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奏、重奏曲創作
吹管樂器作品
中國的吹管樂器，是各類樂器中產生最早的一種。一九八五年在河南舞陽賈湖村考古發掘的七孔骨笛，據測定已有八千年的曆史。其他如塤、笙、蕭、管子的產生和發展也都在兩千年以上。在漫長的歲月中，這些樂器傳存於人民大眾的音樂生活之中，形成各自的藝術積累。這正是當代吹管樂器小型作品創作的曆史根基。
在各類管樂器中，笛子曲數量最多、成就最突出，其次還有嗩呐、笙、管等。
笛子屬竹類吹管樂器。在傳統音樂中，它主要用來作戲曲、曲藝的伴奏，同時，它又是南、北方民間吹管樂隊的主要成員。由於它經常處於領奏地位並能獨立演奏大量的牌子曲，其演奏手法也得以逐步完善和多樣，從而為獨奏作了技巧和藝術兩方麵的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各級政府及主管部門十分重視傳統音樂的發掘、整理。在中國共產黨文藝方針和政策的感召下，一大批身懷絕技的民間藝術家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創作。在笛樂方麵，代表北方梆笛藝術的馮子存和劉管樂，以及代表南方曲笛藝術的趙鬆庭、陸春齡，就是首批以自己的優秀作品轟動樂壇的演奏家和作曲家。在他們之後，王鐵錘、簡廣易、蔡敬民、高明、曲祥、俞遜發、詹永明、張維良等人也承接了這一傳統，一邊從事演奏一邊進行創作，使笛樂日趨豐富和成熟。
活躍的笛樂創作，一度曾在全國引起較強的轟動。五六十年代的《喜相逢》、《五梆子》、《放風箏》（馮子存），《蔭中鳥》、《賣菜》（劉管樂），《早晨》（趙鬆庭），《鷓鴣飛》（陸春齡），《黃河邊的故事》、《油田的早晨》（王鐵錘），《我是一個兵》（胡結續改編），《陝北好》（高明），《小八路勇闖封鎖線》（陳大可）。七十年代的《牧笛》（劉森改編），《牧民新歌》（簡廣易），《揚鞭催馬運糧忙》（魏顯忠），《帕米爾春天》（李大同），《列車飛向北京》（曲祥）等，從不同角度讚美了社會主義時代喧騰、激奮的新生活，同時也對笛子藝術反映自然、社會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作了有益的嚐試。八十年代以來出現的《秋湖月夜》（俞遜發、彭正元）、《聽泉》（詹永明），則以清新、灑脫的藝術格調揭示了當代人的新體驗，在笛樂創作上開拓出新的層麵。
隨著社會音樂生活的日益發展，笛樂創作的隊伍日益壯大。五六十年代，音樂出版社出版了《笛子獨奏曲選》（劉管樂，一九五六年）、《馮子存笛子曲選》（一九五八年）、《笛子獨奏曲八首》（王鐵錘，一九六○年）等個人專集。七十年代以後同類選集更多。如音樂出版社出版的《笛子曲選》（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曲祥笛子曲選》（一九七九年）、《蔡敬民笛曲選》（一九八二年）、《簡廣易笛子曲選》（一九八二年）、《高明笛子曲選》（一九八七年）、《馮子存笛子曲集》（一九八四年）、《劉管樂笛子曲集》（一九八六年）等。與此同時，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三集《笛子曲集》（一九八三、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及《陸春齡笛子曲選》等。很顯然，由少數幾位笛子演奏家在五十年代開創的笛樂創作，到了七八十年代已形成了一個十分興旺的新局麵。
在以上列舉的作曲家的作品中，馮子存、劉管樂等人的作品，直接汲取“二人台”和北方吹打樂的養分，保持了濃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馮子存的《五梆子》，利用原曲牌的音調，充分發揮梆笛的特色，寫成了一首激揚慷慨、頗具燕趙雄風的傑作，並使北方笛樂溶入一種特定的時代精神和氣質。然而，趙鬆庭的《早晨》，則隻是把自己所熟悉的江南民間音樂作為原始素材，其重心放在創造、出新上。結果，這首把個人的獨特感受融於廣大的現實世界、把新生活的氣息灌注到傳統的表現手法之中、清新飄逸、情景交融的笛子曲，自五十年代問世以來，受到幾代演奏家和聽眾們的喜愛。實踐證明，《五梆子》與《早晨》，一個借傳統“成品”，一個取傳統素材，在不同的層麵上進行創造，取得了同樣的藝術成就，在早期笛曲中，各領風騷。
由於笛、笛曲曆來都有梆笛、曲笛，北派、南派之分，故在前輩笛曲作家的創作中，大都限定在本流派。但到了八十年代以後，一批中青年笛曲作家開始將兩派風格、手法相互交融並進行多種嚐試，從而使某些笛曲呈現了一種兼容南北的新麵貌。總之，由於深厚的曆史積累和幾代笛曲作家的努力，笛樂文獻中又增加了大量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