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信用合作事業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是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中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麵，當然需要做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隻是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曆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信用社受到衝擊，帶來了嚴重後果。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信用社的幹部紛紛起來“造反”，揪“四清”工作隊，有的跑到中國人民銀行營業所、縣支行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的還跑到省分行、總行來“造反”，把銀行的一切規章製度都說成是“管、卡、壓”，拒不執行，要“徹底砸爛”。認為儲蓄利息是不勞而獲，貸款是不講階級路線，因而信用社存款、放款業務陷於停頓，工作處於無政府狀態。據統計，信用社的存款，一九六八年底為75.65億元，比一九六七年底僅增加2.41億元，一九六九年底為73.9億元，比一九六八年底減少2.36億元。信用社的貸款，一九六八年底為16.48億元，比一九六七年底僅增加1.39億元，一九六九年為17.77億元，比一九六八年底隻增加1.29億元。由於信用社存款、貸款業務停滯不前，虧損麵大，一九六九年就有37%的信用社發生虧損。一九六九年，全國推廣河南省嵩縣閻莊信用社實行“貧下中農管理”的所謂經驗，全麵實行了貧下中農管理信用社，致使信用社業務停滯，財務混亂，虧損麵進一步擴大，信用合作事業遭到更大破壞。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再次提出加強銀行對信用社業務的領導和管理，對信用社的虧損，不得不采取由銀行“包下來”的辦法，由銀行補貼，信用社也逐漸失去其“民辦”性質。
底層農民信用合作社“經驗”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關於“鬥、批、改”的指示，全國掀起一場“鬥、批、改”熱潮。一九六九年，中國人民銀行在天津召開了18個省、市、縣銀行“鬥、批、改”座談會。提出銀行和信用社要參加革命大批判，銀行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工農兵參加管理；信用社必須由貧下中農領導，貧下中農參加管理。座談會認為：“銀行和信用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會議分析了銀行和信用社兩條路線鬥爭突出地表現在：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政治建行；還是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業務第一？是依靠工人階級領導，工農兵管理銀行，還是依靠“專家”治行？是為工農兵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一句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會議認為：“必須堅定不移地走政治建行、建社的道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更好地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會上介紹了貧下中農管理信用社的作法，由公社（大隊）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公社所屬各大隊（各生產隊）貧下中農推選的代表、信用社幹部，組成貧下中農占絕對優勢的管理委員會或（小組），在社、隊革命委員會一元化領導下，管理信用社，管理農村金融工作。
天津會議以後，各地革命委員會大力支持貧下中農管理信用社，並且以點帶麵，迅速推動了信用社“鬥、批、改”群眾運動的發展。河南省嵩縣閻莊信用社被認為是一個突出的典型。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國人民銀行向國務院報送了《一所由貧下中農管理的信用社》的調查報告，並附函說明：關於信用社的“鬥、批、改”，經過調查了解，認為河南省嵩縣閻莊信用社是一個好典型。十一月，《人民日報》以《一所由貧下中農管理的信用社》為題，報導了這個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介紹說：“在偉大的‘鬥、批、改’高潮中，河南省嵩縣閻莊公社的廣大貧下中農和信用社的工作人員，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以繼續革命、徹底革命的精神，對信用社進行了改革，實行了貧下中農管理。”
《調查報告》分析了信用社管理權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表現在閻莊信用社不斷受到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幹擾，而管理權問題是受到幹擾的一個主要問題”。《調查報告》說，一九六二年，全公社38個大隊的信用站被砍掉了，隻保留了5個按片設立的信用社，這是由於銀行“單線領導”，脫離了貧下中農管理的結果。因此，廣大貧下中農對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極為憤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調查報告》還介紹說：“有個叫頂修坡（原名頂心坡）的大隊的貧下中農頂得最堅決，他們斬釘截鐵地說：‘信用社是毛主席叫我們辦的，我們有權管理信用社。’頂修坡大隊堅持由貧下中農管理信用社，他們盡管受到種種刁難，被貶為黑社，經濟上得不到支持，但貧下中農仍堅持把信用社辦好。他們在貸款上規定‘五貸三不貸’，即購買農具、發展農業生產、吃穿有困難、治病無錢、集體生產有困難的貸款；地富反壞右、投機倒把、婚喪講排場的不貸款。”這種“五貸三不貸”的規定，現在看來也是對的，但《調查報告》把這提到階級路線的高度，就失之偏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