衛牆”，以阻止東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國政府宣布，允許公民申請訪問聯邦德國及西柏林。當天晚上，柏林牆在眾多民主德國居民的強烈壓力下，被迫開放。1990年6月，民主德國政府決定拆除柏林牆，1990年10月，分裂41年的東西德宣布統一。
這堵牆，橫亙在柏林人民麵前28年零91天，它承載著那段沉重的曆史，也承載著太多的生離死別及德國人悲慘的記憶。所以，人們稱它為哭牆，就像韓、朝的“三八線”一樣。
柏林牆被推倒了，但遺址卻留著，它在告訴人們曾經發生的一切。
在柏林牆前，我看見一堵牆壁上，留有許多塗鴉似的圖畫及文字。在畫廊展板上，鑲著許多當年骨肉分離的照片，以及人們歡呼著衝過推倒柏林牆時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著一對緊緊擁抱的青年男女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牆德國統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佇立在柏林牆遺址前，不禁感慨良多。
在柏林，最令我震驚的是位於柏林市中心勃蘭登堡門和波茨坦廣場之間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就在馬路邊，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肅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無聲的生命，向青天發出憤怒的控訴！
資料告訴我，這片碑林占地1.9萬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塊長方體黑灰色水泥碑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紀念被納粹殺害的600萬猶太人。在這裏，揚聲器晝夜不停地播放著400萬個記錄在冊的大屠殺遇難者的姓名。
我走進碑林深處，猶如走入一個巨大的水泥迷宮，小小的我，很快就被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沒了。
在碑林下麵，是一個地下檔案展覽館，展示著猶太人當年慘遭納粹屠殺的曆史資料。走進展覽館，如同走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肅穆而安靜，聆聽著600萬猶太人的悲慘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軍大屠殺的30萬中國同胞……
在德國，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觸景生情。
總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罪魁——一個是對歐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國家；一個是對亞洲人民、尤其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國家！兩個國家對待曆史的態度，自然要進入我的視野，進入我的筆端。
一天傍晚，我和潤喬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著馬路上不斷過往的行人和車輛，看著大街兩旁清晰可辨的新舊樓房，我倆猜測著，哪座樓是戰前建的，哪座樓是戰後新建的，涇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橋上，見一位頭發稀疏的老人靠在橋欄上，眯縫著老花眼在欣賞夕陽西下的景象。我讓潤喬上前搭訕，跟老者聊聊，聽聽老者對納粹的罪行持什麼態度。
潤喬有些膽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絕。
但是，當潤喬微笑著上前用英語打招呼，指著路邊的一座三層小樓，故作好奇地問道：“先生您好！打擾一下，請問那座樓，為什麼一半是新的，一半是舊的呀？”
沒想到，老人熱情地回答了她，而且絲毫不回避曆史問題。
他說，那是當年盟軍解放柏林時炸的，柏林有不少這樣的建築。他說，盟軍不僅解放了歐洲，也解放了德國。德國人民並不希望戰爭，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是什麼？是死亡，是饑餓。納粹給德國帶來的是毀滅。他說為了消滅納粹分子，戰後70年來，德國人從未停止過對納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將反納粹寫進了法律……
老人對我們滔滔不絕地訴說著，好像通過訴說在洗刷著什麼。
這使我想起在德國拿騷采訪時，三位老先生也是這樣滔滔不絕地向我講述著納粹的罪行。
德國人對待納粹的曆史罪行絲毫不回避。這是我完全沒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說，德國政府對納粹分子的清算，從未停止過。
在戰後初期，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同時成立了“納粹戰犯追究中心”，按照國際法準則，主動配合各個戰勝國，追究二戰中各類戰犯的戰爭責任。
1958年，聯邦德國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納粹罪行調查中央辦公室，專門負責在世界各地搜集納粹罪行證據，此項工作一直持續至今。幾年前，又有三名納粹分子被捕，年齡最長者，已經94歲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漢堡的街頭，出現了2000多張海報，上麵用德文寫著：“遲了，但還不算太遲”，呼籲公眾協助將仍逍遙法外的納粹戰犯繩之以法。
而且，德國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寫進了各類曆史教材，教育學生公開批判，把納粹德國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教育後人永遠記住這份恥辱。德國學校還義務組織學生去納粹集中營參觀，在那裏，“每個人都會感到深深的恥辱”，並對曆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懺悔。
這種懺悔與恥辱感，在納粹分子後代身上，體現得尤為強烈。
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當賴納·胡斯得知其祖父魯道夫·胡斯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第一任指揮官，他痛苦萬分，甚至想自殺，替祖父贖罪成為他活下來的“唯一原因”。他說：“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活下來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該做的事情（贖罪）。我應該背負祖上的罪過，並盡力去承受這一切。”“我對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給成千上萬家庭造成的苦難感到慚愧。”
賴納訪遍德國的檔案館，搜集祖父當年的罪證，並上傳到網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劊子手，這一事實讓我既難過又羞愧。不過我不會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樣閉上雙眼，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當賴納45歲時，看到父親童年時的別墅，他崩潰了，不停地重複著：“瘋狂！瘋狂！”“他們用別人的血汗修建了這一切，然後竟然厚顏無恥地說這些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真是太瘋狂了！”
納粹德國的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的侄孫女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絕育手術，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個惡魔”。她對祖上的罪惡厭惡至極。13歲時，曾數次離家出走。20多歲，曾三次精神失常，並遠赴印度，後來移居美國。她說：“遙遠的距離可以讓我更容易應對家族的過去。”但是，照鏡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她與叔祖父長得很像，每次照鏡子都能讓她“想起祖先的罪惡”。
在德國，這樣的事情很多，有的納粹後代自殺，有的寫書，他們知恥而懺悔。
在德國，對法西斯的罪惡，並非停留在懺悔與反思的道德層麵上，而是寫進了法律，用法律來製止納粹行為的發生。
德國《刑法》第130條第3款規定：“以擾亂公共安寧的方式，公開地或在集會中，對納粹分子執政期間實施的《違反國際法之罪名法典》第6條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為，予以讚同、否認或粉飾的，處五年以下監禁或罰金。”
第4款規定：“以擾亂公共安寧的方式，公開地或在集會中，對納粹黨執政期間的暴行與專政，予以讚同、否認或為其辯護的，並因此侵犯受害者尊嚴的，處以三年以下監禁或罰金。”
據報道，一名德國遊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議員在8月15日那天，參拜靖國神社，並發表了感言，便上前質問議員：“如果你在德國，這樣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將會被逮捕，你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這位德國遊客卻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圍攻和盤問。
大量的資料告訴我，德國人是認罪的。
他們懷著真誠的懺悔，勇敢地麵對曆史，向歐洲人民認罪，向所有被害國人民認罪，向世界公開宣布：永遠不再充當人類的罪人！
1970年12月７日，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雪後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獻上花圈，肅穆垂首，突然雙腿彎曲，跪下，向死難者發出靈魂深處的懺悔：“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
勃蘭特麵對的是600萬猶太人的亡靈，他在“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這樣做的人下跪”！
當時，聯邦德國總統赫利，向世界發表了著名的《贖罪書》……
一位總理跪下去，一個民族卻“站”了起來！
勃蘭特的“驚世一跪”，使他獲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1994年8月，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在波蘭紀念反法西斯起義紀念大會上，向波蘭人民俯首認罪：“我在華沙起義的戰士和戰爭受害者麵前低下我的頭，我請求你們寬恕德國人給你們造成的痛苦。”
1995年6月，科爾總理繼勃蘭特之後，再次雙膝跪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國家的歉意。
2004年6月，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參加法國舉行的諾曼底登陸60周年紀念活動時，發表講話：“德國人不會回避曆史，諾曼底登陸不但解放了法國，也將德國從納粹暴政中解救了出來！”
施羅德說：“由於勇敢地麵對最深的恥辱，德國才得以成為國際社會中受尊重的一員。”
就在2015年3月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日本，她在“朝日新聞基金會”發表演講時稱：“正視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還引用了已故德國前總統魏次澤克的經典名句：“誰不反觀曆史，誰就會對現實盲目。誰不願反思暴行，誰將來就可能會重蹈覆轍。”試圖對曆史視而不見的人，“在當下也隻能做瞎子”。
德國不僅在道義上真誠懺悔，而且在經濟上積極主動地支付戰爭賠償。
1945年2月，英美蘇首腦在雅爾塔的會議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應給予盟國戰爭賠償，規定德國賠償200億美元，其中100億歸蘇聯，80億歸英、美，20億歸其他戰勝國家。
據德國財政部公布，截至1993年1月，德國對歐洲各國的戰爭賠款總額已達904億9300萬馬克。根據德國的《聯邦賠償法》、《聯邦還債法》規定，1993年2月以後，還須按計劃支付317億7200萬馬克，一直償還到2030年為止。德國總計支付二戰期間的戰爭賠款總額為1222億6500萬馬克。
在對待戰爭賠款問題上，德國很是積極。
1951年9月27日，西德總理阿登納曾在議會上鄭重提出：納粹的罪行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因此，德國人要把進行道德上和物質上的賠償，視為自己的義務！
我在網上查到這樣一篇文章，稱：
1999年，德國決定從三方麵繼續做好對二戰中戰勝國的賠償：戰爭賠款約1000億馬克；給納粹受害者的個人賠償約1020億馬克；德國企業的賠償額約為7550億馬克。
文章稱：“在平民受害的戰爭賠償方麵，聯邦德國政府主動依照國際法原則，於1957年分別製定了專門對民間個人戰爭受害者實施賠償的《聯邦補償法》、《聯邦還債法》，明確地向世界各國承認納粹迫害是一種犯罪，公開提出要對世界各國的戰爭受害者給予經濟補償。並提出凡世界各國受納粹德國迫害造成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及職業上、經濟上損失的，均在補償範圍之內。”
而且，就在2010年10月3日，德國用92年時間，剛剛賠償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戰爭賠款。
10月3日，是東、西德統一20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德國政府向法國政府交付了6870萬歐元（6.23億人民幣），還完了最後一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欠的戰爭賠款。
正因為德國的認真反思、真誠懺悔、積極賠償，才使德國在世界政壇上，重新贏得了尊重，贏得了威望，贏得了信譽，使德國重新獲得了飽受納粹德國欺淩的歐洲人民的諒解，重新回到了歐洲大家庭。
[二]
這天上午，我請中國駐德使館文化處李文小姐驅車一個多小時，帶著我和潤喬，來到柏林郊外一座樹木參天、綠草如茵的墓園。
在一片幽靜的矮樹叢中，我們找到了勃蘭特的墓碑，與其他墓碑沒什麼兩樣，一圈矮樹叢圍著一座半圓形的粗糙石碑，石碑上用德文刻著勃蘭特的名字。
一位國家總理，靜靜地長眠於此。
我來到墓碑前，向這位昔日德國總理深深地鞠了一躬，不為別的，隻為了他的真誠認罪，向猶太人認罪，也是向全世界被法西斯傷害的人民認罪……
他的認罪，使我對這個民族心生敬意。
一個敢於承認曆史罪惡的民族，才是讓人尊敬的民族。
我請李文小姐幫我查詢，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凱特爾這些納粹戰犯，在德國留沒留下墓地？有沒有人前去祭拜？
李文告訴我，這些戰犯沒有留下墓地，更不可能有人前去祭拜。
在德國，納粹分子早已令人深惡痛絕。即使有少數新納粹分子偶爾上街遊行，喊幾句納粹口號，也立刻會遭到警察的製止。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更何況是祭拜納粹法西斯頭子了。
這使我想到日本——
使我想到供奉在東京靖國神社裏那些罪大惡極的戰犯，其中包括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送上絞刑架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鬆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武藤章等人，他們被供奉在靖國神社裏，供日本國民祭拜。而帶頭前來參拜人類罪人的，則是日本首相小泉、安倍等人及其幕僚。
自從來到德國，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德國和日本，同為戰敗國，為什麼在認罪態度上，有著天壤之別？
德國為什麼能如此積極而又勇敢地麵對曆史，其根源究竟在哪裏？
是民族文化的差異，民族個性的區別，還是日本“恥文化”與西方“罪文化”的不同，還是隱藏著更為深層的國際背景？
我在想，戰敗的德國，麵對滿目瘡痍、龐大戰爭賠款的現狀，麵對全世界人民的譴責，麵對自身艱難的生存狀況，德國人曾經曆了怎樣浴火重生的痛苦？曾經曆過怎樣不為人知的艱難曆程？
我想有些東西，從書本上是找不到的。
於是，在李文小姐的安排下，我帶著諸多不解的問題，帶潤喬走進了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在大使館古色古香、頗具中國特色的大使會客廳裏，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先生，熱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訪。
史明德大使，1954年出生，中等身材，有一雙睿智而聰慧的眼睛，言談舉止，無不流露出一種優秀外交官的成熟與沉穩，一種“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氣質。
聽完我的提問，他爽朗地笑道：“作家同誌，你找我找對了。”
他說，他學德語50年，對德國研究42年，從1972年來東德工作，與德國人打了25年交道，親眼目睹了德國的變遷，很多有關中、德之間的事情，都是他親手處理的，可謂真正的德國通。有關拉貝日記、拉貝墓碑等事宜，都是他當參讚時處理的。
於是，一杯清茶，便開始了史明德大使頗具高見的一番長談……
一個半小時之後，采訪結束了。
我緊握大使的手，一再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使我進一步了解了德國。
當我帶著巨大收獲走出使館大門時，小潤喬附在我耳邊悄聲道：“姥姥，這位大使可真厲害呀！什麼都知道，太厲害了！”
的確很厲害。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大使的一番長談，使我解開了心中困惑許久的問題……
[三]
現在，讓我沉下心來，靜靜地敘述史明德大使所闡釋的那段曆史吧。
德國戰敗以後，它被蘇、美、英、法四國像切西瓜似的“分成”了四瓣。東德由蘇聯占領，西德由美、英、法三國占領。柏林則由四個國家共同管轄，德國完全喪失了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權。
而日本卻隻有美國一個國家占領。冷戰以後，美國用日本來製衡紅色中國，尤其來製衡蘇聯，利用日本來構築一條對付共產黨的堤壩。日本則進一步成了美國的工具。
在德國，一直堅持著非納粹化運動。
在日本卻完全不同，除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了28名日本戰犯，7人被絞刑之外，國體沒變，天皇製沒變，政權沒動，政府官員沒動，國土保留完整。
尤其在戰爭賠款問題上，德國向各個戰勝國賠款數額巨大，至今仍在繼續賠償著。日本則完全不同，其賠款數額，隻是德國戰爭賠款數額的1%。我不知這個比例數據是否準確。
對德國人民來說，上個世紀60年代之前，生活在各種壓力之下，外來國家幹涉的壓力；大筆戰爭賠償的壓力；養家糊口的壓力，就像幾座大山，壓得德國人民喘不過氣來。戰敗後的德國，就像一座承受著巨大壓力的火山，沉默而壓抑。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以後，就有過這樣一段經曆，如今又麵臨著同樣的經曆。
當曆史走到上個世紀60年代末，德國新一代青年成長起來，他們不願在這種壓抑下生活。
1968年，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一些激進的熱血青年，起來鬧學潮，上街遊行，發表演說，要求德國反思曆史，展開全民族大討論，清算老一代罪行，追究戰爭罪責，追究集中營、猶太人大屠殺的罪責！由青年人掀起的一場全社會的大討論，促使社會的各個階層，尤其知識界的學者們，紛紛起來進行反思，強烈要求全民族要對戰爭問責，呼籲政府進行反思，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為德國人自己鬆綁！
正因如此，所以才發生了1970年12月７日，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世一跪”。
當記者采訪勃蘭特下跪一事時，他說的一番話，尤其令人深思：“不僅是對波蘭人，實際上首先是對本國人民，因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獨感，需要共同承擔這個重責。承認我們的責任不僅有助於洗刷我們的良心，而且有助於大家生活在一起。猶太人、波蘭人、德國人，我們應該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卻沒有這樣的經曆，從沒有經曆過這種刻骨銘心的自我反省過程，更沒有進行過全民族的大反思。恰恰相反，日本政府從未讓日本人民真正了解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侵犯亞洲國家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日本民眾一直在被蒙蔽、被欺騙當中，打著為天皇聖戰，為帝國自衛的幌子生存著。
當年侵華日軍東史郎在其出版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受過‘中日戰爭是聖戰’的訓導。”“效忠天皇重於泰山，你們的生命輕如鴻毛。寧當護國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輕於鴻毛，不值一提，中國人的生命豈不更輕嗎？所以就喪盡天良地屠殺他們。”
在日本，有少數清醒者站出來講真話，就會遭到右翼勢力的圍攻和恫嚇，甚者遭到法律製裁。直到今天，戰爭結束70年了，日本政府仍向國內、向全世界隱瞞著其曆史的罪惡。
還有一點，德國與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日本是島國。而德國是大陸國家，與九個國家相鄰，如果不承認曆史罪惡，走不出國門，無法與外界接觸。現實迫使德國必須深刻反思，真正認罪，才能與鄰國友好相處，才能正常地生存和發展下去。
正因如此，德國在反思與懺悔中，逐漸發展成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
離開柏林的前一天傍晚，我和潤喬最後一次在柏林街頭漫步，看著一些身背雙肩包的年輕人，騎著自行車在馬路上飛馳，很是愜意。德國盛行騎自行車，很多人騎著自行車上下班。
隻見一位年輕母親和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兒，各騎一輛自行車疾駛而來，晚風吹起了女孩兒的金色卷發，在夕陽下飄揚，很是漂亮。
小潤喬說：“姥姥，你看德國人多好啊！真難想象，他們當年對猶太人咋那麼狠呢？”
“孩子，這就是人性的複雜。日本不也一樣嗎？他們見人必鞠躬，誰能想到，他們對中國人幹了那麼多喪盡天良的罪惡呢？”
“是啊，我也覺得日本人挺好的，想不到……”
是的，如果不是父輩親曆過，如果不是大批史料為證，沒人會相信日本法西斯對中國所幹的一切。
我告訴潤喬，當一個民族被軍國主義、被法西斯主義長期洗腦，他們人性中最殘忍的一麵被喚醒之後，人就變得不再是人，而是變成了惡魔，變成了殺人機器。
潤喬卻說：“姥姥，日本上層幹的那些壞事，跟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呀！”
是的，說得有道理。
戰爭曆來是掌權者所發動的，老百姓並沒有決策權。但是充當炮灰者，卻永遠是老百姓，遭受罪孽者，也永遠是老百姓！
我知道，有關戰爭與人性的問題，不是幾句話所能說清楚的。
在德國的采訪結束了。
但是，對戰爭罪惡的追問並沒有結束。
在德國，承認罪惡，向亡靈謝罪，積極賠償……
那麼日本呢？
——極力抹殺戰爭罪孽，不承認“慰安婦”；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簒改曆史，修改教科書；對揭露曆史真相的正義人士，百般譴責與恫嚇……
一場滅絕人性的戰爭結束70年了。一個戰敗國家對曆史的認識，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我們回溯那場關係到人類命運的戰爭，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戰爭罪惡及歪曲曆史的層麵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現狀的曆史根源——
[四]
對日本，我從未停止過關注，並不是為了創作，更不是為了別的什麼，而是為了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一切——
我相信老一輩人都是如此。
一個民族對那場幾乎滅絕種族的侵略如果健忘的話，那就太悲哀了。
我知道，我對日本的認識感性多於理性。我知道，要寫日本，絕非靠幾句激越的情感宣泄，靠惡補幾本有關日本方麵的書所能完成的，更不是跑日本采訪一趟就能奏效的。如果我像在德國那樣，向日本人提出那麼尖銳的問題，說不定會遭到圍攻的。
所以，我必須冷靜地傾聽對日本有深刻研究者的見解……
於是，回國後，我千呼萬喚尋找一位朋友——
王泰平先生，出生於遼寧丹東，曾就讀於外交學院及北京外國語大學，曾任《北京日報》駐日本記者、《世界知識》雜誌副主編、《世界博覽》主編等職；曾出任中國駐日本劄幌、福岡、大阪總領事（大使級），外交部大使等要職，退休後，仍擔任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副秘書長、中日韓經濟發展協會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等，而且是一位作家，外交筆會理事，對日本有著深刻研究，對中日關係更有著深刻的認識。
我與王泰平先生相識多年，是要好的朋友，後來他赴日本任職，就斷了聯係。
通過朋友，很快就聯係上了。
一個晚秋的上午，我懷著好友重逢的喜悅，匆匆來到王泰平先生在北京的住所，夫妻倆得知我的到來，早早就跑到門口來迎接我，而且，幾天前就訂好了午餐的餐廳。
多年不見，老友重逢，格外欣喜，一杯熱茶，便開始了一上午的長談。
年過七旬的王泰平先生，長相出眾，性格沉穩，是一位學者型的外交官。
他把他對日本一生的研究與認識，毫無保留地講給我聽。他夫人則忙裏忙外，給我翻找資料，把所有與日本有關的資料全部捧到我麵前，讓我帶著。
臨分手，王泰平先生以外交官的政治敏感，叮囑我：“寫日本，你要注意軍國主義的特征，他們對內實施法西斯壓迫，對外進行侵略擴張。你要注意，隻是對日本軍國主義者進行批判。”
謝謝您，我的朋友！我明白王先生話語中所包含的更深層的含義。
就這樣，我帶著沉甸甸的收獲，帶著王泰平先生畢生研究日本所著的《風月同天——話說中日關係》等一批珍貴資料，帶著對王泰平夫婦的感激之情，回家了。
回到家裏，我便一頭鑽進資料堆裏。
數天之後，我坐到了電腦前，心裏充滿了從未有過的創作激情。
對日本，我有太多的話要說。
這些話在我心裏憋得太久太久了，它渴望著噴發。
我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過於感性，隻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觀。可我手中的鍵盤卻常常不聽從我的指揮，渴望噴發的激情常常燒焦我的理性，讓我的文字變得不再是文字，而是變成了一個個帶刺的棍棒，敲擊著人們有意或無意健忘的神經……
說來，中日關係曾經友好過，更久遠的曆史不必說了。
且說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經送道，圓寂於763年5月6日，日本為他在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仍向世人彰顯著昔日的友好黃花。
曾幾何時，中國曾派出大批留學生前往日本留學，向日本取經，並希望中國的發展能得到日本的支持。
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一年還去日本，發表演講，大聲呼籲，希望日本就“當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做東洋王道的幹城”一事表明態度，希望日本能站在亞洲被壓迫民族一邊，而不要成為亞洲的侵略與壓迫者！
但是，日本學者狹間直樹，對中國人在甲午戰爭之後，急切地向日本學習，渴望得到日本幫助的心情，曾做過這樣的評論：“（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對日本的天真爛漫的依賴心情，與後來的曆史發展相對照，簡直不可思議。”
的確，中國這頭昏睡的睡獅，從未真正認清那位張口善鄰、閉口友好、見人必鞠躬的鄰居——
[五]
曆史是最好的抹布，能擦亮人們被塵埃遮擋的眼睛。
其實早在400年前，日本上層就萌生了最早的大陸政策思想，從16世紀的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開始，就產生了對華侵略擴張的戰略構想。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走上“富國強兵”、“文明開化”、“殖產興業”的治國道路，完成了“脫亞入歐”的轉身。統治階級把武士道精神，作為軍國主義的思想武器。漸漸地，武士道精神成為日本民族的一種道德標準，一種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政府強化全民習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紘一宇”，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其野心就是稱霸世界。
一百多年來，日本從未停止過對中國的侵略。
1887年，日本政府參謀本部製定了“清國征討策略”，進而轉為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以攻占台灣、吞並朝鮮、進軍滿蒙、滅亡中國，最後征服亞洲，實現所謂的“八紘一宇”。
1874年，日本出兵打台灣，侵占了中國附屬國琉球，將其改為衝繩；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1895年，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同年，日軍侵占了中國領土台灣；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日本是諸多列強中唯一一個亞洲國家，且出兵人數最多，22000人。中國政府被迫與各國列強簽訂《辛醜條約》，日本從中分得賠款白銀3479.31萬兩。直到1937年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中國才被迫停止支付這筆永遠還不完的巨額賠款。日本則是諸多列強中，唯一一個沒有退還庚子賠款的國家；1915年，日本政府與中國賣國賊袁世凱，秘密簽訂喪失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義向天皇呈奏《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文件，稱：“吾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1931年9月18日，日軍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占領了中國東三省；1937年7月，日軍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妄圖滅掉中國！
中國人民從1931年9月，一直奮戰到1945年8月，不是8年，而是14年，直到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百年來，中國第一次勝利。
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
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胡平先生在其《100個理由》著作中，這樣寫道：
“若不了解八年抗戰前夕，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你就不可能領略抗戰八年的豐富內涵。”
他在書中，將日本與中國的狀況作了詳細比較：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約60億美元，中國約14億美元，僅為日本四分之一；中國國民政府財政收入隻有12.51億元，約合4.17億美元。中國的鐵路總長度不足1萬公裏，平均每4萬人不足1公裏，不僅與當時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強國相差甚遠，就連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裏的鐵路也比中國多出5倍以上，連非洲的阿比西尼亞（現在的埃塞俄比亞）都不如。全國僅有汽車62000輛，而且全靠進口。日本國土麵積隻有中國二十六分之一，汽車卻比中國多一倍以上，公路是中國的8倍以上。
在軍事裝備上，中國與日本相差更懸殊。日本年鋼產量580萬噸，中國才4萬噸，僅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火炮744門，坦克330輛，主力艦、航空母艦等大型軍艦285艘，總噸位1400萬噸。中國隻能生產步槍和機槍，所有的重型武器，包括飛機、坦克、火炮、軍艦、石油和無線電器材，全部依賴進口。
日本原計劃三個月滅掉中國，卻足足打了八年。
八年戰爭，日本早已國力耗盡，民不聊生，成了強弩之末。且不談其兵力消耗，十幾歲的孩子都被趕到前線充當炮灰去了，且看看日本國民的生存現狀，糧食配給，每人每天約6兩，而且是大豆、麵粉、白薯，填不飽肚子，隻能用豆餅、橡子麵、花生殼充饑，蚯蚓、蝗蟲、老鼠、蝸牛、蛇、青蛙，都成了佳肴。到處都充滿了饑餓，充滿了麵黃肌瘦、比戰前更加矮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