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功過留待後人說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問世不久。由江青、張春橋等籌劃炮製的《文化部為徹底幹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求報告》也於6月20日出籠，以中央文件批轉全國。它聲稱，文藝界有一條“又長又粗又黑的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要對文藝隊伍實行“犁庭掃院”，“徹底清洗”。
8月1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京開幕。
8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在會上通過，號召全國人民“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同一天，山西省委宣傳部召開座談會，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文學“權威”趙樹理，打倒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趙樹理。
從此，山西省掀起了批判趙樹理的第一次高潮。
晉城是近水樓台，師範學校的紅衛兵首先批鬥起來，他們采用最時髦的“噴氣式”姿勢，把趙樹理押到全場，又采用最流行的打扮，給他戴上高帽，掛上大牌，上麵都寫著帶紅叉的“黑幫分子趙樹理”，後麵站著一排他的“黑爪牙”：宣傳部長，文化局長，劇團團長，戲校的校長、書記……
不料趙樹理上台之後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們撂下台去，然後昂然挺直了他那高大的身軀。人們萬沒料到他會出此壯舉，頓時瞠目結舌，不知所措，黑壓壓的會場鴉雀無聲。
主持批鬥的頭頭一看陣勢不好，趕緊振臂高呼：“打倒黑幫分子趙樹理！”被神聖的莊嚴震懾住的會場才又喧鬧起來。
這個造反派頭頭大聲喝道：“趙樹理！造反派說你是黑幫，你膽敢反抗，這是反革命行為！罪該萬死！我問你，你是不是黑幫？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趙樹理慢條斯理地答道：“你們說我是黑幫，我不敢當。我這個人長得黑，這是事實，可是心不黑，也沒幫沒派。至於我的作品，那盡是‘豆芽菜’，連‘西紅柿’都夠不上。要說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麼種呢？”
這番俏皮味兒，自然激怒了造反派。好在運動初期，江青發明的“主攻武衛”尚未誕生，所以“革命小將”采取了比較“溫和”的車輪戰術；分成三班，晝夜不停地跟趙樹理“拚刺刀”，不容他解釋，更不許他辯駁，隻要他承認是“黑幫”，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刺刀拚了整整的兩天兩夜，倔強的趙樹理就是不承認，還要抗議道：“你們這種做法怎麼能叫‘拚刺刀’？你拚我也拚，那才叫拚刺刀！現在隻準你們刺我，卻不許我申訴，辯駁，這叫捅刺刀！”然而小將們卻不吃這一套，“造反有理！管它是拚還是捅，反正你得承認是黑幫。我們的刺刀不見血是決不罷休的！”
這時，趙樹理已是年屆花甲的老人，體力實在吃不消了。第三天，他就施展一種在小說裏常用的技巧，跟娃娃們開了個小小的玩笑。他告訴紅衛兵：“你們說是，那就是？”並且乖乖地把這句話寫在紙上交給他們。然後放倒身子呼呼大睡。而歡呼雀躍而去的小將們，直到慶祝勝利時才發現上了他的當，原來這句話的後麵還有個小小的問號。
8月18日，正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趙樹理被押往長治，隔離在地委招待所，聽候晉東南地區的革命造反派憤怒聲討。
在這次批鬥中，趙樹理的“罪行”大大地升了級，因為有人給他平添了許多“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
趙樹理最痛恨弄虛作假，厭惡作樣子，擺門麵的形式主義。他到晉城縣峪口大隊去蹲點時，個人迷信的造神運動方興未艾，人們都在機械地背誦語錄“老三篇”，大搞空洞撒謊的“講用會”。趙樹理看不慣，直言不違地指出：“學語錄是形式主義，無效勞動。”“這樣宣傳毛澤東思想，群眾聽了不入耳，接受不了。誰不認得幾個中國字？”又批評道：“對口詞裏常說，有了這本書就能怎麼怎麼，也不知道能說明什麼問題。”當勞民傷財的“紅海洋”淹沒全國，這個萬山叢中的小小大隊也搞“一片紅”時，他又批評道：“搞這些幹啥？形式主義，瞎誤工！這能打出糧食來？不如到地裏多幹點活！”
這麼幾句誰都明白而誰都不敢明言的大實話，在“文革”時期是足以置人於死地的，其罪之大遠勝過《“起碼”與“高深”》中的幾句議論。
在爾後的幾年中，趙樹理為它付出了難以想象的代價，受盡了難以言傳的折磨，但他自始至終隻有一句話：“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隻是說了和寫了幾句實話。”打死他也不改口。
幸而長治市人民太熟悉趙樹理了，運動初期，稍有良心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他的批鬥就不像紅衛兵小將那麼凶猛異常了。有一次，趙樹理奉命去一個劇團接受批鬥，他走進會議室，二話不說，一屁股坐在地下聲明道：“用不著你們往倒打，想怎麼批就怎麼批，戴紙帽子頂破房子也行。”說得批鬥者哈哈大笑，宣讀幾句公式化的文章了事。
但也有個非常熟悉他的人，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之徹底，貼出了一張“驚心動魄”的大字報。他引證趙樹理過去寫的竹枝詞《油田遠眺》——“任他冰封與雪飄，江山再造看今朝。鑽林不作銀蛇舞，也與天公試比高。”——運用當時最熱門的影射比附學，指控趙樹理對無產階級專政極端不滿，有改朝換代，再造江山的野心，而且要和偉大領袖爭高下。“上綱上線”到這個地步，使看慣了大字報的趙樹理也淒然搖頭了。他對幾個前來安慰的同誌說：“我倒沒什麼。可是這樣下去，不知多少人要蹲文字獄了。”他無畏地在這張大字報的旁邊，又寫了一首發人深省的小詩：
革命四十載，真理從未違。
縱雖小人物，錯誤也當批。
也許是因為趙樹理的氣質，打扮太不像個著名作家、文學家權威了，他的身上被串連的紅衛兵別了許多寫有“黑幫趙樹理”的小紙牌，他一笑置之，不以為意，但對行動不自由，長住“交待所”，卻感到非常惱火。
有一天，他在食堂裏看到一個尉遲村的小同鄉，竟高興得像他鄉遇故友一樣，連忙邀他到宿舍去敘談敘談。
“當我推門進去的時候，屋裏不堪入眼的情景，不由使我難過起來。”這個出來串連的中學生寫道：“這裏哪是叫人住的地方？已是深冬還未生火，屋子裏橫七豎八擺著幾張桌子、破床和幾把椅子。地上、桌上被一層紙煙頭所覆蓋，那簡直像一大群遮天蓋地的飛蝗。
“他把我看成好像是剛從解放區過來的人一樣，又好像我是一名探監者。他用老家的話腔急切地問起家鄉和親人們的情況。他問家鄉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沒有，他問縣、公社幹部有沒有被批鬥，又詳細地問了家鄉的領導成員及生產情況。
“當他聽到家鄉還比較平穩，親人還沒有受製的時候，情緒漸漸地好起來了。接著他勉勵我說：‘將來不升大學也可以，高中畢業回村子裏幹，把咱村搞好。小芬（趙廣建）不就是在農村幹過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咱們的村子不錯呀！那一片就數咱尉遲和鄭莊的三郎強，地板好，有水，出煤炭很方便，隻要幹，村裏還是能搞好的，老百姓會富足的。要是把水利搞好，就能多打糧，要是在山頭、小溝裏多栽些果木，老百姓就更消陶了。’他越說越興奮，好像不是在‘反省’，不是在蹲牛棚，而是在空闊明亮的大禮堂裏給青年們講前途，講理想。”
在長治隔離反省期間，趙樹理先後寫過三份檢查材料，第三次檢查便是那兩萬餘言的《回憶曆史，認識自己》。他在恐怖的高壓之下，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回顧自己四十年的革命生涯和創作道路，詳細敘述了“真理從未違”的事實經曆，同時也作了嚴格無情的自我解剖。最後，他說：
“我不要求過早地加以區別，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事，文化界、文藝界的人們更應該是一無例外的。待到把我和我共過事的人都接觸到，把問題都擺出來，我本人的全部情況也會隨之而出，搜集起來，便是總結。我以為這過程可能與打撲克有點相像。在起牌的時候，搭子上插錯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過幾圈來也就都倒正了。我願意等到最後洗牌的時候，再被檢點。”
趙樹理真不愧為“天真的人”，竟把這場你死我活的革命與反革命大搏鬥比喻為輕鬆愉快的打撲克，把自己在其中的命運看作是插錯了牌。顯然，他是真誠地相信，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革命運動豈有不對之理，一定有它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義，不是連郭老也公開表示他的著作應當全部燒毀，他本人願意到生活裏去滾一身泥巴嗎？那麼，觸一觸自己的靈魂——縱然“觸”得實在過火——也是理所當然的，唯求黨和人民能實事求是地了解他，對待他，最終給他一個正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