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處世禁忌不可不察
忌誇誇其談
《周易·係辭下》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思想修養好的人，語言簡潔，不亂發議論；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絕，卻言之無物。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話不多；與親人相處的時候，話也很少。但與朋友在一起時，話就很多，如果恰好異性朋友也在一起，話就更多了，真可謂標新立異，妙語連珠，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到得意處，更是手舞之，足蹈之。
這一切都是因為人有一種表現欲，或者表現一種氣質，或者表現一種才情，或者表現一種風度，或者表現一種智慧，總之是想表現一種優越感，掩飾一種自卑感；想表現自己某一方麵長處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麵的短處。
誇誇其談的人，本來是想表現自己的長處，可是他在表現自己的長處時卻暴露了自己的短處；他隻知道談論的樂趣，卻不知道沉默的樂趣；隻知道表演的樂趣，卻不知道觀賞的樂趣。
我們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景，在一輛公共汽車上，一群女學生在那兒唧唧喳喳說個不停，她們中間沒有一個在聽，每個人都在說，盡說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事，盡撿一些不痛不癢的話來說。與其說她們是說給同伴聽的，倒不如說是說給車上的乘客聽的，她們之間不構成聽眾。她們是在向乘客們表演，隻不過表演的不是說話的內容，而是表演她們說話的神氣，眼睛的靈氣和小嘴巴--"嗯"--"啊"的嬌氣。
其實，所有的表現都可以如是觀之。
曾國藩年輕時，就是一個有很強表現欲的人。
有一天，曾國藩到陳岱雲住處，與岱雲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籮，言無不盡"，他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一股腦地全部吐露出來，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裏，他就後悔了，自己這樣天天沉溺於詩文，而不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已經自誤了，難道還要以此誤人嗎?
第二天，馮樹堂來訪，於是他把陳岱雲約來。三個人聊備酒菜，暢談起來。馮樹堂與陳岱雲都很節製，隻有曾國藩高談闊論，無休無止。所談的內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話題，然而曾國藩卻反反複複，沾沾自喜。朋友散後，曾國藩又檢討起來，忘記了韓愈《知名箴》中的訓告，隻重視外表，而輕視了內修，誇誇其談，幾乎成了每天的惡習啊!
曾國藩的長處就是他能反省自己。讓我們記住《詩經》中的一句話："匪言勿言，匪由(法、道理、合理)勿語。"
忌好為人師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兩千多年前說的話音猶在耳。曾國藩聽過了，我也聽過了，相信你也聽過了，然而又有幾個人真正聽進去了呢?
翻開《曾國藩全集》，洋洋一千五百萬言，該有多少箴言和警語，說不完的經驗教訓，道不盡的滄海桑田，曾國藩似乎把他的全部知識、智慧和才情記載了下來，其中不乏真知處，深刻處，警醒處，但也多有教訓處。有對子侄的，兄弟的，部屬的，同僚的，甚至也有對皇上的。曾國藩在鹹豐十年八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
恭讀朱(皇上禦筆)批，而戒餘之師心(好為人師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道光十九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幸虧皇上疾病纏身，又內外交困，不然的話，重則大禍臨頭，輕則冷遇荒野。曾國藩得到皇上的如此禦批，恐怕決非僅有的冒犯，從他自身的處世方式來看，受到皇上警告，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曾國藩對子侄，隻有教訓，沒有商討；對兄弟，商討得少，教訓得多；對同僚，商討多，但教訓也多。在家裏，他是門麵，一言九鼎；在軍營，他是統帥，軍令如山；在省府，他是總督，昭示一方。可謂四處優越，八方權威。加之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兒不可懦弱無剛，更憑添倔強之氣。於是乎養成了教訓人、指導人的習慣，至於他"師心"上奏，應該說也在情理之中。
習慣成自然啊!
天下喜歡教訓人、指導人的有三種：一是當官的，二是當教師的；三是責任心強的家長。這三種人或者由於職業的和心理的原因，都喜歡好為人師，並不是他有意要把他人置於一個"下級"的位置，也不是他刻意顯示自己的高明和見識廣博，而是他養成了一種好為人師的習慣。而這三種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相當多的，所以好為人師的人也為數不少，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每一個成年人都有好為人師的陋習。因此，溫習一下孟子的語錄，會使我們獲知一些新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