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的色彩
最早有“世紀末”這個概念，是在上大學的時候，讀丹納的《藝術哲學》。丹納說，世紀末的色彩是玫瑰色的。可是曾幾何時，又讀剛剛複刊的《世界美術》，在談到畫家弗魯貝爾時，作者認為弗氏慣用的“紫藍色”是“世紀末的色彩”。我不知道世紀末的色彩究竟是什麼，但無論是玫瑰色還是紫藍色都很吸引我，我是那種對色彩很敏感的人，正是色彩使我記住了世紀末這個概念。
1999年，世紀末真的到了。在1997年，香港回歸了。柯受良先生飛越黃河壺口的壯舉，也染上了一點世紀末的色彩。大家努力要興奮，卻興奮不起來。所有能夠想出來的遊戲都已經玩過了。人們並不知道自己患了世紀病，並且已經病入膏肓。
我唯一的本事是逃避。但逃避其實也是一種自欺。按照順時針方向，很清醒地看過去，忽然發現我的生命的片斷，都染著不同的色彩，我靠色彩來區別它們，每一個片斷所象征的色彩，像是偶然，又像是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神秘與宿命，不可理喻。
童年
色彩是我一生的愛好。最早的理想是做一個畫家。至今我都認為，沒有選擇畫家這個行當是我一生的錯誤。我的記憶裏充滿了色彩：在我出生的那所房子裏，有一口很大的鑲金嵌銀的鍾，雕得很精美，鍾盤上是羅馬數字，鍾擺是純銅的，已經生出綠色的銅鏽，但總是走得很準。我從小睡眠就不好，一點點聲音也要睡不著，可那鍾擺聲音很大，卻對我毫無影響，很奇怪。鍾的兩旁是筆筒，造型是典型的中國古董，畫的卻是日本女人，赤著一雙腳，那麼鮮活的白腳丫，伏臥在綠的草坪上，隻有嘴巴一點點鮮紅。那一點鮮紅對於我和姐姐們是絕對的誘惑，我們趁著媽不注意的時候，偷著用她的深絳色唇膏，把嘴唇抹得紅豔豔的。
童年的色彩是混沌的。我的童年既快樂又痛苦。快樂和痛苦都達到了極致，人格就可能分裂。那混沌的說不清道不明的色彩至今仍是我寫作時的養分，也是我內心真正痛苦的來源。我的天性愛吃愛穿愛玩，從小就被媽媽和外婆罵為好吃懶做，這是我們家鄉罵女孩子最狠的話了。我覺著委屈。因為那時並沒有什麼好吃的，穿就更談不上了：永遠揀姐姐們剩的穿。一件紅底黑格的小棉祅穿了三個人，本來極鮮豔的紅底子傳到我這裏成了土紅色，上麵一層洗出來的白絨毛。
媽媽很早就教我做女紅：繡十字布，織網兜，鉤手袋……並不是做著玩玩的，而是她心血來潮接了居委會的活。那時真的不懂，一個學齡前兒童每晚繡花繡到十點，怎麼還會被冠以“懶做”之名，於是就難過，就鬱鬱寡歡，結果就是越發不討大人的喜歡。
伯父有一回去蘇聯回來，帶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領，有極鮮豔的綠葉紅花，是櫻桃那麼大小的花，在那時的我看來，真是漂亮極了。這件最大，給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亞麻布，領子和袖口都鑲了藍白格的大荷葉邊，很洋氣的，給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紗的，在胸口鑲了一圈鮮紅的緞帶，插進鏤空的花朵裏，絲線挖嵌。照媽的眼光來看，這件是最好的，可是沒過幾天，吃晚飯的時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醬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塊斑，我哭啊哭啊，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複原的了，可我想要父母說一句話，說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話，這句話沒有等來，等來的是一頓老拳，孩子的心就那麼容易被傷害。——父母雖然都受過高等教育，可在重男輕女這一點上，他們並不比農村老太太更開明。
有時覺得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證明給爸爸媽媽看。但最終我失敗了。終於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連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紗的裙子，在紅白相間的美麗上麵，染了一塊斑。
“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令人驚恐的對比色：黑白相間，間有血色。
那時我在小學，馬上就要畢業考了，老師找我談話，說是全校準備保送兩名學生，其中有我。我並不怎樣興奮，認為理所當然。盡管我“好吃懶做貪圖享受”，但我的確是個好學生。有許多的獎章獎狀放在我的抽屜裏，學校如有國慶少先隊隊列、給領導人和外賓獻花等等任務，必是我無疑。
但是忽然有一天晚上，聽到播音員極其慷慨激昂地朗誦了一張大字報，於是一切都不同了。小學“停課鬧革命”的通知著實讓我們興奮了一陣。我騎著家裏那輛飛鴿牌二六女車，到各大專院校去看大字報，鋪天蓋地的一片白紙黑字，雜有血紅的大×，真讓人驚心動魄，看到1966年的12月，也許是天涼了，也許還因為別的什麼，我再不願出去了。每天貓在家裏，畫畫。
看了一部電影《清宮秘史》。那時有句話叫做“毒草可以肥田”，為了《清宮秘史》差點出了人命，蜂擁而人的人群把一收票的大學生踩在了腳下。可是看過之後也不免失望——不過是普通的黑白片，對白依然像30年代的片子那樣咿咿呀呀的尖聲，周璿看不出有多麼漂亮，將就著看完了，隻記得光緒皇帝的一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黑龍江
黑龍江給我留下的最強烈的顏色並不是白的雪，而是金紅色的霞。之所以泛稱霞是因為包括了早霞和晚霞。
常有人表示懷疑：“你也去過兵團？”我說豈止去過，我是真正在最底層，幹最苦的差事，對方依然滿臉疑惑。——這疑惑並非因為我顯得多麼年輕，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種痕跡，某種那個時代特有的痕跡。這種缺乏大概因了我與生活本身的一種距離感，它來源於我的性格——我似乎從小就是個很自閉的孩子。
但這並不妨礙我得到生命中的許多外部經曆，甚至是瀕死經曆。譬如有一回，我躺在一垛麥秸後麵睡著了，康拜因呼嘯著開過來，我竟沒有聽見，多虧了那駕駛員鬼使神差地突然想上廁所。五團就發生過麥收時節軋死知青的故事。又如在東北11月的風雪中下到冰河裏撈麻，在零下52度的天氣裏去做顆粒肥，在那種嚴寒中沒有煤，井台封凍沒有水，因此連涮尿盆的水也有人喝，夏鋤時因為常常被拉在最後，所以總是餓著肚子幹活（老牛車送飯隻到人最多的地方），在那樣的勞動強度下，16歲的我不知道是怎麼過來的。
農忙的季節，清晨4點就要出工。天還黑乎乎的，大家就像一群胡羊似的，呼嚕嚕跟著，扛著鋤頭，低頭打瞌睡。可是忽然之間眼前一亮，黑暗忽然托起一輪金紅色的燈盞，那樣一盞又圓又大又紅又亮的燈！不是慢慢升起的，是忽然出現的，以至我每天都有了這樣的錯覺——這是神衹的啟示，可能有什麼意外的事要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