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評估與出題中的德育思考
新手上路
摘自《大作文——寫作教學的新觀念和新方法》
我們一直信奉這樣一句名言：“教作文就是教做人”、“學作文就是學做人”，這是一種非常高的德育要求和德育標準。但是，在這樣一條德育要求和德育標準之下，卻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這對於我們今天的作文教學，將有著非常直接的影響。故在此處，專辟一節。
2000年4月10日，山西師範大學初中版《語文報》刊登了一篇初中學生葉姍姍的文章，題為“說真話為什麼這樣難”。轉載如下：
說真話為什麼這樣難
我本來是一個很喜歡寫作文的初中學生，在小學時，老師常常在作文講評課上讓我給全班同學朗讀自己的作文，因為我寫的作文好，也常常贏得同學們的陣陣掌聲。但上了中學以後，情況就變了，一到寫作文時，心裏就發怵，經常為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而犯愁。
事情緣起於上學期的期末考試，這次考試的作文題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師”。看到這個題目，我迅速在腦子裏把給我們上課的幾位老師“濾”了一遍，覺得印象深刻的隻有我們的班主任。她給我們上數學課。這位老師在我們心目中，實在無法讓我們說出“尊重”兩個字，但印象太深刻了。她有一個BP機，上課時，隻要BP機一響，她就把我們丟下，慌慌張張跑出去打電話，耽誤十幾分鍾是常事。更可氣的是，她常常把那些遊走於校園內的書販手中的盜版書推銷給我們，我們從書販那時買一本同樣的書，價格至少可便宜一半。這些複習資料成了我沉重的負擔，由於書中錯誤很多，很多題根本無法做，但不做不行，老師要檢查。她很少給我們批作業，一般是在作業後麵寫個“閱”字和年月日了事……一看到這個作文題，這些事湧上心頭，於是她就成了我作文中寫的“印象深刻的老師”。為了不讓批卷老師反感，在文章結尾還特意寫了一句讚美老師的話。考試成績公布以後，我發現我的作文成績是全班最低的，隻得了18分（滿分40分）。後來我找語文老師詢問原因，語文老師甩給了我一句冷冰冰的話：“你的作文思想內容不健康。”
我真不明白，難道寫老師就非得寫老師像春蠶、像蠟燭嗎？非得無中生有地去編一些冒雨送學生回家、帶病給學生上課的故事才“思想內容健康”嗎？多年來老師一直教導我們要在作文中寫真話，抒發真情實感，為什麼我寫的真話就隻能得18分呢？多虧這次期末考試還是不太重要的考試，如果是日後的中考，我真不敢想，如果寫了類似的真話的文章，會有怎樣的結局。
剛學過的語文第一冊中的第一次作文訓練範圍就是“說自己想說的話”，但說自己想說的話為什麼這樣難？
劉珊珊的文章，引起了我們對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和作文教學的沉重思索。
葉姍姍的作文錯在哪裏？她有沒有所謂的“走題”？老師這樣打分是正確的嗎？老師為什麼會給她打上不及格？什麼叫做思想健康或者不健康？無中生有地編一些好人好事來歌頌老師是對的嗎？可以實事求是地寫老師的行為舉止嗎？……
多少年來，在教授學生作文的時候，我們經常以“學作文就是學做人”、“教作文就是教做人”為宗旨，而這種帶有方向性的道德判斷，也成了多年來作文教育中的德育標識。
我們許多教師正是以德育的目標來教導學生作文的。在這樣的目標指導下，作文教學的具體體現就是一些道德化選題的屢屢出現，如：“一件有意義的事”、“責任”、“一屋不掃焉能掃天下”、“我心目中的三好學生”、“一個高尚的人”以及采摘一些古書中忠孝節義的故事作為作文的材料。
至於學生在生活中是否碰到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是否已經具有了高度的“責任”感，心理是否已經成熟到了具有“一掃天下”的抱負和雄心，是否對傳統的封建道德具有了批判繼承的能力，或者說，學生是否有可能寫得出、寫得好這樣的文章，這些選題對學生的作文學習是否具有誘導作用，則沒有考慮或者考慮不周。
學生是無辜的，由於沒有激情、沒有體驗、沒有材料、沒有生活，學生要寫出這樣的題材或許有困難，沒有辦法。於是隻好抄抄“好詞好句”，背背相似文章，編造“好人好事”，翻看一些所謂的《議論文論據選》以及堆砌出一些“假大空”的東西來應付交差——某些語文教師也正是這樣教導學生作文的。
這樣，作文開始走向了異化——不是“以我手寫我口”，而是以我的手證明一些什麼，附和一些什麼，附會一些什麼，編造一些什麼。而在證明、附和、附會、編造的過程中，教師以及教師出的選題，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東西，指導一切的東西——升學考試的題目就是如此。我們平時所提倡的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在此已經蕩然無存。
此外，還有一個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就是以上的德育口號還可能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認識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