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技術理論
中國音樂創作的技術理論基本上是與中國近代專業音樂創作活動的出現同時起步的。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一本作曲技術理論書籍——《和聲學》，由留學日本的音樂家高壽田譯述，曾誌忞校訂。在其後的三十五年間（一九一四——一九四九年），陸續出版了一些譯著，主要有：普勞特《和學理論與實用》（賀綠汀譯）、李姆斯基·柯薩科夫《和聲學實用教程》（張洪島譯）、萊曼《和聲分析》（趙譯）、馬扣斯·惹葛《轉調例釋》（蕭而化譯）、奧列姆《和聲學初步》（趙譯）、奧列姆《賦格初步》（趙譯）、該丘斯《和聲學》（繆天瑞譯）、喬治·韋治《應用和聲學》（上）（汪培元譯）。這些以和聲學為主的譯本，介紹了歐洲傳統的作曲技術理論，但文體尚欠規範，譯名不統一。
同時，由中國人編寫的技術理論書籍也有出現，如蕭友梅編《和聲學》、戴逸青《和聲與製曲》、吳夢非編譯《和聲學大綱》、王光祈《對譜音樂》、繆天瑞編《對位法概要》、黃自遺稿《單對位法》、邱望湘編《和聲學初步》、金仕唐（即錢仁康）《樂理與作曲》、陳洪《曲式與樂曲》、《對位化和聲學》、繆天瑞《曲式學》、《和聲學》、王震亞《五聲音階及其和聲》等。這些著作，大部帶有編譯性質。
由於條件限製，四十年代末期以前，中國國內學習和掌握專業作曲技術的人數不太多，較早從國外學成歸來的少數音樂家，如蕭友梅、黃自等人及個別來華的外籍音樂教師，如弗蘭克等人，是這門學科最初的播火者。
一些中國音樂家在學習歐洲作曲技術並運用於創作實踐時，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歐洲作曲技術理論與中國民族音樂文化和音樂創作之間，存在著一個如何適應的問題，並在實踐中開始了某些“中國化”的嚐試，在趙元任、黃自、馬思聰、江文也、賀綠汀、江定仙、冼星海、譚小麟等人的部分作品裏，便可見到這種可貴的努力。這種努力，大多具有探索的性質。但就當時的實際需要而言，更急需對作曲技術理論知識具有啟蒙意義的傳播和介紹。
開拓研究領域，加速學科建設
“文化大革命”十年，加上“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升溫”和“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前後長達十五年左右的時間，雖然作曲技術理論的教學、研究、翻譯等活動並不是絕對的靜止，但是，音樂專業刊物的全麵停刊，出版社的整頓，教學秩序的破壞，使一些在艱難環境中仍在堅持的研究工作失去依傍，成果無法麵世，造成這一領域十多年的空白。
自一九七九年起，作曲技術理論步入了一個充滿生機的繁榮發展時期，各學科在研究領域的廣度和深度上是前三十年不能相比的，僅從公開出版的作曲技術理論專著和各種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看，就大大超過前三十年的總和。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十年間，最集中展示作曲技術理論研究成果的是4次全國性的專業會議，即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武昌召開的“和聲學學術報告會”，一九八六年十月在武昌召開的“高等音樂院校和聲學學術報告會”，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西安召開的“全國高等音樂院校複調音樂學術會議”，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平穀召開的“曲式學與作品分析課教學研討會”。現以這四次會議為主線，分述作曲技術理論不同學科在這十年中的進展。
一、和聲學學術報告會的召開
一九七九年十月，經文化部藝術教育局批準，由湖北藝術學院（武漢音樂學院的前稱）創議並主辦了和聲學學術報告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來和聲學術界第一次影響深遠的大型學術活動，也是和聲學自本世紀初由西方傳入中國後的第一次學術會議，是經曆十年浩劫後對積累了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的集中檢閱。參加會議的成員大部來自各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包括了中國和聲學術界眾多有影響的學者，如江定仙、桑桐、謝功成、黎英海、趙宋光、馬國華、吳式鍇、童忠良等人。
會議論文以研究民族調式和聲方法的居多，反映了中國和聲學術界對和聲風格民族化的一貫探求。這方麵的論文，有對音列、調式的特性研究，如黎英海《民族五聲性調式的同音列、同主音調式》，謝功成、馬國華《論同宮場》。後者通過對宮音、宮和弦在同音列各調式中所處地位的分析，提出五聲性調式的“同宮場”概念以及用相對功能支配和聲運動的處置方法，這一理論，較之以單一調式框架為五聲性旋律配置和聲的做法，有更大的適應性。桑桐《五聲縱合性和聲結構的探討》，開拓了五聲性音調“化橫為縱”的結構思路。趙宋光《關於和聲的民族特點問題》，試圖構建與民族音調、律製相適應的和聲風格體係。
另一部分論文，研究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和聲學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童忠良從近現代音樂中歸理出一條功能組——功能族——功能群——功能網的擴展線索，寫成他研究《近現代和聲功能網》的三篇係列論文。吳式鍇《和聲發展的曆史繼承性》，從調思維、聲部運動及和弦結構形式三方麵觀察和聲發展的曆史進程。蔡鬆琦《現代和聲中的線條思維與線條結構》，是在和聲學的研究中，較早提出線條思維原則的論文之一。
還有一部分論文，是對作曲家和聲方法的專題研究，被研究的中外作曲家有巴赫、瓦格納、德彪西、巴托克和丁善德。其中，汪成用對瓦格納和聲的係列研究，為了解浪漫派後期調性音樂極度發展的表現形式和認識瓦格納在和聲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具體分析的材料。杜鶴鳴、江靜、楊餘燕分別對德彪西、巴托克、丁善德和聲手法與風格的研究，則為日後進一步研究歐洲近現代音樂和中國當代作曲家的和聲手法，邁出了探索的步伐。
這些成果，大都是五十年代以來和聲研究課題的延續、深化和發展，基本反映了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國和聲學科的研究狀況和學術水平，具有概括性。但囿於當時研究視野和創作實踐的局限，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如二十世紀西方現代音樂中主要的和聲流派及方法）尚未涉及，和聲學的理論研究、教學及在創作中的運用，仍包容於調性功能邏輯的一元化體係之中。
二、新領域的開拓與第二次和聲學學術報告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西方二十世紀作曲技術理論與西方現代音樂是理論研究的禁區之一。隨著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西方現代音樂理論逐漸被介紹到國內。如（奧）愛德華·漢斯立克的《論音樂的美》的譯本（楊業治譯）一九七八年出版後被限製在“內部發行”，一九八○年的增訂版便取消了這一限製。這部著作所闡述的自律論音樂美學觀，是相當一部分西方現代音樂作品及其技術理論的美學支柱。（美）彼德·斯·漢森《二十世紀音樂概論》（孟憲福譯）中譯本於一九八一年麵世，該書按編年史體例，較全麵地介紹了自德彪西、拉威爾以來西方二十世紀的音樂狀況。內容相近的材料還有（美）D·G·休斯的《二十世紀的音樂》（胡其鼎譯）。
散見於各種專業期刊上介紹西方現代音樂的譯文也很多，重要的有：（捷）柯赫烏鐵克《二十世紀作曲技術》（張洪模譯），係統介紹了從本世紀初到六十年代各種現代音樂的寫作技術。（美）瓦·辟斯頓《和聲學》第二十九至三十二章（姚錦新譯），這幾章是辟氏新版（一九七八年第四版）《和聲學》由馬克·德佛圖增補的部分，論述和聲學在共性寫作末期的演變。（匈）艾爾諾·蘭德衛《巴托克的曲式與和聲》（肖淑嫻譯、姚錦新校），是研究巴托克的重要文獻。這些譯著和譯文，對介紹二十世紀作曲技術理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一九八○年，中央音樂學院邀請英國劍橋大學葛爾教授來北京講授現代音樂，全國不少藝術院校作曲係師生參加了聽課。通過葛爾的講授和對講習班學員的實際指導，對現代作曲技術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西方現代作曲理論著作被譯成中文，如興德米特《作曲技法》（羅忠譯），莫·卡納《當代和聲》（馮覃燕、孟文濤譯）等。但是，限於出版條件，多數譯稿在當時隻能以手工刻寫或打印的方式，在各院校印發交流。同時，一些新的研究專題開始進入教學領域，如天津音樂學院許勇三、湖北藝術學院馬國華、童忠良指導研究生對巴托克進行專題研究，並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天津舉辦“巴托克學術研討會”，著重探討巴托克在近現代作曲技術與民間音樂相結合的道路上所作的創造。這次會議的成果，已大部集中發表於《音樂論叢》第七輯。此外，上海音樂學院桑桐指導研究生汪成用，對西方近現代和聲思維的形成和發展作了深入探討，並取得了有意義的成果。
一九八○年，複刊後的《音樂創作》（季刊）於第三期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中國作曲家羅忠用十二音樂序列作曲法創作的聲樂曲——《涉江采芙蓉》，從創作實踐的角度向技術理論提出了中國當代音樂作品的研究課題。鄭英烈在評介和研究十二音序列音樂的技術理論方麵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廣州音樂學院學報連續發表了他9篇“序列音樂研究”論文。他還將研究成果編寫成教材（《十二音序列》），在武漢音樂學院率先開設“序列音樂”課。此外，他翻譯了（美）羅伯特·米德爾頓《現代對位及其和聲》（孟文濤校），撰寫了《十二音技法在中國音樂作品中的運用》等論文。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間，和聲理論研究異常活躍。這一時期公開出版了八部和聲理論專著，即：桑桐《和聲學專題六講》、《和聲的理論與應用》，汪成用《近現代和聲思維發展概論》，黃虎威《和聲寫作基本知識》、《轉調法》，蘇夏《和聲的技巧》，童忠良《近代和聲的功能網》，吳式鍇《和聲學教程——理論與應用》（上、下冊）。其中，桑桐和吳式鍇的著作，分別是上海音樂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使用的教材，反映了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專業音樂教育中和聲學的教學麵貌。另外，湖北藝術學院編的《和聲學學術報告會論文彙編》及許勇三《略論巴托克為民歌配置多聲的手法》，雖屬內部印行，也頗有影響。
除了專著外，這七年還湧現了一批有份量的和聲論文。如：蘇夏《和聲民族化的曆史和現狀》，桑桐《多調性處理手法簡介》，李一賢《概論五聲性縱向複合結構》，楊通八《論和聲的廣義功能》，樊祖蔭《近現代和聲中的平行進行》，王安國《我國當代音樂作品的和聲創新問題》，黃瓊《六本和聲學教程的比較》，王震亞《十二音序列》等。上述這些研究成果，與一九七九年提交“和聲學學術報告會”的多數論文相較，表現出一些新的探索領域已開始被涉及，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一九八六年十月，由文化部主辦，委托武漢音樂學院組織的“高等音樂院校和聲學學術報告會”在武漢召開。這次會議，是對和聲學科新發展階段的總結。會議代表以全國九所音樂學院的和聲學教師和研究生為主，其他一些藝術院校、師範院校的教師和部分文藝團體的作曲家出席了會議。
會議論文的主要內容可分為四類：
.近現代和聲研究。這方麵的論文在這次會議中數量較多，是七年來（一九七九——一九八六年）和聲學研究新探索的集中展示。其中《和聲邏輯概論》（馬國華）、《和聲力學研究》（高為傑）、《和弦的數列與相位》、《和弦的定量與定值》（童忠良）、《和聲音響的多維性》（蔡鬆琦）、《和弦結構方式簡述》（楊靜茂）等論文，從整體上對近現代和聲進行研究；《福特的“非調性結構論”》（楊衡展）、《基本集合對十二音的控製》（鄭英烈）、《集合原型簡便計算法》（羅忠）等論文，是對美國當代音樂理論家阿倫·福特“音級集合”理論的闡釋和引申，表現出中國和聲學界對“音級集合”理論的興趣和重視；《論德彪西的印象主義和聲》（楊通八）、《斯特拉文斯基俄羅斯時期的調式——程式和聲體係》（曾理）、《論勳伯格的自由無調性和聲》（姚盛昌）等文，是對二十世紀和聲重要流派或代表人物和聲技法的專題研究；楊路《興德米特和聲定量分析程序設計》，是運用電子計算機，對興氏和聲體係進行定量分析的程序報告。
這類論文，是中國和聲理論界視野拓寬的積極成果。就論文對中國和聲理論建設的作用和影響來看，馬國華和高為傑的兩篇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馬國華的《和聲邏輯概論》，是對調性音樂和無調性音樂多聲結構形態的總體概括，作者認為，迄今為止的多聲音樂作品，受到三種和聲邏輯的支配，這三種和聲邏輯是：調性邏輯，線、序、組合邏輯和音響邏輯。三種邏輯在音樂作品的時間軸上展開，並行不悖，相互補充。不同曆史時期的不同作品，往往受到不同邏輯的支配。一般地說，古典作品中調性邏輯為主導，其他兩種邏輯隻在局部、或在初級水平上起作用；而在典型意義的現代音樂作品中，線、序、組合邏輯和音響邏輯便處於突出的地位，並常常聯合起來，控製整個音樂的和聲進程。在這類作品中，調性邏輯或消失隱退，或殘存某些痕跡，或隻有局部意義。
高為傑的《和聲力學研究——論音高集合縱列的分類及和聲張力效應定量化分析》，對一切可能作為和聲材料的音高集合縱列（即和弦）進行單個（靜態）的和聲力度分析，以及對兩個音高集合連接時（動態）所產生的張力效應進行測定。這一理論及其測定公式，為和聲的力度分析賦予了定量化的手段。
2.和聲的民族風格研究。這類論文有《歐洲近現代音樂中五聲旋律的和聲運用》（沈一鳴）、《民間多聲與近現代和聲》（樊祖蔭）、《五聲性縱向複合結構的探索與實踐》（李一賢）、《宮音大二度轉移的理論與實踐》（周振錫）、《五聲風格異調配置的色彩對比》（劉達）、《我國音樂作品中五聲性和弦結構複雜化運用探討》（陸靄宜）及《再論K2差頻原理》（朱誦）等。這些論文，從不同的角度探尋五聲性音調的和聲處理方法。
3.和聲學的教學研究。這方麵的主要論文有《和聲的風格性與傳統和聲教學》（吳式鍇）、《當前和聲教學中的兩個問題》（汪培元）、《鍵盤和聲教學規律初探》（孫維權）、《和聲習作的階段要求》（袁麗蓉）以及《和聲教學法初探》（吳金德）等。這些論文，圍繞和聲的教學提出了問題，總結了經驗。此外，會議還就研究生、本科生和師範生的和聲教學問題分組進行了討論交流，深化了論文的內容。
4.和聲學的本體研究。此次會議籌委會主任謝功成，在開幕式上提出中國和聲學研究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六年間出現了如下新特點：（1）與中國當代音樂的創作實際密切聯係。（2）將民族傳統的縱向追溯與對世界範圍現代技巧的橫向借鑒相結合。（3）對西方二十世紀和聲的介紹、研究，取得顯著成績。（4）在研究方法上，藝術與科學，特別是音樂與數學的聯係與溝通，作為一種趨勢，正方興未艾；電子計算機也已開始進入研究領域。這個估價，亦是對這次會議特點的概括。此外，王安國的論文《對我國和聲學科發展近景的探測》，亦屬和聲學本體研究的範圍。
這次會議的豐碩成果，集中顯示了中國和聲學研究的新進展，標誌著中國的和聲學研究已經走出傳統功能和聲的狹小天地，一種與現代音樂創作相適應的、具有更大包容力的和聲理論體係的建立，已經提到了中國和聲學科近期發展的日程。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和聲學的研究繼續發展，除了發表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的譯文和論文外，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蘇）尤·霍洛波夫《論西方的三種和聲體係》（羅秉康譯），簡要而明晰地評介了興德米特、梅西安和勳伯格的和聲理論體係。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美）文森特·佩爾西凱蒂的《二十世紀和聲》（劉烈武譯），係統介紹了現代和聲材料及技法，是一部教科書性質的著作，具有實用價值。同時，中國音樂家寫的和聲理論著作也陸續問世，如張肖虎《五聲調式及其和聲方法》，集中研究中國民族調式的和聲處理特點；魯兆璋《和聲學初步》，是為中學音樂教師獲取“專業合格證書”編著的專門教材；戴樹屏《新和聲學教程》，適用於高等師範院校及音樂藝術院校的和聲公共課；王安國《現代和聲與中國作品研究》是作者對巴托克調式半音體係，極音和弦以及對中國當代音樂作品和聲創新問題等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彙集。劉烈武《基礎和聲學》，則偏重於教學與應用。
三、古老學科的新發展——全國高等音樂院校複調音樂學術會議
以對位法和賦格寫作為基本教學內容的複調音樂，在作曲技術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國成立後，上海文光書店於一九五○年就出版了蘇夏編著的《實用對位法》和《複對位法》，一九五三年上海教育書店又出版了他編著的《卡農曲作法》。隨後，丁善德編著的《單對位法大綱》、《複對位法大綱》及《賦格寫作技術綱要》相繼出版。這些書，較係統地介紹了歐洲複調技術理論，是當時學習複調音樂的主要材料。
當蘇聯專家阿爾紮瑪諾夫一九五五年來華講學及斯克列勃科夫《複調音樂》中譯本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以後，蘇聯複調音樂體係的若幹特點很快就被吸收過來，如橫向可動對位中聲部移動的步伐概念，縱向可動對位對聲部移動的音程指標計算，重視民間音樂中的複調因素，以民間自然調式的悠長旋律作複調音樂主題，講究習作的藝術性與實踐性等，對中國複調音樂教學產生了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