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4月6日 第一章 國內
1945年董必武赴美參加籌備聯合國的舊金山會議
董必武1886～1975）革命家，法學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領導人之一。名賢琮，號璧伍，又名用威。1886年3月5日生於湖北黃安縣城一個清貧的鄉塾教師家庭。青年時代留學日本。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1914年和1917年兩次東渡日本攻讀法律，從事律師工作。1920年與陳潭秋等在武漢組建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武漢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籌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年後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1931年回國後，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到陝北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
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戰勝利後，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區參加舊金山聯合國製憲會議。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政部長、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曆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法製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曾當選為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病逝於北京。主要著作編為《董必武選集》。
附錄：舊金山，又譯聖弗朗西斯科或三藩市，是美國西部重要的海港城市，金融、貿易和文化中心。它地處加利福尼亞州西北部，太平洋和聖弗朗西斯灣之間半島的北端，三麵臨海。城市麵積約１２０平方公裏，都市區麵積６，４２８平方公裏。
"聖弗朗西斯科"(SanFrancisco)是１８４７年墨西哥人以西班牙文命名的，當時這裏的居民隻有８００多人。１８４８年這裏發現金礦後，移民蜂擁而至，掀起了淘金熱。許多華人作為"契約勞工"來此挖金礦，修鐵路，備嚐艱辛。此後大批華工在這裏安家落戶，他們稱這座城市為舊金山（以區別澳大利亞的新金山）。１９０６年，一場大地震毀掉了市內的許多設施和建築後，舊金山開展了大規模重建。
舊金山的水域麵積占總麵積的２／３，市區與周圍城鎮以橋梁相連接。市內地勢起伏，共有大小崗巒４２座，主要山丘雙峰山、戴維森山和蘇特羅山等海拔在２７０米以上，最有名的是諾布山和電報山。這裏氣候冬季溫和多雨，夏季涼爽多霧。年平均氣溫最低１１℃，最高１７℃。年平均雨量７９０毫米，集中在１１至４月。
舊金山海關區諸港是美國最繁忙的國際港口之一。加利福尼亞州海岸山嶺在金門海峽處陷落海底，舊金山灣與太平洋連通後成了良港。灣西岸即舊金山半島的東岸，是舊金山市區所在地；灣東岸是奧克蘭。東西兩岸全是工商業區。由舊金山向南直到灣南頭聖何塞，其間有一連串的小都市滿布灣西岸。灣東岸也有同樣情形，以奧克蘭為中心，北可包括伯克利、瓦列霍；南可包括海沃德及弗裏蒙特。
灣西岸同灣東岸之間有４座長橋，其中最重要的一座長橋從舊金山直達奧克蘭，稱為舊金山－奧克蘭灣橋，為收費大橋。它是世界上最長的鋼結構高架橋，包括兩邊引橋，全長約１３．３公裏（橋身長７．２公裏），共有５１座橋墩，最深的橋墩深入水下達７３．８米。該橋於１９３３年５月動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完成。另一座大橋橫跨金門海峽，稱金門橋，也收費。
金門大橋１９３３年１月動工，有６個國家的人員參加建設，用了２．４萬噸鋼纜，１９３７年５月建成。橋總長２７３７米，兩個主橋墩約為６５層樓高，主橋墩之間的距離為１２８０多米。金門橋氣勢宏偉，外形壯觀，色調獨特，已成為舊金山的標誌。
舊金山的經濟以服務業為主，金融和國際貿易也很發達。美國最大的銀行之一──美洲銀行總部就設在這裏。舊金山還盛產各種水果、蔬菜以及鮮花。
舊金山也是一座文化都市，共有１８所高等院校，如１８５５年創立的舊金山大學；１８７３年建立的加利福尼亞－舊金山大學；及１８９９年創建的舊金山州立大學。市內還有世界聞名的柯倫劇院和金門劇院。北海灣有一條長約９公裏的海灘，是全國藝術家的一個活動中心。美國近代作家傑克·倫敦的故居位於郊區，已被辟為紀念館。
舊金山是一座國際化城市，人口構成複雜，有很大的亞洲人、意大利人、法國人、墨西哥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的社區。每個社區都有各自的特點。市內的唐人街據稱是亞洲以外最大的華人社區。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８日，舊金山與中國的上海結為友好城市。
1969年愛國將領張治中逝世
1969年4月6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逝世。張治中（1890～1969）是安徽巢縣人。他是一位傑出的愛國將領，富有遠見的政治家。他參加過北伐戰爭。抗戰時曾任國民黨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等職。抗戰勝利後主張國共談判，和平建國。1949年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同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北平談判。談判破裂後他留在北平，同年被邀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貢獻。
和平將軍張治中：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民黨內部主張和談的呼聲又起。
許多人都把和談的希望寄托在張治中身上。從理論上說，這一次國共和談，隻須對代總統負責，與下野總統是不搭界的。然而，兩個多月以來的事實說明，"蔣總統"盡管下野了，但下野的隻是一個總統名義，而非總統職權。從黨務與軍事，到政治與經濟，仍然都得報告蔣總裁定奪。所謂的代理總統，隻是一個代而不理。這樣一來，不但李代總統大動肝火，代總統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個個頗為負氣地說："我們管不了，就交還給蔣吧!總統不過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張將軍真是古道熱腸，看到李、蔣之間的這種倒置關係，不禁產生了勸蔣出國的念頭，以為隻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談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總統秘書長吳忠信的陪同下，張將軍啟程前往溪口，就勸蔣出洋和國共和談等事宜征谘下野總統的意見。
不過，張將軍真是太天真了，為了給李代總統創造一個放手和談的環境，竟然會想到勸蔣自動出洋，豈非是與虎謀皮之舉。好在用不著張將軍開口，蔣見到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來意是勸我出國的，昨天報紙已經登出來了!"這是一個先聲奪人，也是一個關門上鎖："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就是個普通國民，哪裏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結果，張將軍多少天來精心策劃的一肚皮說辭，到了溪口，勸蔣出洋的話一句也說不得，隻有就和談問題恭請前總統麵授機宜，定奪大計。
與以前的曆次國共談判不同，這一次是中共處於強勢，國民黨處於弱勢。和談當然是由處在強勢的一方，即中共方麵開出價錢，再由國民黨方麵討價還價了。中共方麵的"開價"已經在毛澤東的《關於時局的聲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項和談條件"：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製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八項和談條件"中，令國民黨方麵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項條件"懲辦戰爭罪犯"。因早在兩個多月前，中共方麵就宣布了被列為第一批頭等罪犯的43人名單，蔣的大名赫然列於第一。張治中要與中共談判，不能不對此表明態度，表示"第一項，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蔣的猜忌。至於其他條件，張雖表示"都可加以考慮"，但對改編軍隊問題，認為雙方應按比例各自編成；對於成立聯合政府問題，認為雙方應保持"同等發言地位"，並"確保長江以南若幹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最大的讓步，是同意鄂、贛、皖、蘇及漢、滬、寧等4省3市為雙方共管。
這是一個"劃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總統所謂的"光榮的和平"。既可以不作為戰犯接受懲辦，又可以保留一個由自己在幕後操縱的"南朝"，蔣對張提出的這一和談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過，蔣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張治中老到，在他看來，問題絕不會這麼簡單，不用說拒絕"懲辦戰爭罪犯"一項，絕不會得到中共方麵的同意，即對於4省3市"共管"一說，蔣亦認為"中共恐怕還不是這樣看法"。因此，蔣明確指示張治中："現在是備戰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為重，不應分心。"可見，蔣深知以這樣的條件，與中共方麵"還價"，是絕不會成功的。
溪口期間，張治中還就談判代表、黨務、外交政策、領導方針、內閣改組等事宜，向蔣請示機宜。蔣除一度反對何應欽組閣外，對其他問題，蔣一副"有事好商量"的態度，表示無可無不可。
一切的問題都談過了，隻有勸蔣出洋一事，盡管已遭蔣封殺，但張將軍並不死心，終於找到一個機會，以委婉的口氣替蔣分析留在國內與暫時出洋的利弊關係，懇請蔣對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慮。事實上，張將軍自從來到溪口後，發現這裏已成為國民黨的政治、軍事與黨務中心，不但黨政軍大員絡繹不絕於寧波、溪口道上，而且蔣的幕僚及侍從機構都已原封不動搬到溪口，晝夜不停地在那裏處理軍政大事，並通過電台與全國各地保持24小時聯係。顯然，隻要蔣一天不離開國內，就依然是大權在握的"幕後總統"，這對於南京政府的談和，不免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但蔣在這個問題上，確也沒有回旋的餘地。張之出發點，是以和平為重，以國事為重；而蔣之出發點，是以權欲為重，以蔣家為重，"道不同，不相為謀"耳!因此，張雖處心積慮，小心進言，慎為勸導，然蔣一接觸到這個問題，不是緘口不語；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憤慨地說："我是一定不會出國的!我是一定不會亡命的!我可以不做總統，但做個老百姓總可以自由!"後來，蔣的態度總算比較和緩，甚至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國，要好好的來!他們太不了解我的個性，竟想利用中外報紙對我施加壓力，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動住到國內任何地方，即使到國外也可以，但是絕對不能出之於逼迫。"盡管這隻是蔣的遁詞，但能把話說到這個程度，張無論如何是不好開口了。
溪口之行，前後共8天時間，張將軍回憶："白天蔣和我們逛山水，其餘時間就談話。上午談，下午也談，吃飯談，逛山也談，晚上圍爐也談，這8天中，真是無所不談。"臨別時，蔣親送張治中及吳忠信下山，並一直送到寧波機場上飛機，"歡然握別。"
張在溪口備受冷遇，卻在立法院大受歡迎。張返京後，應立法院邀請，就和談問題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博得全場不斷的掌聲。據說，"這是行憲以來，在立法院會議中所未曾有過的熱烈情形。"就在和談代表團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別休會半天，全體立法委員到機場送行，開立法院未有之先例，這又是讓張將軍沒有想到的。
北平和談："知其不可而為之"4月1日上午，張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乘中航"空中行宮"號，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開始了北平和談之旅。臨登機前，張在機場發表書麵談話，表示"謹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誠意，和中共方麵進行商談，希望能夠獲得協議，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實現"。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張將軍此時的真實心境。其實，張將軍並不是一個盲目樂觀的人，對於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難程度，張治中有著深刻認識。一個多月來，通過對南京各派政治勢力的摸底，張感到南京方麵普遍抱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即所謂"劃江而治"，亦即所謂"對等的和平"、"光榮的和平"的口號。而張很清楚：蔣之同意"劃江而治"，隻是一個權宜之計，目的隻在於贏得喘息機會，重新整合力量，徐圖反撲而已；桂係之同意"劃江而治"，目的隻在於聯共壓蔣，營造桂係主政的局麵而已。李代總統甚至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我想做到劃江而治，共產黨總滿足了吧?隻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
是日下午，張治中等抵達北平機場。機場上，沒有出現想象中的歡迎場麵；甚至中共方麵沒有一位代表到場迎接；而且，代表團的簡單行李也要接受檢查。接站的汽車開到代表團下榻的北平六國飯店門口，赫然一幅大標語，竟是："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對於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來說，不但是一個"下馬威"，更是一帖清醒劑，宣判了南京和談代表所謂"對等接待"、"對等談判"等幻想的破滅。
當晚6時，中共代表團公宴南京代表團。餐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次席代表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談。談話伊始，"周首席"先聲奪人，質問"張首席"在赴北平談判之前，先趕赴溪口謁蔣，"完全是為了加強蔣的地位，淆亂視聽，且證明蔣仍有力量控製代表團"；"周首席"嚴正聲明："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張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嚴重的後果，當即反複辯稱謁蔣既是出於禮貌問題，也是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張
首席"的解釋，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滿意，反而引起極大反感。張見一而再、再而三地辯解無效，亦不免動了感情。於是，張的溪口之行，成為北平和談的一樁"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雙方的談判氣氛。
雙方同意，和談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個別交換意見；第二階段，正式會談。交換意見伊始，雙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團(除邵力子外)拒絕接受"懲辦戰犯"的條件。因為根據中共方麵公布的戰犯名單，不但已經"下野"的蔣介石，被列為頭號戰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
顯然，就張治中的立場來說，惟這一條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團認為：李宗仁既已公開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項原則為談判基礎，現在又拒絕接受懲辦戰犯問題，這不是說並未接受八項原則為基礎嗎?戰犯問題之外，雙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問題上。"周首席"明確表示："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過江，談成後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可是，從蔣氏到桂係，對北平和談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達成"劃江而治"的局麵。和談開始後，蔣為了加大對北平和談的壓力，命何應欽赴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所謂和談"五項原則"，第一項就是："雙方停戰，各守原防，如共軍渡江，即宣告和談破裂。"對於"張首席"來說，"周首席"的強硬態度，中常會的強硬決定，有如兩堵高牆，將他擠在中間。現在，既不能取消"懲辦戰犯"的條件在先，又不能達到"南北朝"分治的條件在後；和談伊始，暗礁重重，實始料未及。
張治中根據這一情況，提出了新的和談策略，即在"劃江而治"的問題上，不再與中共方麵作無謂的爭執；但在"懲辦戰犯"的問題上，堅決表示："我們絕不能簽字。一則南京李、何不會同意；二則我們上午簽了字，也許下午就出事了；三則簽了字，我們如何回得南京去?隻好留在北平了。"同時，"張首席"再給溪口蔣先生去信，痛陳利害，勸蔣"毅然放下一切"，否則，"仍聽信擁護領袖失敗者之言，留居國內，再起再戰，則非至本黨徹底消滅，鈞座亦徹底失敗不止。"
"張首席"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得到中共方麵的體諒，卻未得南京方麵的響應。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領袖毛澤東約見張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條款中對戰犯列名，改編國民黨軍隊的時間可以放寬，聯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維持現狀，解放軍渡江可在協定簽字後或經過若幹時日後進行，等等。4月12日，何應欽致電張治中，轉達南京和談指導委員會決議："渡江問題應嚴加拒絕。"因此，"張首席"意識到中共雖在戰犯問題上作出了重大讓步，但隻要南京方麵在拒絕中共渡江問題上仍抱有幻想，則北平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則不複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送到張手上。張回憶："當時我一口氣把它看完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全篇充滿了降書和罪狀的語氣；第二個感覺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並說："我事前也明知這次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於自己主觀上對和平的癡心夢想所驅使，仍然期望'奇跡'會出現。現在是完了，在我當時尚且認為'苛刻'些的條款，在國民黨反動派又豈有接受的可能?"至此，張認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無非是從文字、語句等方麵，對協定草案作技術性處理，使"詞句力求和緩，避免刺眼的詞句"，求得南京方麵或者能夠接受。13日與15日，兩次舉行正式會談，中共方麵接受了南京代表團所提的20多條技術性修改意見，形成《國內和平協定》正式文本計8條24款，並聲明，這是不可變動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簽字，否則就馬上過江。
麵對這樣一個"最後通牒"，張治中無可奈何地說："也好，幹脆!"表示"應該說的話，應該說的理由，通通都說了，說盡了。"不過，張還是忍不住打了一個比方，"國共兩黨等於兄弟一樣，大哥管家管不好，讓給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張的本意隻在於自嘲，然"周首席"當即予以駁正，認為最近20多年來的國共兩黨之爭，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鬥爭!周同時表示：如果張將軍所說的兄弟關係，"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麼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我們很願意接受。"周的矯正，意味深長。後來，兩個代表團的成員，確是成了兄弟關係。
南京代表團回到住處，就是否接受《國內和平協定》問題，形成了最後意見，認為盡管條件過高些，但如果能了然於"敗戰求和"的道理，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麼，就隻有毅然接受。16日，黃紹竑代表和屈武顧問返回南京彙報，勸告李宗仁、何應欽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麵發來長篇複電，對《國內和平協定》各項條款大加斥責，表示"極盼能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借以表示雙方謀取真正和平之決心與誠意"。21日上午9時，張治中把南京複電抄送中共方麵，請他們再加考慮。中共方麵的答複是：解放軍已按預定計劃，於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強渡長江成功；人民解放軍正遵照毛澤東、朱德發布的《向全國進軍命令》，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間長達500公裏的長江段，全線發起渡江戰役。至此，北平和談正式宣告破裂。
蔣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絕《國內和平協定》，原在張的意料之中。不過，就南京而言，並非鐵板一塊。李宗仁有些猶豫，白崇禧堅決反對，甚至斥責黃紹竑"虧難你，像這樣的條件也帶得回來!"何應欽表示需要研究後答複；其他人有反對的，也有不發言的。顧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協定送溪口呈蔣。蔣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這是國人對晚清李鴻章的評價。
談判破裂之後，南京代表團何去何從?這是擺在張將軍麵前的一個難題。理論上，當然不是一個問題。談判結束，首席代表的責任，便是率代表團全體成員打道回府。但此次的情況，太不簡單了。說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說到"回府"，就不那麼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裏?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專機，24日將他們接回。但解放軍在21日就已突破號稱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就在這一天，李代總統與何院長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轉移計劃；總統府、國防部遷上海，行政院遷廣州，其他院、會、部疏散至廣州、桂林、台灣等地；並規定：23日淩晨2時集合完畢，開始疏散行動。
然而，不等政府機關撤逃，曆來不肯顧惜他人的湯恩伯大將軍(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痛快地拔得頭籌，22日就已下令南京軍警機關全線撤退。23日晨，當張治中從北平打長途電話到南京時，不要說已經找不到南京政府，就連軍警機關也已遍找不著了。所謂的"回府"，哪裏還有一個"府"呢?(24日，張接到何應欽函，指示徑飛上海；但這時代表團已決定全體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親自來做"張首席"的工作，請南京代表團同仁全部留下，說："這次商談，活動緊張，大家都辛苦了，應該好好休息。雙方代表團同意的《國內和平協定》，竟為南京方麵所拒絕，彼此都感到十分遺憾的。目前形勢發展迅速，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已全麵崩潰，我們估計隨著形勢的轉移，仍有恢複和談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說，全麵的和平辦不到，但出現部分地區的和談則是很可能的。這個協定還是有用的，請大家留下來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亦紛紛勸駕挽留，表示："過去在重慶、南京，談判破裂後，我們代表並不撤退，保持未來和談恢複的接觸，現在挽留你們，也是這個意思。"
說到這裏，"周首席"並提醒"張首席"："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是會不利於你們的。"據此，周懇切表示："'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這是一個出自內心的檢討，更是一個語重心長的關懷，張首席代表聽了，其他代表聽了，一個個頓露自慰之色，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團成員在去留問題上主張各異，意見頗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力子已明確表示與中共方麵合作，夫人傅學文已來到北平；三席代表黃紹竑雖已返回，然亦以"身體不適"為由，由穗走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了；四席代表章士釗、五席代表劉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諸先生，因與國民黨方麵都沒有太深的關係，也就紛紛表示考慮留在北平。這樣一來，在南京代表團內，"張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了少數派。
從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團就去留問題，整整討論了兩天，張代表與各代表之間，意見紛呈，莫衷一是。"張首席"因始終未能說服其他代表，隻好無奈地表示："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決裂，理應回去複命。同誌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複命。"這是一個簡單的"複命"哲學，也是一個忠於道義的沉重表示。
然而，這真是一個非常時期，也是一個不斷出現奇跡的時代。就在張將軍盼望南京方麵的專機早飛北平的時候，周恩來也在等待這架專機起飛的消息。原來，在這架飛機上，搭乘著幾位神秘的客人---張治中夫人及孩子，他們是周恩來親自下令保護的重點對象。
對於張將軍家屬的安全問題，早在幾個月前，中央就已經高度關注。當時，張治中、張文心兄弟的家屬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黨指派由中共地下黨員、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作戰處的沈世猷具體負責。沈曾在張氏兄弟手下工作過，對兩位上司的家屬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監護"人選。張治中出任和談代表以後，進一步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動向，防止不測事件發生。張率團北上和談後，南京方麵的和平空氣一度很緊，表麵上形勢有所緩和，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張文心夫人鄭淑華從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談破裂，形勢驟然險惡，南京方麵難以立足，洪希厚、鄭淑華妯娌正考慮如何從南京出走時，沈世猷接到上級命令：秘密將張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據此，沈連夜通知並安排洪希厚、鄭淑華及其子女潛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業務經理鄧士章(張治中的老朋友)，安排他們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團返回的國民黨專機，來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兒子張一純及女兒張素我的突然出現，讓張治中大吃一驚，亦大為感動。到了這個時候，"張首席"盡管仍然不能完全放棄他的"複命哲學"，但對於一個"走"字，是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了；況且，即使中共方麵同意他南歸複命，夫人洪希厚及孩子們會同意麼?最後，"張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向"周首席"說："你太會留客了。"
不過，就"張首席"而言，人是留下來了，但思想彎子並沒有轉得過來。從4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兩個月時間裏，這是張治中一生中最為閑適自在的一個時期，也是張治中一生中最為苦悶的一個時期。
張將軍最終能夠順應曆史潮流，與周恩來的長期影響與辛勤工作有重要關係。就張治中的經曆而言，從黃埔建軍到北平和談，對其一生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蔣介石，另一個就是周恩來了。張將軍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來先生，我們是20多年的朋友，無話不談。"其實，即使不談政治向背，也不談思想抱負，隻就個人氣質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來對張治中的影響，都要遠遠大於蔣介石對張治中的影響。這是張治中最終脫離國民黨陣營，投向人民陣營的一個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