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的教育培訓
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教育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從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九年秋，經過三年多時間，陸續恢複和建立了一批設有礦冶係（科）的高、中等專業學校，為冶金工業生產建設服務。中等專業學校有吉林、鞍山、本溪、沈陽等4所工科高級職業學校，其中沈陽工科高級職業學校所設的非鐵冶金科，實為開辦有色金屬冶金專業的先聲；高等專業學校有哈爾濱工業大學、沈陽工學院、大連工業專科學校等。新中國誕生後，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教育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成立之前，有色金屬工業歸冶金工業部管轄，有色金屬工業所需的專業人才主要依靠冶金工業部所屬的以有色金屬專業為主的院校和設置有色金屬專業的有關院校培養。前者有中南礦冶學院、昆明工學院、江西冶金學院、長沙冶金工業學校等；後者有東北工學院、北京鋼鐵學院、西安冶金建築學院、沈陽黃金專科學校等。此外，還有省、直轄市領導的院校（含冶金工業部下放給地方的院校），如河北礦冶學院、廣東礦冶學院、上海工業大學、昆明冶金工業學校、株洲冶金工業學校、山東省冶金工業學校、貴州省冶金學校、安徽省銅陵有色金屬工業學校等，他們也為有色金屬工業輸送了不少專業人才。
在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成立之後，從冶金工業部所屬的25所高、中等專業院校中劃出10所歸有色金屬總公司領導。這10所院校是：全國重點高等學校中南礦冶學院（一九八五年七月改稱中南工業大學）；總公司重點大學昆明工學院、江西冶金學院、北京冶金機電學院（一九八五年改名為北方工業大學）、桂林冶金地質學院、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華山冶金醫學專科學校；還有全國重點中等專業學校吉林冶金電氣化學校、長沙冶金工業學校、長春冶金建築學校（一九八四年十月，經教育部批準，這三所學校分別改建為吉林電氣化專科學校、長沙有色金屬專科學校、長春建築專科學校）。隨著地方有色金屬企業、事業單位的上劃，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月先後增加了南昌有色金屬工業學校（原江西省有色金屬工業學校）和廣州有色金屬工業學校（原為廣東省冶金工業學校）。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還分別開始籌建南寧有色金屬工業學校和烏魯木齊有色金屬工業學校。
三十六年來，這些院校共培養了106052名學生。其中研究生341人（不包括在職和委托培養的研究生），本科畢業生47522人，專科生7817人，中專生50372人。這些畢業生許多人奮戰在有色金屬工業的第一線，不少人擔任著各級生產、技術、管理部門的領導工作或業務骨幹。
總的來看，有色金屬工業教育的發展是迅速的，成績是巨大的，但它經曆了曲折前進的過程。
一、三年經濟恢複和“一五”計劃時期的教育
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院校大多數在建校初期條件較差。廣大師生員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邊建校，邊教學。缺少宿舍，幾十名學生就擠在一間屋子裏，用草席鋪在地板上睡覺；沒有食堂，就在簡易的帳蓬內就餐；缺少教室，就在臨時搭的席棚裏上課；缺少教材，教師就現編、現印、現用；沒有教學設備，就發動師生自製簡易教具。黨和政府為這些院校選派了一批經過革命鍛煉的幹部擔任領導工作；撥付了必需的經費，修複和興建校舍，增添儀器設備，使教學條件很快地得到了改善。經過短短幾年的艱苦創業，先後成立了8所院校（其中兩所是接管的，4所是調整、改建的，兩所是新建的），為培養有色金屬工業高、中級專業人才建立了基地。這是有色金屬工業教育蓬勃發展的時期。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和中等專業學校的調整。與此同時，開展了以學習蘇聯的教育工作經驗為主要內容的教學改革，按照蘇聯的模式設置專業，製訂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翻譯和使用蘇聯教材，使教學質量有了較大的提高，特別是學生通過實踐性教學環節，能掌握本專業的生產知識和基本技能，畢業後能夠較快地適應實際工作的要求。然而，由於缺乏經驗，各院校在學習蘇聯經驗時沒有很好地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蘇聯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處理不當，曾經比較普遍地出現過學習負擔過重的現象。各院校及時檢查和總結了存在的問題，修訂了教學計劃，自訂了教學大綱，采取適當減少課程門數和學時、調整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等措施，很快地使學生學習負擔過重的現象有了改變，教學質量有所提高。
為了健全教學管理，各院校還參照蘇聯的有關文件，製訂了各級管理部門和教學組織的規章製度；製訂了學生學籍管理、考試考查等辦法；製訂了全校學年和學期工作計劃。辦事有章程，工作有計劃，事後有檢查，期末有總結，是這一時期管理工作的特點。
各院校還組織教師學習蘇聯教育理論，開展教學研究活動，總結交流經驗，改進教學工作。為了直接學習蘇聯的科學技術和教學工作經驗，中南礦冶學院、昆明工學院先後從蘇聯高等學校聘請了8名專家來院講學、培養研究生、指導教學改革和科學研究工作。一九五四年，中南礦冶學院派出第一批留學生6人去蘇聯高等學校學習。
8所院校的廣大教職員工在中國共產黨的親切關懷和教育下，思想覺悟逐步提高，精神麵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教師通過學習蘇聯經驗、總結自己的教學和科學實踐，以及邊教邊學、集體互學、參加培訓班、到校外聽課等多種形式的業務進修，教學能力和學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一時期還通過招聘舊中國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接受國家分配新畢業的大學生，大力充實了師資隊伍。以中南礦冶學院為例，一九五二年組建時，原有教師僅50餘人，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關懷下，當年就為該院增加教師100多人。至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已擁有教師1427人，為一九五二年的2.6倍；其中兩所學院擁有教授37人、副教授31人和講師152人。8所院校由建校初期的25個專業點，發展到一九五六年的31個專業點；校舍建築麵積為25萬平方米，是一九五二年的3.8倍；總共建立了56個實驗室、陳列室和5個實習工廠；在校學生已達14508人，是一九五二年的2.2倍。
這一時期，各院校十分重視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改革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教學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普遍注意引導學生德智體全麵發展。據7所院校（桂林地質學校無畢業生）統計，共畢業學生9584人，其中：研究生13人，本科生982人，專科生1933人，中專生6656人。
科學研究工作也開始起步，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南礦冶學院、昆明工學院從一九五四年起，先後進行了112項科學研究，取得了87項成果。
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各院校反右派鬥爭，由於鬥爭擴大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批知識分子和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和幹部的積極性，給學校的教學、科研等工作造成了很大損失。
二、“大躍進”及調整時期的教育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召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黨的教育方針，開展了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中心的教育革命。由於在指導工作上犯了“左”的錯誤，受其影響，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教育也出現了失誤。
為了配合全國工農業“大躍進”，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院校不顧主客觀條件，違背辦學規律，搞了“教育大躍進”，中等專業學校盲目升格，各院校猛增專業，大量招生。原有的6所中等專業學校全部下放地方，其中：兩所升格為學院，3所升格為專科學校，1所由1校分成3校。8所院校的專業點從32個猛增到84個，學生人數從一九五六年的14508人增加到一九六○年的21730人，增加了50%。各院校在幾個月內掀起了“大辦工廠”的浪潮，中南礦冶學院就辦起了上百個“工廠”。各院校還發動群眾“大編教材”，其結果是內容龐雜、質量低劣。在“教育革命”中，教學上“大破大立”，師生參加政治運動和生產勞動過多，教學時數大減，教學秩序大亂，造成學生的基本知識、基礎理論掌握少，基本技能訓練差。這一切，導致了教育質量明顯下降。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製訂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同年一、二月間，教育部召開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工作會議，著重研究如何貫徹“八字”方針，如何對全國高等學校實行“四定”（即定規模、定任務、定方向、定專業）；七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及中等專業學校調整工作會議，討論了裁並學校、壓縮規模、合理布局、提高質量等問題；九月，中共中央批準試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條例（草案）》（簡稱《高校六十條》）以便在教育工作中具體貫徹“八字”方針。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院校在貫徹“八字”方針、貫徹會議精神和執行《高校六十條》中，采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經過全國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調整工作，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院校都壓縮了規模，調整了專業。中南礦冶學院的在校生從一九六○年的6394人減為一九六六年的4404人，專業從25個調整為21個，校辦工廠隻保留了3個。昆明工學院在校生由一九六一年的4089人減為一九六六年的2710人，專業從22個調整為10個，校辦工廠隻保留了兩個。6所中等專業學校（其中5所摘掉了“高等學校”的帽子）重歸冶金工業部領導，學校規模和專業也作了相應的調整。
各院校認真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在成立院（校）務委員會時，吸收一些教師參加學校的管理；召開教師，特別是教授、講師、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虛心聽取他們對辦學的意見；分期分批地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晉升了一批教師的職稱，增加了骨幹教師的工資，對講師以上教師在生活上給予了適當的照顧。
冶金工業部一九六二年七月在沈陽召開了直屬高等工業學校修訂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座談會，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上海召開了中等專業教育會議。這兩個會議總結了教育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明確了各院校修訂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以及編寫教材的任務。根據這兩個會議以及其他有關會議精神，各院校都認真地調整了教學計劃，加強了教學各個環節，穩定了教學秩序，使學校工作重新走上正軌，教學質量很快有了明顯的提高。
這一期間，有色金屬工業高、中等專業教育在遭受到挫折的同時，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一九五八年新辦了江西冶金學院和鞍山冶金醫學專科學校（後者於1970年遷至陝西省華陰縣，改名為華山醫學專科學校）。至此，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院校已增至10所。這些院校的教師，一九六六年發展到2386人，為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的1.67倍。專業設置經過調整，一九六六年10所院校有59個專業點，比一九五六年8所院校增加了27個專業點。辦學的物質條件有了較大的改善，這十年教育經費共10338萬元，為前七年的3.5倍；實驗室由一九五六年的56個，增至一九六六年的152個，增加了1.7倍；翻譯和編寫、出版的教材或專著140種，是前七年的11.6倍。此外，圖書資料也有了很大增加。這十年，10所院校為國家培養了高、中等專業人才36974人，是前七年8所院校培養人才數的3.8倍。其中：研究生89人，本科生15946人，專科生3775人，中專生17164人。
這一期間，院校的科學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成果，直接支援了國家建設。中南礦冶學院共完成科研435項，取得成果的有125項，其中16項為重要科技成果。他們研製的新材料，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做出了貢獻。昆明工學院取得成果的科研項目有41項，其中有的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或有重大的影響。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教育首當其衝，深受其害，學校成為“重災區”。這一期間，各校都批判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矛頭直指黨政領導幹部和廣大教師。領導幹部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特務”等罪名遭受批鬥，廣大教師則被誣蔑為“反動學術權威”、“階級異己分子”、“臭老九”等而受到同樣的折磨。據不完全統計，10所院校共批鬥了1299人，占教職工總數的24.8%。
這一期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教育界推行了一整套極左的政策，幹擾教育工作，違背教育規律，破壞教學秩序，使教學質量嚴重下降。10所院校的校園和房舍不同程度地被外單位占用，教學儀器設備和圖書的損失很大，辦學條件嚴重惡化。據統計，10所院校在校學生人數，正常年份的一九六五年是14265人，到一九七○年已減至2420人，為一九六五年的六分之一；到一九七一年再減至1411人，還不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分之一。這些院校，六、七年沒有招生，直到一九七一年才按照“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辦法（即廢除了考試招生製度），招收工農兵學員，培養質量一般較差，而且由於長期沒招生，少為國家培養約8000名大學生和12000名中專生。
四、走向振興時期的教育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教育戰線全麵清理“左”的錯誤的影響，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從而開創了走向振興的局麵。
（一）撥亂反正，教育工作重新走上正軌。
有色金屬高、中等專業院校在全國統一部署下，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反動言行，全麵清理“左”的錯誤影響，端正了辦學的指導思想。
一九七七年，恢複了考試招生製度；一九七八年，撤銷了各院校的革命委員會，恢複了黨委領導下的院校長負責製。一批熟悉學校工作的幹部和有真才實學的專家、教授被吸收到重要領導崗位上來，如陳新民、黃培雲、陳國達、蔣良俊、屈維德、王源璋、張瑞綸等教授都被任命為副院長，以後經國務院批準，陳新民還被任命為中南礦冶學院名譽院長。
各院校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全麵地認真地清理了建國以來各個曆史時期由於“左”的錯誤所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據10所院校不完全統計，共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錯案863起，曆史老案182起，對錯劃為“右派分子”的363人，全都給予了改正。此外，還對教職工檔案中的問題進行了全麵清理，並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通過這一係列工作，增強了內部團結，調動了積極因素。
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和部署，大力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各院校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中主要做了三方麵的工作：一是政治上充分信任；二是工作上合理安排，大膽使用；三是生活上優先給予關心和照顧。這樣，廣大教師受到鼓舞，工作態度和精神麵貌發生變化。有些年逾古稀的教授，仍堅持教課，還要培養研究生和青年教師，進行科學研究和撰寫學術著作；有的教師不顧年邁體衰，依然深入工廠、礦山，了解生產實際，或接受技術谘詢，或出國進行學術考察和學術交流，普遍表示要為教育事業貢獻畢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