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論政
如今的齊宣王，仿佛四肢都係上了繩索，田嬰在拉他，孟子在扯他，王在掙他，各派政治勢力都在拽他，爭取他為己所用。目下他象一隻蜘蛛，穩坐於蛛網的中間，隨風搖擺，倒也十逍遙自在，因為那張網四麵八方的拉力、張力基本上是一致的，平衡的。遲早有一天，一方的縆（g5ng）絲放鬆，拉斷，它必將偏於一方。或者吹來一陣狂風，整個蛛網被撕碎，它墜落於地，為蛇蠍鳥蟲所食。
田嬰的兩次諷諫——操琴奏《大武》和苑囿觀獸鬥，對齊宣王的教育，感召很大，很強烈，特別是那個獸鬥的慘毒場麵，一堆堆屍骨，一灘灘血肉，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兔子可能是善良的，花鹿也許是仁慈的，但它們卻隻能做獵狗和豺狼的口中肉，腹中食，填塞強者的轆轆饑腸。隻有獅子最偉大，它雄壯勇猛，能食虎豹。孟子說“仁者無敵”，血淋淋的事實證明：強者無敵。因此齊宣王決心做雄獅，做不了雄獅就做虎豹，反正不能做花鹿和兔子。
齊宣王自然不會象孟子那樣想到人類與禽獸有著本質的區別，人類有理智，有善性，喪失了的善性還會再尋找回來。
然而，人畢竟比禽獸複雜得多，齊宣王雖然決心做雄獅，做虎豹，但他卻讀過曆史，知道堯、舜、禹、湯，了解文、武、周公，倘說儒家思想毫無道理，唯強者能取天下，前邊這些曆史人物則無法理解，這些時代的曆史則無法解釋。倘說儒家迂闊不合於世，那麼，孔於宰中都，為什麼會“行之一年，四方則焉”呢？夾穀會盟，孔子為什麼能不戰而收複失地，令齊之君相狼狽不堪，見笑於天下呢？孔子在魯為大司寇，代行相事，執掌國政，齊之君相景公與黎（c*）為何竟會如此驚慌失措呢？特別是孟子來齊後，與宣王頻頻接觸，孟子又能言善辯，經過這個暑期的雪宮相處，齊宣王的體內已經生成了許多儒家思想的細胞，他的血管裏已經在流淌著某些仁政的血液。
不僅人的思想是複雜的，人類社會也是複雜的，一個國家的當政集團更是複雜的。
雖說富國強兵，對外侵伐擴張，稱霸諸侯做雄獅和虎豹，不做花鹿和兔子，這個基本觀點和國策田嬰與齊宣王是一致的，但田嬰武斷專權，擅殺稷下先生，逼走了忠勇雙全的國之棟梁之臣朌子，卻令宣王怏怏不快。宣王自雪宮歸臨淄後，田嬰提也不提，報也不報，仿佛根本沒有發生這麼一回事，似乎他就是國君，他有生殺予奪之大權，他可以主宰這個國家的命運。如此以來，他眼裏哪還有國君，他心中哪還有齊宣王！齊宣王又不是那庸碌之輩，他有自己的抱負，他要幹一番齊桓、晉文那樣的事業，他不甘作受人擺布的傀儡，於是他便不能不從另外的角度來考慮田嬰操琴和獸鬥這兩次諷諫，宣王似乎清楚地意識到，這兩次諷諫，田嬰不是勸諫自己學雄獅，作武王，統一天下，而是在向自己炫耀、示威，表明他的心跡，暴露了他的隱私和野心。
齊宣王想，誠如無鹽君所言，王確有些小人之為，他氣量小，見識短，喜言人惡，好撥弄是非，對這樣的人不能器重，不能大用，但他對自己畢竟是忠誠的，不然的話，怎麼會頂酷暑，冒炎熱，千裏迢迢地趕往雪宮去報告田嬰殺稷下先生，逼走了朌子的噩耗呢？這可是冒著身家性命的風險啊，若讓田嬰知曉，豈能容他！回想起來，前一個時期自己對他太冷漠了，特別是當他風塵仆仆地趕到雪宮以後，自己的態度竟是那麼冷淡，不僅毫無獎賞與款待，竟連一句褒獎之辭也沒有。
孟子的觀點、見解，他的仁政學說也許是不適時宜的，但他確是絕對可靠的。宣王想，孟子對我決無壞心惡意，更無覬覦權柄之野心，這是個值得敬仰和信賴的賢者，老者，今後凡逢疑難問題，國之大事，要多向孟老夫子討教，多與之協商。
最令齊宣王苦惱的是國無重臣，當日先王所培養的棟梁之材，或亡，或老，或離，現有的文武臣僚，或觀點不同，政見不一；或同床異夢，懷有貳心；或昏庸無能，枯木朽株；或昏昏噩噩，不思進取；或居功自傲，以老賣老；或桀驁不馴，惹是生非。他很想選拔一批既忠誠，又有才幹的新秀，培養一批文能安邦定國，武能鞍馬征戰的賢才。沒有經世濟民的文武臣僚，霸諸侯或行仁政，都隻能是一句空話，不過是紙上談兵。但是，人才怎樣培養，臣僚怎樣選拔，他既無方略，又無措施。正當齊宣王苦惱異常，猶豫徘徊之際，孟子進宮來了，宣王便向他請教這個自己日思夜想而難以定奪的人才、臣僚問題。
齊宣王首先向孟子提出了公卿的責任，大約他想以孟子的標準考察朝廷上的每一個公卿，考慮該如何處置。孟子問道：“陛下所問，係指哪一種類之公卿。”
齊宣王第一次聽說公卿有不同的類別，感到很新奇，於是問道：“公卿難道還有所不同嗎？”
孟子回答說：“公卿可分兩類，一類是王室同宗族之公卿，稱為貴戚之卿；一類是非王族之公卿，稱為異姓之卿。”
宣王說：“寡人問貴戚之卿。”
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廢棄之，改立他人。”
齊宣王隻覺得轟的一聲，頭腦脹大若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顫抖了一下，臉色變得煞白，神誌不清，仿佛失去了知覺一般。
孟子見勢不妙，認識到自己出言太重，使齊宣王難以接受，倘宣王因此有個三長兩短，自己委實應負若幹責任，急忙解釋說：“陛下請勿見怪。陛下問臣，臣不敢不以誠實之語答複。望陛下海涵恕罪！”
宣王的臉色漸漸恢複了正常，是呀，孟子素來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總是實打實的，開門見山。他說的這是實情，真話，決不會有什麼惡意，於是又問異姓之卿。
孟子學不會口是心非，學不會討好取悅，仍以誠實之語答道：“君有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離去。”
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孟子隻講了他們的神聖責任和權力，而未講其義務，諸如忠君，報國，獻身等等。
談話轉到了選拔賢臣方麵來，孟子應宣王之問，說道：“我們平時所謂之‘故國’，並非指其國有高大之喬木，而是指其有累世功勳之老臣。如今大王並無親信之近臣，往日進用之臣，至今多已被陸續罷免了。”
這自然是對齊宣王的批評，但孟子所言，正是宣王苦惱之所在，宣王急忙問道：“寡人該如何識別那些平庸之輩，無能之卿臣而舍棄之呢？”
孟子回答說：“國君選拔賢才，倘不得已而欲用新進，就該將卑賤者置於尊貴者之上，把疏遠者提拔到親近者之上。人事安排，不可不慎。”於是孟子向齊宣王談了選拔和處理官吏的方法。
如果想選拔其一個人擔當重任，即使左右近臣，滿朝文武都誇他好，也不能輕易晉用，必須進行民意測驗，然後實地考察，見他確實是品德高尚，又有超人的才幹，才能委以重任。
同樣的道理，對那些犯有過失的官吏和無能之輩，也需進行一番類似的考察，確實不堪造就者，然後才能宣布罷免。萬不可憑國君之好惡，一時性起，隨意選拔，晉用，擢升，或者降職，罷免。
殺人更需審慎以行，假使有一個大夫犯了死罪，左右近臣都說可殺不可留，不能輕易聽信；哪怕滿朝文武都說他十惡不赦，也不能立即處死；必須征求民眾的意見，然後進行實地考察。考察證明，此人確係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才能處以死刑。隻有這樣認真對待，慎重行事，才能選拔到真正的賢才，也不至於冤枉和傷害好人。在人事問題上，隻有這樣，國君才能配稱民之父母。
這裏孟子給齊宣王擬訂了三條處理人事問題的原則：
第一，選拔賢才，必要時可將卑賤者置於尊貴者之上，把疏遠者提拔到親近者之前。
第二，要慎重，要聽取多方麵的意見，特別是要尊重人民群眾的意見。
第三，要重實踐，重考察，重事實。
在等級森然的封建社會，在視民若土石草芥的時代，在金口玉牙的中國曆史上，孟子的這些思想象璀璘的明星，使一小塊黑暗變得光明；似蜿蜒的閃電，劃破了漫漫的夜空。
齊宣王有一個很大的遺憾，這便是自己欲行霸道，孟子欲行王道，二人的觀點不同。孟子知識淵博，才幹超群，文韜武略，無所不具，且絕無取代之野心。倘能改變觀點，支持自己的霸業，便可封其為相，其能必出晏嬰管仲之右，齊何愁不強，霸業何愁不成！為此齊宣王曾專門召見孟子，設盛宴款待。酒足飯飽之後，宣王屏退左右，向孟子表白自己的這番心跡，且頗有乞求之意，很是可憐巴巴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