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0 參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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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昆明坐動車，不到一小時就到了彌勒。因為提前用郵件溝通過，所以那位彝族老記者給覃彌和畢達哥拉斯準備了傳統的“八大碗”，紅燒魚、煙熏肉擺滿了一桌，覃彌卻遲遲下不了筷子。畢達哥拉斯倒是吃得歡快，他素來對吃的不甚講究，大抵是因為小時候被美國的漢堡荼毒太深，又在英國吃了幾年英式黑暗料理，味蕾已經麻木了吧。
彝族菜好吃是好吃，色香味俱全，可是不太健康，過度烹調，高糖高鹽高脂，而最近覃彌在有計劃地減脂，嚴格控製碳水化合物攝入，隻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口味變得很淡了，所以看到眼前滿滿當當的一大桌，有點沒胃口。
畢達哥拉斯注意到她還沒吃一口：“怎麼，真的要減肥？”
“不行嗎？”覃彌沒好氣地瞪他一眼，“我又不像你，怎麼吃都不胖，我隻要稍微多吃一點點碳水化合物，體重秤就要報警了，傳說中的‘喝水都長胖’。”
畢達哥拉斯絲毫不在意：“那就胖唄，我不介意。”
覃彌別扭地咬著下唇：“我介意啊。”她壓低了聲音，“人家是想拍婚紗照時瘦一點啦。”原本不想讓畢達哥拉斯聽到的，沒想到刻意壓低聲音還是讓他聽到了。
他立刻放下筷子，眸子裏溢滿了掩飾不住的笑意：“婚紗照？”
覃彌不理他，拿筷子翻開紅燒魚煎炸得微焦的外皮，在裏麵挑出白嫩的魚肉來吃。魚被她翻得慘不忍睹，畢達哥拉斯卻毫不在意地吃她吃剩下的魚皮，邊吃邊忍不住笑意。
那位老記者年輕時在上海打拚，五十歲後回到故鄉，此刻穿著彝族傳統服飾，頭上戴著纏帕，雙耳佩珊瑚，下身是百褶長裙，上身的衣裳繡著火鐮、羊角、蕨芨草等傳統紋樣，笑容慈祥，看覃彌不吃菜，就給她盛了一碗玉米蕎麥。彝族人的傳統主食就是玉米和蕎麥，粗糧富含膳食纖維，升糖指數低，血糖負荷值低，有利於控製體重，所以覃彌吃了一小碗。
畢達哥拉斯拿來一個空碗，裝上開水，幫覃彌把回鍋肉上麵的油和鹽洗掉一部分，再咬掉肥肉，把清淡的瘦肉夾到覃彌碗裏。
覃彌內心很感動，嘴上卻說：“好了好了，碗都裝不下啦。”
飯飽酒足後，也該談正事了。門外傳來悠揚的葫蘆笙吹出的樂曲聲，之前覃彌在四川大涼山也聽過這種樂曲，隻覺那古老的樂器發出的愴然之聲仿佛穿越了蒼茫的歲月，直抵人心最柔軟的地方。那老記者開口說：“魏道明先生是1978年5月18日在台北仙逝的，雖然他的子女遵照他的遺囑將他和鄭毓秀女士合葬，但是你們大概不知道，在鄭毓秀女士去世後第三年，也就是1962年，魏道明娶了榮毅仁的妹妹榮輯芙女士為續弦。”
覃彌渾身一顫，難以置信。畢達哥拉斯則輕輕握住了覃彌的手，以示安慰。
說好的一生一世一雙人呢？相攜三十餘載，竟然在她死後第三年就另娶，覃彌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
那位老記者接下來又說：“其實鄭毓秀女士是認識榮輯芙女士的。你們應該知道，榮輯芙出生於無錫榮家，是真正的名門閨秀。榮女士經曆過兩場婚姻，在泰國曾經離過婚，認識魏鄭夫婦時，她是一位華裔美籍商人的妻子。她風度優雅，和鄭毓秀女士是閨中密友，鄭毓秀女士一直稱呼她的英文名‘Virginia’??”
覃彌蹙眉：“那時的鄭毓秀女士情況如何？”
“萬念俱灰。”老記者隻用了四個字，“1948年魏道明開始淡出政治舞台，離開台灣，他們夫婦一度前往巴西經商，但以失敗告終。那時他們該有多麼迷惘彷徨啊，想回內陸不可能，因為他們是蔣介石的手下；想回台灣，可蔣介石不給他們發通行證。他們隻能客居美國，遙望故鄉。英雄無用武之地，鄭毓秀女士每日隻能靠打麻將消磨時光。這對一個心比天高的傳奇女性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折磨了。1954年，她被診斷出癌症，被迫切除左臂。我想，失去左臂的那一天，她對人生已經徹底絕望了。人生最後的四年，纏綿病榻，顛沛流離，午夜夢回，不知是想起年少時巴黎的光輝歲月，還是在上海法租界開律師事務所的瑰麗時光。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不是從未得到，而是得到了又失去了；不是無法實現夢想，而是夢想實現了又隕落了。熊熊燃燒過的生命，現在隻剩下一團死灰。”
覃彌終於明白了，魏道明和鄭毓秀的愛情就是那樣被消磨掉的。
他們吸引彼此的就是活躍、冒險、激進、勇敢等陽光的一麵，他們都有著閃閃發光的履曆和過往，可後來那光芒消失了，他再也無法在她眼眸中看到凡爾賽宮前用玫瑰花枝充當手槍的少女眼中的那一抹火焰，她也無法看到他出訪南美時意氣風發的臉。
他們都是那麼驕傲的人啊，所以隻能共榮耀，不能共平淡。
他不愛她了，她也不再愛他，所以才有了她的詐死，有了他的續弦。
然而，就算晚年淒涼，他們也是一代人心中的傳奇，是曆史上不可抹殺的濃豔一筆，他們的愛情故事，應該長長久久地被傳頌下去。戰火紛飛、國難當頭的時代，他們曾經攜手創造豐功偉績，他們不該因為晚年的汙點而被埋沒。
“這宗案子我不想再查下去了。”覃彌站起身，“走，我們去琉森。”
畢達哥拉斯不無訝異：“琉森？”
“你之前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去琉森度蜜月嗎？”覃彌說，“愛情稍縱即逝，所以應該在愛彼此的時候享受每分每秒，不瞻前顧後，不畏首畏尾，不患得患失。等哪一天，我們的愛情也被消磨掉了，我們應該像魏道明和鄭毓秀那樣，勇敢鬆開手，餘生各自走，不回頭。”
1959年12月16日，四處洋溢著聖誕氣氛的洛杉磯一座質樸的民宅裏，68歲的鄭毓秀顫抖著手，將一枝早就幹枯的玫瑰投入熊熊燃燒的壁爐中。當它融入柴木被焚燒不見時，兩行濁淚從她布滿皺紋的蒼老臉頰上落下。
這是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那枝玫瑰，這麼多年動蕩浮沉，她一直將它帶在身邊，還把它鑲在畫框裏，懸於客廳的牆壁上。這些年她一直靠回憶生活，每分每秒都在懷念那個以玫瑰為槍的曆史瞬間，那枝玫瑰不光是她人生最輝煌的高潮，也是她和魏道明愛情的見證，可是現在，她要拋下這一切——過往的榮耀、眼下的苟且、病痛累累的身體和不再相愛的丈夫，而當魏道明看到她燒掉了她素來珍之重之的玫瑰枝時，他明白了。
她要離開他了。她要斬斷過去，到別的地方開始新生活。
她要去一個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過著失憶一般的生活。
之前的鄭毓秀已經死掉了，死於1959年12月16日。
“我曾經很愛很愛你，可是現在不了。”鄭毓秀回過頭對魏道明說。
“我明白。”魏道明苦笑，“你愛我，可是你更愛你自己。我也一樣。我們都隻是更愛自己而已。”
洛杉磯冬日帶著雪花的冷風吹幹了鄭毓秀眼角噙著的最後一滴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