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
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概況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曆史發展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音樂文化，是人類音樂藝術之林不可缺少的、光彩照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關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萌芽很早，並有史料方麵的長期積累，但科學的古代音樂史學研究卻誕生很晚，是從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的。經過葉伯和、鄭覲文、王光祈等先行者篳路藍縷的艱苦努力，使之從無到有，迅速取得初步的成果。到四十年代，古代音樂史研究已成為近代中國音樂學領域中成就較為突出並頗有影響的一個分科。
盡管如此，這一門科學真正奠定基礎並取得長足進步，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十年，古代音樂史的研究突飛猛進，取得了過去無法比擬的豐碩成果，真正呈現百花齊放的欣欣向榮景象。
當然，這四十年古代音樂史研究，也非一帆風順。它亦如其他學科研究一樣，經曆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
從新中國成立到十年動亂前，古代音樂史研究作為繼承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工作的重要內容，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支持。
一九五四年初設立的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後為中國音樂研究所，今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前身），便以古代音樂史研究為主要任務之一，並同時開放古代音樂、中國樂器等四個陳列室。以研究所為主，有關部門組織了一係列包括古代音樂在內的民間傳統音樂調查采訪，如對全國古琴譜及琴人的調查。同時，廣泛收集有關古代音樂的文字、圖譜及實物資料，積極開展古代音樂的整理、研究。
另一方麵，自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各音樂院校和藝術、師範院校音樂係科，也普遍開設中國古代音樂史課程，有的還設置包括中國音樂史專業的音樂學係，有力地促進了音樂史、尤其是音樂通史的研究和編纂，為音樂史研究培養了一批批遍布全國的新生力量，初步形成既有老一輩專家，又有眾多中青年學者的教學研究隊伍。
新中國的音樂史研究者努力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導自己的實踐，在觀念和方法上產生巨大變革，使這一學科麵貌煥然一新。他們既重視音樂藝術自身發展規律，也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巨大作用。他們注意到人民群眾在音樂藝術發展中的創造，注重從民間傳統音樂和考古材料中發掘真實材料，從而使音樂史的內容大大充實，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優秀研究成果，如楊蔭瀏、李純一、廖輔叔等人的專著。
由於曆史上的失誤和“左”的思潮幹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發展中的古代音樂史研究受到嚴重影響和挫折，有相當長時間陷於停滯和倒退。
十年動亂結束以後，迎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曆盡艱辛的廣大古代音樂史研究者以不可遏製的熱情和加倍的努力，投身於這一學科的建設，使之呈現出蓬勃生機，進入了思想最活躍、成果也最豐碩的全麵發展階段。經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許多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被清除，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得以恢複。改革開放活躍了人們的思維，開闊了眼界，許多新領域不斷開拓，新興學科、邊緣學科的湧現，使古代音樂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日趨成熟多樣。研究隊伍迅速壯大，素質也不斷提高。許多院校增設了音樂學係，設置古代音樂史專業。不僅有了從事音樂史研究的學士，還有了這一專業的碩士、博士。每年都有大量古代音樂史論文和專著發表並先後舉辦了各種音樂史學術會議。如“全國高等師範院校音樂專業用中國音樂史教學大綱討論會”（一九八○年，濟南）；“中國古代音樂史工作座談會”（一九八○年，北京，決定成立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會）；“中國古代音樂史教學經驗交流和學術討論會”（一九八五年，南京，成立中國音樂史學會，會長吉聯抗）；多屆民族音樂學年會（一九八○——一九九○年）；“紀念朱載《律學新說》成書四百周年暨全國第一次律學會議”（一九八四年，北京）；“紀念朱載誕辰四百五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一九八六年，鄭州）；曾侯乙編鍾國際學術討論會（一九八八年，武漢）。此外，還有《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討論會及音樂史方法論讀書會等等。一九八七年十月在江蘇省江陰市召開的“中國音樂史學會·第二次年會”，出席會議的音樂史研究、教學工作者多達150餘人，這一空前規模的聚會，充分顯示這一學科發展規模和研究、教學隊伍的壯大。
改革開放以來，古代音樂史研究的發展，還表現在許多分支學科的出現和形成。計有音樂考古學研究、音樂文獻學研究、古譜學研究、樂律學研究、音樂型態學研究、音樂美學研究以及關於音樂史學本身的中國音樂史學史研究等。
中國古代音樂通史著述
中國古代音樂通史的編纂、研究，一直較受重視，發展較快，成果也最為豐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各界迫切希望了解祖國優秀音樂文化傳統，音樂院校普遍開設音樂通史課程，有力地促進了這方麵工作的進展。
五十年代最早出版的，是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上海萬葉書店，一九五二年）。這部長達340多頁的著作較全麵地論述了中國各個曆史時期的音樂，對曆代視為核心的雅樂明確予以否定，對古代樂律及中外音樂交流等問題均有新的見解。該書實際上是四十年代的成果，正如作者後來指出，寫作時沒有接觸唯物史觀，加之研究條件非常之差，因而存在明顯的錯誤和不足。
新中國研究者努力學習運用唯物史觀和多種研究方法寫成的音樂史，較早問世的是李純一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它非常簡略而明晰地敘述了遠古到夏、商，亦即原始社會至奴隸社會鼎盛時期的音樂發展史。作者審慎地運用文獻與考古新材料相互印證，從傳說之中清理出史實脈絡，在缺少文獻記載的中國“先史”及“原史”時代音樂史研究中開拓出“一種新途徑”。本書在內容、方法上的突破，一直受到重視和好評。後因種種原因，未能續寫完成。
五十年代後期，在中國音樂家協會和中國音樂研究所組織領導下，由楊蔭瀏、廖輔叔、李純一執筆並經數十人參與討論，寫出《中國古代音樂史提綱》，並由上述三位學者分別撰寫或進一步修改通史專著。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即以此提綱為基礎，於六十年代初寫成油印稿，並出版遠古至宋代部分，再經反複修改續寫元明清部分。但終至“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才完成，並分上、下冊於一九八一年出版。這部長達65萬字的巨著，“科學而係統地揭示我國音樂發展規律和闡明我國音樂史實來龍去脈”。作者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結合自己深厚博宏的民族音樂實踐和理論功底，深入淺出地分析遠古至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規律，幾乎涉及古代音樂史所有方麵。確實做到“內涵宏博，義理精深”。在已有音樂史著作中是“材料最豐富、論述最全麵，而且最重視音樂實踐的一部通史”。書中處處聯係音樂的表現方法和結構形式特點，重新審視古代史料，能發史家之所未發，打破以往音樂史偏於“音樂文學史”的局限，變以往“啞巴音樂史”而有了較多的音樂，是它突出的特點和優點之一。書中除片斷舉例的曲調不計外，完整曲例達84首之多，還廣泛吸收文學、史學、考古、音響音韻及民族學民俗學各科成果有機熔為一體。如書中廣引考古實物材料，輯入100餘幅形象鮮明、價值很高的圖像材料。書中關於荀笛律及唐燕樂二十八調“四宮”的這類獨到見解在在皆是，理論中肯又言簡意賅，頗能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