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登高壯觀天地間
林佩芬
（１）
獨自矗立在宇宙的第一高峰，你會想些什麼？
稚齡讀書，我常從文字中想像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登高望遠，心胸開展、視野遼闊，抗懷千古、俯視天下，人的襟抱與作為於焉受到啟發。
稍長，我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鎮院之寶——北宋範寬的巨幅山水《溪山行旅圖》，從圖畫中領略了巍峨高山宏偉雄壯、頂天立地的大氣，體會到一枝筆能具體揮灑出“山川炳煥似開國”的磅礴氣勢，也產生了新的想像：圖畫中的旅人正在層巒疊翠的山間行走，如若前進不輟，一步一階的登上峰頂時，會是何等景象？所見到的又是何等景象？而這正在山間行走的旅人，會是孔子？杜甫？還是我自己？
這份臆測令我神往，時時獨自思索；而現實生活中也存在著諸多印證——第一次搭乘飛機時，年已雙十，卻像孩童般目不轉睛的看著窗外，遼闊的山川江海、田野平疇如畫卷般展開，蒼莽大地，盡收眼底，實際上體會了得以宏觀全局的開闊視野，心中產生極大的感觸；於是，此後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我總要登上城中的最高樓，一覽無遺地眺望全景，久了竟成為一種習慣，登高望遠，望盡一城的煙雲。
中年以後，我飛越海峽，足跡遍曆神州大陸，行經萬裏長城，我在千年不朽的城上佇立，舉目四望，天地浩渺，氣象萬千，而眸光交錯間，我覺得眼前所見的不是天容海色，平疇沃野，也不是歲月與建築，而是總合了時空的曆史，以人為中心的曆史，是天地之間的人世，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探討。
於是，視野成為一個抽象名詞，一種思考意義，也使我對自己產生新的詢問：是什麼樣的眼光能透過這廣闊無邊的視野洞澈曆史？是什麼樣的襟懷能涵蓋這博大宏偉的視野，體悟曆史？
這項詢問不易立刻獲得回答，但時時縈繞心中，反覆思索、探求；偶然間，我行經龍門石窟，登奉先寺，一步一階的拾級而上，站在寺前平台仰望舉世著名的盧舍那大佛；寶相莊嚴，慈悲圓滿，無論是有形的雕刻還是無形的氣韻，都呈現了完美的境界；時正雨過天晴，天地間充盈著雨水洗滌後的潔淨和陽光重現時的柔煦，也使我的心境祥和寧靜，一塵不染；而不經意間一抬眼，正對著大佛彎垂的長眉下一雙悲天憫人的眼眸，眼眸深處飽含著廣闊無私、對世人充滿了關懷、憐愛與寬和、包容的慈光；霎時間，我得到了感悟，已無須對眼光和襟懷提出詢問。
最終，我又回到自己的書房裏，隨性讀書，一如陶淵明的在書卷中俯仰終宇宙而自得其樂；一麵期許自己的寫作是出於沉思，歸乎翰藻，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成一家之言；也希望能具體實踐我以前曾在論文中提出過的理想：
一位偉大的小說家必然同時是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與宗教家。
宗教家悲天憫人的胸懷與救世的精神，是一種偉大；藝術家創造完美與詮釋完美，也是一種偉大；思想家探尋真理，剖析人性，提升人性；史學家鑽研古今之變，鑒往知來，啟迪世人，更是一種偉大；而能融此四者於一身，方成偉大的小說家。
寫作原本就是一項偉大的追求與實踐——這雙重的偉大使作品矗立於永恒。
（2）
宏觀人類的曆史，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宛如一座永不停息的風車般的輪轉，生死榮枯不停地循環交替，變動的過程與時間一起前進，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文化，都由出生、成長，進展到強盛、衰老，而後步入死亡，為下一輪的新生者取代。
微觀中國的曆史，也是一個生命，盛世與衰世循環交替，朝代之間如連環般的進行遞嬗，新陳代謝，世代交替，老死的一朝為新生的一朝所取代，新朝老化、腐朽後又為下一個新朝取代，周而複始，循環不已。
我選取清朝開國史做為中心點，探討明清的鼎革遞嬗，和時代的完整風貌，書寫《大清開國四部曲》；在時間上的定點為始於一五八三年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至一六八三年聖祖康熙帝收服台灣，明朝的年號完全消失為止（注一），共計一百年；百年世事，莽莽蒼蒼，有如大海之波瀾壯闊，有如山泉之幽深曲折，更有如浮雲之瞬息萬變，令人歎為觀止。
斯時，世界史正寫出一頁驚心動魄的篇章，歐亞美非各洲都處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歐洲正因地理發現、印刷術傳播、民族國家興起及宗教問題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都發生變化，時代陷入動亂中，國家重組、內部及國際間戰爭頻仍，戰火隨處可見，人們在痛苦中度日，而這情形促使許多人向外拓展，形成頻繁的航海活動，又因為地理大發現，航海者行向亞、美、非三洲，尋找新的發展。
美、非二洲的居民因而蒙受重大浩劫，許多黑人被擄為奴，許多印地安人被殺，許多地方淪為殖民地，惡劣的情況延續了一個世紀以上才得到改善。
對亞洲，歐洲亦以武力入據馬尼拉、台灣等地，對文明程度已高的中國、日本等國則發展貿易、傳教等項，進而因往來頻繁而關係密切，而相互影響；在經濟上形成全球貨幣體係，彼此休戚相關，榮枯與共（注二）；宗教、文化的傳播影響了雙方的心靈和精神，科技的交流提升了天文、曆算、製造等學；新式槍炮武器的銷售直接影響戰爭的勝負，成為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注三）。
亞洲主要國家本身亦處在變動中，中國固為易代之際，朱明政權因庸主在位，朝中黨爭、內鬥，民間經濟崩潰而逐漸腐朽；努爾哈赤起兵後，女真由分裂而統一，進而聯結蒙古，使蒙古的情勢產生變動；最終滿、蒙、明三方合而為一，形成大一統的新朝代。日本則方由“戰國時代”步入“幕府時代”，變動極大，並亟思向外拓展，於是出兵侵略朝鮮，朝鮮以文臣結黨內鬥、武備不修等原因無力抵禦；而朝鮮本為明朝屬國，明朝出兵援朝，形成三國之戰，戰事拖延七年才結束，對各國、各方麵都造成重大影響。其後，清朝在入關之前，為免後顧之憂及解決糧食問題，兩次出兵朝鮮，使朝鮮一變為清之屬國，影響至巨。
基於這些，我深刻地體認到，形成曆史變動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整體性的，每一個枝微末節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彼此息息相關，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心轉意移，牽發動身；也同時存在著個別性，每一個枝微末節都各自有它形成的原因、過程、特有的現象和影響，也都彼此息息相關，互為因果；這整體性與個別性一如地球的公轉與自轉，同時進行，相互影響，四季運轉，晝夜交替，其原則永恒不變而過程瞬息萬變。
因此，探究這百年世事，既是“通古今之變”，也是“通全球之變”；我的寫作以中國為中心，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大曆史角度看清朝開國的曆史；而中國既為世界大變局中的一員，與外國的內部變動、外在影響都息息相關 ——我歸納為八大意義：
第一：滿族建立清朝，由關外入主中原，興起的過程中融合了東北諸多少數民族，又聯結蒙古，並大量吸收漢文化，形成新的、融合式的中華民族與文化；再現中國曆史上進行過多次的胡、漢民族因政權更替而形成民族、文化大融合。
第二：明末衰敗已極，生靈塗炭，經過翻天覆地似的大變動、政權移轉後，注入新朝的新生命力，重新起步，逐漸走向盛世，開創出“康雍乾”的輝煌時代，印證了曆史的盛衰循環論。
第三：明末衰亂，賦稅苛重，民不聊生，不少人為謀生路或投向清朝，壯大了清朝；或聚眾起兵，形成內亂。李自成起兵後，以“不納糧”的口號大得民心，使許多地方自動迎降，印證了“民為貴”、民心的向背決定政權存亡的政治理念。
第四：明、清兩朝的帝王重臣互相對照，印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聖哲之言。
第五：易代之際，明朝士人麵臨三種抉擇，而有四種做法。一為效法伯夷、叔齊隱居；二為效法耶律楚材投效新朝，造福百姓；三為效法文天祥，殺身成仁；三者都可欽可敬。第四種是反複不定，降後複叛，產生許多特殊行為，堪稱最佳的人性研究案例。
第六：明、清兩朝與日本、朝鮮及南洋、歐洲各國的官方關係固為政治、軍事，而民間活動重點在貿易、科技、宗教與文化傳播，影響亦大。
第七：明末內地陷於戰亂，沿海居民或相繼往海上發展，提升了沿海的經濟；或往他地移居，成為外國的“華裔”人民，開創出新的天地。海盜出身的鄭芝龍等人發展出大型船隊，運貨經商及建立海上武力，往來於日本、南洋各地，並與歐船在海上貿易，如同與歐洲一起進入大航海時代，對全球互動有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