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規劃（續）
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續）
二、關於利用、限製、改造政策
（一）利用、限製政策的提出及其在實踐中的發展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地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製的政策。全會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製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麵被限製——在活動範圍方麵，在稅收政策方麵，在市場價格方麵，在勞動條件方麵。我們要從各方麵，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政策。孫中山的節製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製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
這種利用和限製政策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繼續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發展。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就曾經提出要保護中小商人，保護民族工商業，反對那種主張消滅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除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外，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但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製資本”和“平均地權”的道路。一九四七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占領大批城市的時候，中共黨內有些同誌存在著很快就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左”傾思想，在土地改革和新解放的城市中，都發生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四大家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同以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為代表的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明確地規定了對前者是采取沒收的政策，對後者采取保護的政策，並把保護民族工商業和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並列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
一九四八年十月，毛澤東對限製私人資本的政策，又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對經中共中央修改過的張聞天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寫給中共中央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出了修改意見。他寫道：“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29頁上，‘決不可采取過早地限製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過早地采取措施限製現時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製私人資本的，隻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製之列。‘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製，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要達到這一點，必然經常和企圖脫出這條軌道的私人資本作鬥爭。而這些私人資本雖然已經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製的鬥爭將是經常不斷的。”
正是在上述政策的基礎上，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製的政策。這項政策比過去是更加豐富和更加準確了。過去提出保護民族工商業，主要是以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相區別，而現在所要保護和利用的隻是那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對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則要加以限製和淘汰。過去我們讚成孫中山“節製資本”的口號，節製的對象是那些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能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類”，使之不能操縱國計民生；而現在所要限製的內容則更廣泛了，即在活動範圍等等方麵都要實行“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由於實行了這些限製，使得資本主義已經變為能夠受人民共和國控製的新式的資本主義經濟了。所以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利用、限製政策，既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政策的繼承，又是在新曆史條件下的發展。
為什麼要采取這樣的政策呢？這是由兩方麵的因素決定的。首先，這是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特點所決定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兩方麵的社會意義：一方麵，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另一方麵，這種革命是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的革命。因此，決定了中共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始終含有兩方麵的內容，即對其正當的經營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性的一麵，予以保護；對其有害的違法活動和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性的一麵，就加以限製，不能任其自由泛濫。隻有這樣，才能保證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其次，這也是根據民族資產階級兩麵性特點決定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程度地參加了民主革命或采取了中立的立場，同無產階級建立了政治上的同盟。在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以後，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又害怕社會主義國有化。這時，無產階級沒有理由中斷同民族資產階級已經結成的聯盟。而且從經濟上看，民族資本既有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的一麵，又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的一麵。由於中國經濟十分落後，恢複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全國人民麵臨的一項根本任務。因此，充分發揮民族資本積極作用，同時限製其消極作用，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
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製的政策，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作了相應的規定。
在七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的一九四九年五月，針對進大城市以後出現的一種實際上主張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給東北局的電報。毛澤東修改了這個電報，並將它轉發給各地黨委，要求他們“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劉少奇起草的電報中說道：“黨內思想上隻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製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時期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要性。”“我們在批判與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路線時，又必須堅決地嚴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傾向，即是過早地和過多地在國民經濟中采取社會主義的步驟。”毛澤東在“投機性搗亂性”後麵加了一個大括號的句子：“（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等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具有投機性搗亂性）”，並把“目前時期”改為“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這是七屆二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在貫徹利用和限製政策的過程中對“左”傾錯誤所作出的第一次糾正。
接著，在《共同綱領》通過後不久的一九五○年四月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及如何貫徹利用和限製政策這個問題上，反映出中共黨內嚴重存在著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在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記錄稿上的批語》對此進行了批評和糾正。這些“左”傾思想，大致有：“今天鬥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國營經濟是無限製地發展”，“百貨公司必須建立，不然就不能穩定物價”，“私營工商業要求劃分陣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們不允許”，“我們的政策，是要‘與民爭利’。但他們所謂的‘民’是資產階級。我們則要爭於人民有利的事情”，“我們就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老百姓點燈’。但這裏的‘州官’是人民，我們放火可以，你們點燈就違反群眾利益”，“大資本家要停工，我們就讓他停工。我們有錢，就接收過來”等等。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在一九五○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情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強調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左”傾思想所作出的第二次糾正。
第三次糾正“左”傾錯誤，是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五反”是一場反對資產階級的嚴重鬥爭，但是這場運動是要清除資產階級違反共同綱領的“五毒”，還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一九五二年三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的一個指示時說：“新民主主義時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予糾正。”同年九月，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也申述了這些觀點。
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將他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會員大會上的講話稿送給毛澤東征求意見。針對講稿中提出的“資本家應充分接受工人階級思想”及用“工人階級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等思想觀點，毛澤東在複信中作了如下的闡述：“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例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個人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或者如先生所說的‘沒有勞動，沒有生活，不從勞動以外求生活，不從自力以外求生活’，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於少數進步分子說來是可能的，當作一個階級，則不宜這樣要求，至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宣傳。
“當作一個階級，在現階段，我們隻應當責成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亦即接受共同綱領，而不宜過此限度。
“在現階段，允許資產階級存在，但須經營有益於國家人民的事業，不犯‘五毒’，這就是工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也就是共同綱領所規定的。
“超過這個限度，而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或者說，不許資產階級想剝削賺錢的事情，隻許他們和工人一樣想‘沒有勞動就沒有生活’的事情，隻想社會主義，不想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
“對於資產階級中的少數人，那些有遠見的人們，我同意先生的意見，可以向他們宣傳社會主義，使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發生興趣，我想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國的條件下這樣的人可能出現，特別是在幾年之後，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更加壯大，更加顯示它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偉大貢獻的時候，這樣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來。”
與此同時，中共和政府認真地執行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共同綱領》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所規定的方針政策，對恢複生產、繁榮經濟起重要的作用，並在實踐中采取了一係列利用和限製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和步驟，創造和積累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改組和改造的有效方式和豐富經驗。特別是通過一九五○年上半年製止通貨膨脹、打擊市場投機、穩定物價的鬥爭，下半年調整工商業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底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一九五二年十月實行第二次調整工商業等等，使資本主義工商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都獲得了恢複和發展，而不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則受到限製而趨於衰退或被淘汰；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加工訂貨已發展到相當的規模；在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生產關係雖然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在新中國的條件下，由於國家政權和社會性質的變化，資本家的權力已受到多方麵的限製，它必須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管理，必須接受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和企業內部工人群眾的監督，它的生產經營必須服從於國計民生的需要。因此，它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新式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可以說，它們已開始帶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了。這一切，就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積累了經驗，創造了條件。
（二）利用、限製、改造政策的形成
一九五三年，中國開始了全麵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這時，由於土地製度改革在全國的完成，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便更突出和尖銳起來，進一步加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已十分必要。同時，由於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和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加強；由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迅速發展；由於國家資本主義已有了較大的發展並日益顯示了它的作用，也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從資產階級的情況來看，經過解放後多次政治運動特別是“五反”運動的教育，資產階級已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湧現出一批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步分子。但是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從其階級的本性出發，並不能正確地接受“五反”的教訓，積極改善生產經營，搞好公私、勞資關係，而是表現了消極情緒。另一方麵，資本家的“五毒”行為並未完全停止，偷稅漏稅仍然相當普遍；特別是在一九五三年，全國市場空前繁榮，商品供不應求，很多資本家為了牟取高利，又拒絕加工訂貨，甚至高價與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爭購糧食、用品和各種工業原料，造成市場緊張，物價波動。同時，在勞資關係上也存在很多問題：“工人不服管，職員不敢管，資本家消極，代理人原有的紛紛辭職甚至逃走，繼起無人，開支日增，浪費嚴重，生產潛力難以發揮”。這種嚴重的狀況既反映了私營企業中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這些企業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情況，因此，隻有進一步加強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適應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從中共的工作來看，“五反”以後，中共已經日益重視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企業的改造問題。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開始醞釀、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多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提出，要在十到十五年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消滅資產階級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等等。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針對民族資產階級“五反”後的思想動態（如有的人比較消極，有的人要“獻廠”等），周恩來同若幹資本家代表人物談話時指出，私營工商業，特別是工業，是有發展前途的，以穩定資產階級的情緒，並重申了中國變革資本主義所有製、實現社會主義將采取和平轉變、“水到渠成”的方式，並不是現在就談“獻廠”。此外，周恩來還把國家資本主義同對資改造聯係起來，認為“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可以“達到階級消滅”的目的。這種思想當然是很寶貴的，但畢竟是一些初步的設想。就整個情況來說，當時中共和國家對於如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如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采取什麼形式和步驟進行改造，都還沒有明確的具體化。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缺乏統一的領導，存在著很多矛盾和混亂現象。這既有損於國家的利益，更損害了中共和國家利用、限製資本主義的力量，並給資產階級以可乘之隙。上海有的資本家就提出了“依靠工商聯，團結工商局，中立勞動局，孤立職工會，打擊稅務局”的策略，正是利用了中共工作中的這種弱點。因此，必須加強中共的統一領導，改變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