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旬，襄陽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張廷發命令剛由八十五團、八十九團整編而成的獨立第七團進駐保康剿匪。
保康縣位於鄂西北，荊山山脈自西向東橫貫其中，有“襄宜咽喉”、“川東門戶”之稱。襄樊戰役之後，國民黨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及鄰縣的反動頭目都逃到這裏，與保康土匪頑敵相勾結，企圖憑借大山重整旗鼓，打亂解放軍入川作戰的戰略部署。
要解放保康全境，肅清鄂西北頑匪，必須解決保康縣九路寨這隻攔路虎。
所謂九路寨，因山下有9條路通向山寨而得名。
九路寨位於保康縣西南部的保（康）宜（昌）興（山）交界處，海拔1700餘米，方圓15平方公裏，形似葫蘆，四周多為懸崖峭壁，地勢十分險要。這個山寨幾百年來一直是“國中之國”，從來沒有外地武裝打進來過。
孫秀章在30年前收容土匪霸占山寨後，苦心經營，增修各項設施，現在構成了嚴密的防禦體係。由於孫秀章不但長期抗捐抗稅，還要在周圍抽丁抽稅，使國民黨政府難堪，因而國民黨曾多次派軍隊前來進剿，但都沒有成功。孫秀章因此更加不可一世，他幹脆自稱“九千歲”，在寨前樹立一塊“九路國”的石碑。
孫秀章自以為已固若金湯、萬無一失，故四處揚言：“國民黨軍隊那麼好的裝備都攻不上我的山寨，更何況你缺槍少彈的土八路，要送死隻管來！”擺出一副與解放軍一決高低的架勢。
周圍的其他匪首也都附和說：“共產黨要是能攻下九路寨，我們就自動繳械投降。”
為了防止解放軍上山圍剿，孫秀章切斷了其中的7條路，隻留下易守難攻的兩條小路。進攻九路寨，不能不選這條路線為主攻路線。孫匪除了布置自己豢養的匪徒外，還向匪首閻世隆借來部分兵力以加強警戒。
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王清率排以上幹部親臨山寨周圍進行實地勘察，製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決定采取偷襲與強攻相結合的戰術，消滅孫秀章土匪。
11月31日中午，部隊分4路縱隊冒著滂淪大雨，踏著泥濘的道路，在馬良、歇馬、店還、百峰等地民兵的參與配合下，日夜兼程60公裏，於次日拂曉前抵達預定地點，在走馬嶺對麵的“馬場”上架起了重機槍和八二迫擊炮。
副營長徐鵬率三連從走馬嶺東南角迅速向山頂運動，被匪暗哨發現，孫秀章立即命令土匪封鎖道路，砍斷係著滾木、鐳石的藤索。
頓時，兩米多長的滾木和水桶大的鐳石呼嘯而下，直向三連砸來。
“利用地形，緊貼山崖。”徐鵬副營長趕緊呼喊。
指戰員們沉著應戰，一次又一次地避過了危險。
在此緊急關頭，王清指揮“馬場”的10多門八二迫擊炮一齊轟擊，很快摧毀了敵人的暗堡。
三連趁機發動攻勢，撲向敵前沿陣地；二連在營長黃玉發、教導員許金蘭帶領下，從走馬嶺另一側發動攻擊，與三連密切協同；一連長楊永太，指導員郭懷蘭則帶領本連，以孫匪根本想不到、根本沒有路的茅家溝另辟蹊徑，采取搭人梯、拋繩擺渡的辦法，抓住從錯落疊壓的石壁夾縫中伸出的孤鬆、古藤，攀懸崖，越峭壁，直搗土匪指揮部。
就在這時，三連一排排長李海林、副排長丁宗德和二排戰士薑德從、李懷德一起登上了匪炮樓，把紅旗插上九路寨。
占領匪前沿陣地後，指揮部向軍分區發了電報，軍分區立即複電鼓勵：“王趙並轉全體指戰員：悉你們攻占九路寨前沿陣地的勝利消息，給予全體指戰員記特等功一次，望再接再厲，發揚連續作戰精神，力爭全殲敵匪。”
軍分區首長的鼓勵，更加激起指戰員們的殺敵豪情。他們乘勢猛攻，直插孫秀章住地老鱉窩。
孫秀章企圖率部從南岩突圍，被堵截後，隻得化整為零，分散隱蔽。
剿匪部隊隨即展開全麵搜捕，從山洞裏搜出李宗洋及其小老婆，俘獲了100多名殘匪和大批武器彈藥。
老奸巨猾的孫秀章卻帶著家眷、武器、煙土和6名心腹，化裝後由老灣岩摸下了山寨，並逃到興山龍口河。最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興山縣人民政府繳械投降。
九路寨戰鬥的勝利，對全縣震動極大。
剿匪部隊南北集團繼而采取“圍三闕一，網開一麵，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奔襲石坪、莫家還，接連搗毀匪據點。
在強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保康境內尚存實力的匪十七旅三團團長劉善初和三團副團長閻世隆兩股殘匪，以及匪十七旅旅長兼保康縣偽縣長溫而理等，也都於1950年1月中旬舉起白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