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楊善集、王文明、馮白駒等領導了廣東瓊崖武裝起義。起義部隊遭受挫折後，繼續堅持鬥爭。
十一月中旬，吳光浩、潘忠汝、戴克敏等領導了數萬人參加的湖北黃（安）麻（城）起義，一舉攻占黃安縣城，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
一九二八年一月，方誌敏、邵式平、黃道等領導了贛東北弋（陽）橫（峰）兩縣的年關暴動，數日內，起義區域達百餘裏，組成土地革命軍，開始建立區、鄉蘇維埃政權。
一、二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留下的部隊，在湘南黨組織的配合下，與湘南農民運動相結合發動了湘南年關暴動，在宜章、郴州、資興、永興、耒陽五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堅持三個月之久。
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春，賀龍、周逸群、段德昌等開始在洪湖和湘鄂西發動農民武裝鬥爭。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南平江二十萬農民，在羅納川等領導下，舉行了大規模的“撲城”鬥爭。
一九二八年三、四月，劉誌丹、謝子長、唐澍等領導了陝西渭（南）華（縣）起義，成立了西北工農革命軍，發動農民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契的鬥爭。
一九二八年春，郭滴人、鄧子恢、張鼎丞等領導了閩西龍岩、永定的農民起義，建立了地方武裝，開展遊擊戰爭。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了平江起義。
總計從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發動的武裝起義達一百多次。
所有這些起義，都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英勇回擊。它們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使土地革命的口號深入農民群眾之中。起義的武裝力量有一部分保留下來。這些都為以後開展武裝鬥爭建立農村根據地準備了條件。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
三?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和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在共產黨內，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左”傾冒險情緒很快發展起來。這種情緒在八七會議時已經開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政治紀律決議案》、《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等文件。“左”傾機會主義第一次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
當時中國革命已轉入低潮，但是這次會議卻主觀地認為“革命潮流始終並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漲的”。因此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命令少數黨員和群眾舉行毫無勝利希望的城市起義，命令條件不成熟的農村舉行農民暴動。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會議混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性質”，民權革命決不能“自告一段落”，它“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要推翻豪紳地主階級，就要“同時推翻資產階級”。甚至認為小資產階級也“已經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礙”。因此製定了沒收民族資本家工廠企業和中小商人財產的錯誤政策。關於革命道路問題，當時全黨正在探索中。會議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會議還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采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這種盲目的殺戮，是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突出表現之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因此，一九二八年初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執行。二月，共產國際批評了瞿秋白的錯誤，指出那種“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的意見，“是不對的”。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檢討了“玩弄暴動”、“燒殺主義”等錯誤。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基本上結束。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十一月擴大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正式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革命進入蘇維埃階段。這次會議前公布的供全黨討論的《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中說：“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要聯合農民及城市貧民，組織並準備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以推翻地主豪紳重利盤剝者及其代表之軍閥官僚的政權，而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以實現……非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原則性的表述。《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專門寫了《蘇維埃口號與工農政綱》一節。決議中說：“現時革命階段之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本黨應當經常不斷的對工人及一般勞動民眾解釋：中國人民要完全戰勝帝國主義，隻有推翻治者階級，建立新的革命政權，真正的平民政權——蘇維埃政權”。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政策，在黨領導的全國各地革命鬥爭中，都得到實施。特別是在海陸豐起義和廣州起義時，把這個口號公布於全國。
四?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毛澤東關於中國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論述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後的工農革命軍一千餘人，開始向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進發。從此，中國革命開始走上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轉變的開始。
工農革命軍於九月底到達永新縣的三灣村。在這裏，進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三灣改編。原來的三個團縮編成一個團，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建立各級黨的組織，班有小組，連設支部，營團設黨委；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整個部隊由黨的前委統一領導；成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民主，經濟公開，廢除煩瑣禮節，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十月三日改編完畢，部隊繼續前進。十月底到達井岡山的茨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八年一、二月，工農革命軍先後攻下茶陵、遂川、寧岡三個縣城，成立了這三個縣的工農兵政府，同時解放一片農村，初創了井岡山根據地。部隊由原來的一個團發展為兩個團，共約一千五、六百人。黨的組織有了恢複和發展，到二月，寧岡、永新、遂川、茶陵四個縣建立了縣委，酃縣成立了特別區委，蓮花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在已經解放的地區，群眾展開了打土豪的革命鬥爭。一九二八年春，部隊實行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這些以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月上旬，執行“左”傾盲動主義的黨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岡山，批評這裏的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並調走隊伍，去支援湘南的農民暴動。結果，邊界被敵軍占領一個多月。三月下旬湘南暴動失敗。四月部隊返回井岡山。
四月底，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農軍，在朱德、陳毅率領下到達井岡山，在寧岡礱市同這裏的部隊會師。五月四日召開軍民大會，宣告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個師六個團。兩支隊伍會合後，紅軍的力量大大增強。
從一九二八年五月起井岡山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五、六月先後取得五鬥江、草市坳、龍源口戰鬥的勝利，三次占領永新縣城。這時紅軍實行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正確的作戰方針。根據地有很大的擴展，各級蘇維埃政府普遍建立。五月在茅坪成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各縣區鄉都建立了黨的組織，黨的隊伍有很大發展。五月二十日在茅坪召開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了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在會上毛澤東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增強了軍民的勝利信心。土地革命廣泛開展起來。
正當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形勢迅速向前發展的時候，湖南省委派代表到井岡山，命令紅軍大隊向湘南冒進，攻打郴縣，結果遭到了重大損失。根據地的縣城和平原地區全被敵人占領，冒進湘南的紅軍也遭受失敗。紅軍大隊走後，毛澤東率不足一團的紅軍，在廣大群眾的配合下，曾將敵軍十一個團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二十五天。八月中旬，毛澤東留下一個營守井岡山，自己率領一個營去迎接大隊。八月下旬在桂東與大隊會合，決定重回井岡山。八月三十日湘贛兩省的敵軍以四個團的兵力，從黃洋界進犯井岡山。紅軍憑險抵抗，英勇地擊退了敵軍的多次進攻，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重大勝利。九月二十六日紅軍大隊回到井岡山。九、十月間，紅軍打了三個勝仗，收複了大部分失地。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在寧岡茅坪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總結了八月失敗的教訓，肯定了邊界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決議。這個決議分析了當時國內形勢，論證了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小塊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日益發展的問題。毛澤東在決議中提出五個條件：
第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對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軍閥間的繼續不斷的戰爭。這種白色政權間的分裂和戰爭，使反動統治出現縫隙，給紅色政權的發生和堅持以可乘之機。
第二，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響，在中國的廣大地區內，特別是在湖南、湖北、廣東、江西等省還廣泛遺留。
第三，因為引起中國革命的社會矛盾一個沒有解決，跟著白色政權間的分裂和戰爭，全國革命的形勢必將繼續向前發展。
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麵的必要條件。
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確，是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最要緊的條件。
以上五點，說明了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毛澤東在說明第四個條件時，提出一個重要觀念——“工農武裝割據”。他說：“‘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這是後來中國革命所走的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條正確道路的最初表述。
從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底，井岡山的鬥爭取得了巨大成績。正如當時毛澤東所說的：“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麵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麵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五?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了總結中國革命進入新階段以來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確定當前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黨的路線，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蘇聯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
出席大會的有正式代表周恩來、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向忠發等八十四人，候補代表三十四人，代表黨員四萬多人。共產國際的書記布哈林作政治報告，講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形勢等問題；瞿秋白作關於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補充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和關於蘇維埃組織問題、土地問題、農民問題、職工運動、軍事工作、民族問題等決議案，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
大會正確地肯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中國並沒有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私有土地製度並沒有推翻。”認為中國革命已轉變為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是錯誤的，認為現時中國革命是“無間斷革命”也是不對的。大會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十項政綱：（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大會指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策略是爭取群眾。大會認為：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勢力還超過工農的勢力。但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無可避免的”。當前“黨底總路線是爭取群眾”，要團結無產階級的群眾，發展工農群眾組織，準備武裝暴動。
大會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指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底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底先鋒——共產黨指導機關底機會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客觀上是背叛勞動群眾的利益。大會著重批判了盲動主義，指出盲動主義是“少數個人要去進攻顯然占著絕大優勢的敵人，而不斷地實行武裝鬥爭，不要群眾不顧群眾的盲亂的瞎幹”，是“少數人的軍事冒險”。隻有消除極“左”的錯誤與情緒，爭取群眾的工作才能有成效。黨必須繼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但尤其要反對“左”的弊病。當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他們都是使黨脫離群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