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傾錯誤對對改造工作的破壞
從反右派鬥爭到“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建設和階級鬥爭這兩大問題上犯了“左”傾錯誤的曆史時期。在這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支配下，反右派鬥爭、反右傾鬥爭、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和政治批判一個接著一個，給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國各族人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和災難。總的說來，反右派鬥爭以後的幾次政治運動中，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批判、鬥爭的主要對象，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經濟困難，緩和階級關係，也曾糾正了對民族資產階級一些“左”的做法，出現了“一張一弛”或“有張有弛”的曲折過程，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思想越來越嚴重，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這種局部緩和的局麵也維持不下去。由於當時全國大的政治環境是嚴峻而緊張的，因此，對民族資產階級小環境的寬鬆、緩和隻能是局部的、不徹底的。這樣，中國共產黨正確的對資改造政策必然要遭到幹擾和破壞，中共與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聯盟必然要受到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必然要受到壓抑。延續二十年的“左”的錯誤嚴重影響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對資改造工作的曲折推進
一、反右派鬥爭和擴大化
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處於消滅的過程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題。
一九五七年夏季以前的一年多時間裏，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講話。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議提出：國內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毛澤東提出了在處理黨和非黨人士的關係方麵實行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繁榮科學文化事業方麵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提出：領導我們的國家應該采取“放”的方針，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以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
在上述正確的方針鼓勵下，全國各地工商業者內部也出現了民主活躍的局麵，他們毫無保留地提出了很多改進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他們之間也展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此，毛澤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複黃炎培的信中說：“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並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有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
毛澤東很注意團結資產階級，引導他們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他們種種思想問題，並且親自出麵對他們作思想教育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八日毛澤東分別接見了在京開會的各地工商聯、民建會負責人，對工商界關心的重大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1）關於時局問題。毛澤東說：國際國內的事情是充滿矛盾的。蘇聯出了貝利亞事件，又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中國出了高崗，香港出了九龍事件，現在又出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蘇伊士問題，世界問題多得很。出了這麼多問題，社會主義還搞得成搞不成？會不會崩潰？我看崩潰不了。（2）對資產階級的看法。針對章乃器的“紅色資產階級”等觀點，毛澤東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是愛國的資產階級，但是不要講紅色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中，有進步、中間、落後，思想狀態不一，顏色不一。要承認有兩麵性才合事實。階級曆史這麼長，不能說沒有兩麵性，如果說隻有一麵性，那就不利於改造和進步，就用不著學習了。整個階級是愛國的，但還有落後因素，所以還有學習任務。承認缺點是有好處的。（3）定息和“摘帽子”問題。毛澤東說：贖買政策是要真正的贖買，不要半贖半沒收，因為資產階級搞革命，同我們合作。定息時間七年為期，如果沒解決問題，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還可以拖一點尾巴。天理人情，講得過去。共產黨不要在這上麵省幾個錢，不要損害大資本家的利益。中小資本家要摘帽子，再過一二年可以分批進行，但必須一不提倡，二不搞高潮。（4）工商聯、民建會問題。毛澤東說：工商聯可以長期存在。定息取消後，還要進行思想改造工作，可以做為一部分勞動者的工會，但名稱要保存不要改。
毛澤東的談話，回答了工商界人士當時對國內外時局的種種疑慮，安定了人心。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整風的主題，要求各級領導機關著重檢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情況，檢查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檢查那些脫離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和知識分子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檢查那些不從團結六億人民出發、不從團結各民族、各黨派和廣大的黨外群眾出發、不從團結全黨出發的宗派主義現象；檢查那些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的主觀主義現象。《指示》還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指示》要求“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中共整風。
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部署，中共中央統戰部於五月初至六月初分別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一個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前者開了13次，有70餘人次發言；後者開了25次，有108人次發言。
在座談會上，黨外人士暢所欲言，提出大量的批評、建議，絕大部分是正確的、中肯的。五月十六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對此是肯定和歡迎：“自從展開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內外公開討論以來，異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麵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詳細情況，我們過去幾乎完全不知道。現在如實地揭露出來，很好。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
但是，就在這一《指示》的前一天，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毛澤東認為，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大多數是對的”，但同時又嚴肅告誡全黨，“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台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益”。
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對時局看法上的一個轉變。從這時開始，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和部署，反右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轉變為反擊右派的對敵鬥爭。
毛澤東態度上的這種變化，是因為當時確有極少數人利用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公然反對中國共產黨執政，鼓吹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輪流執政”（“輪流坐莊”），說什麼“一黨執政有害處”。“現在政治黑暗，道德敗壞，各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比國民黨還壞，人民生活降低，處於半饑餓狀態”，“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製度”，“請中國共產黨下台”，“中共組織退出機關、學校”，公開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毛澤東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中共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他認為一九五七年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驚濤駭浪”，“十級台風”；因而，發動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鬥爭來進行反擊。這樣，簡單、粗暴、過火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了。當時在右派分子人數的估計問題上雖然也說過“不可過份”，“決不要擴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過程中，一再反對“溫情主義”，強調“深入挖掘”，機械地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導致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
對於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及出現的錯誤，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三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因為“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正被錯劃的右派分子的結果表明，反右派鬥爭中所劃的55萬人，除極少數外，絕大多數或者說99%都是錯劃的。在這些被錯劃的人中，工商界人士雖然隻有27000多人，但多是曾擔任過民建會、工商聯各級組織的領導成員；有46人是全國工商聯的執行委員（其中副主委2人，常委8人），占當時全部執委275人的18%。因而，影響是很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幹擾了中共中央對資改造工作。
二、工商界整風和自我改造的“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工商界內部掀起了一個“整風交心”運動。運動的本身無可非議。但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這個運動從內容到形式都走向了極端，進一步幹擾和破壞了中共中央對資改造工作。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革命要天天革，整風還要整，不能鬆勁，各民主黨派也要整風，整得適合人民的要求。二月二十七日李維漢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座談會上講話，要求各民主黨派通過整風掀起一個自我改造的運動，來一個自我改造的競賽，在立場上和思想上來一個大躍進。
於是，工商界在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間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爭取自我改造大躍進的熱潮。”率先行動的是上海、北京、天津的工商界人士和民建會員。他們先後舉行了加速改造、向社會主義大躍進的“誓師大會”，提出“力爭兩三年內把自己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並向兄弟城市發起“友誼挑戰”。由此，各地工商界都提出了自我改造大躍進的規劃，進行市與市、行業與行業、個人與個人的相互評比、挑戰、競賽。評比、挑戰的內容有“四比”、“五比”以至於“九比”、“十比”；主要是比思想、比立場；比幹勁；比勤儉。各地還采取了許多具體措施，要求“通過個人努力、組織幫助、群眾監督，把資產階級的兩麵性改造為無產階級的一麵性；把對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心二意改造為全心全意，成為名實相符、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至十六日，民建會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在天津舉行了“工商界自我改造大躍進交流經驗現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七省和八大城市的兩會整風領導組的負責人。會上天津、上海介紹了經驗，通過了七省、八市“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競賽協議書”，向全國工商界提出競賽的倡議。競賽的內容是：第一，向黨交心，比誰快、透、真，比誰分析、批判、認識好。第二，訂立、修訂和執行規劃，比誰能抓住自己的病根，狠狠地改；比誰能訂出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以二十四分幹勁來貫徹執行。第三，比誰勞動鍛煉得好，比誰向工農學習得好，理論與實際結合得好。此外，還要比誰的工商界家屬工作做得好。
這個現場會使工商界的整風運動不斷加溫，自我改造“大躍進”。有的人提出“一年改造成左派，二年加入共產黨”，甚至提出“半年成左派，一年加入共產黨”，思想改造中的庸俗化和形式主義泛濫成災。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的民主黨派、工商界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門舉行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會”，通過了“自我改造公約”，表示要“把心交出來”。交心運動在全國普遍開展，不少地方在交心運動中又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
三、貫徹緩和階級關係的方針，糾正一些“左”的做法
從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反右派鬥爭，整風交心運動，自我改造“大躍進”，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許多幹部鬥了一年多，頭腦發熱，強調階級鬥爭，對黨外人士的思想改造急於求成。“左”的思想和做法極為嚴重。中央對此很重視。一九五八年七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幹部會議，彭真到會作了題為《一張大字報》的講話，批評當時某些“左”的錯誤，著重講了當前統戰工作的方針。他指出：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要總是鬥下去，把弦繃得那麼緊。現在整風應該告一段落，轉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實踐，從以鬥爭為主轉入以團結為主，讓他們到實踐中去，以實際行動來表現思想改造的決心和成果。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七中全會，采取許多措施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覺察的“左”的錯誤，同時在對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關係上，提出“一張一弛”的方針，強調把緊張的關係“弛”下來，著重推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七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後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繼而在全黨開展“反右傾”運動。但是在和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關係上還是采取緩和關係，注意團結的方針。九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提出分批給右派分子摘“帽子”和對國民黨戰犯實行特赦。他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大有進步，民主黨派大有進步，工商界也大有進步，但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比如世界觀問題，洗腦子不容易一下子洗得那麼幹淨，慢慢來。他正式宣布，在黨外人士中現在不搞運動。
一九五九年初，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中央統戰部代理部長徐冰在一次會議上，向工商界宣布了中共對黨外人士的政策“五不變”，即：定息政策不變，領不領聽便；高薪不變；政治上適當安排的方針不變；學銜製不變；根本改造的政策不變。這“五不變”的方針，對工商界、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起到了團結、穩定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一月徐冰又在討論民族、宗教工作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闡述了“一張一弛”的方針，並認為當前主要是貫徹“弛”的方針。他說：“現在的情況是資產階級厭倦改造，厭倦批評。厭倦是不對的，但厭倦的情況應加以分析。對資產階級改造的方針不能變，但頂牛也不好。因此，目前應改變鬥爭的方針、改造的方法。由批判鬥爭改變為正麵的說服教育的方針”。“弛下來並不是沒有階級鬥爭了，而是進行說服教育，說理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總的是階級鬥爭，改造政策必須根據情況應緊就緊，應鬆就鬆”。今天對資產階級的“工作重點不應放在整風上，不應放在不斷鬥爭上”，“要讓他們多做工作，幫助他們做出成績，在工作中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並在服務中進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