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勢力的演變 國民革命運動高潮的掀起
張馮吳孫各派勢力的演變 反奉倒段鬥爭和三一八慘案
一? 吳佩孚再起 孫傳芳控製東南五省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吳佩孚兵敗南下。十一月中到達漢口後，他以直係各省軍閥的名義發表通電，宣布組織護憲軍政府，由這個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執行對內對外一切政務。但直係各將領並不讚成吳的這個主張，因此所謂護憲軍政府並未組織起來。一九二五年內，吳佩孚逐漸控製了湖北，並於十月二十一日在漢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自立為總司令。他在武漢搜刮財富，招兵買馬，並取得若幹軍閥的支持，又成為當時最大的軍閥之一。吳佩孚的“討賊”本意是要聯奉反馮反段，但握有實力的直係將領孫傳芳、蕭耀南等則主張反奉聯馮擁段，吳隻得把“討賊”的矛頭首先指向奉張。
在吳佩孚組織十四省討賊聯軍的同時，孫傳芳控製了東南五省。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源源開往上海，這引起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和直係其他軍閥的恐慌和反對，並且促成了孫傳芳與馮玉祥的聯合。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孫傳芳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名義通電討奉。十六日孫軍占領上海，十九日占領南京，二十三日占領蚌埠，十一月八日占領徐州。奉軍退至山東境內。孫傳芳任命了蘇、浙、閩、皖、贛五省的文武官員。這五省本列名於吳佩孚十四省聯軍之內，至此已為孫傳芳所控製。孫也不再聽命於吳，而獨樹一幟了。
二? 郭鬆齡的倒戈和失敗? 吳張的結合
在奉軍被孫傳芳趕出蘇皖兩省後不久，奉軍內部發生了郭鬆齡倒戈事件。
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張學良任奉軍精銳第三軍軍長。郭鬆齡任副軍長。戰後郭受張委托組織第三方麵軍，任第十軍軍長，並在張不在時可全權指揮整個第三方麵軍。奉軍內部原存在新老兩派的對立，新派中又分土洋兩派。出身於陸軍大學和保定軍官學校的郭鬆齡、李景林（土派）與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的楊宇霆、薑登選（洋派）矛盾甚深。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郭鬆齡對張作霖派奉軍大舉入關搶奪地盤，積極準備進攻國民軍，十分不滿。他曾提出罷兵息爭，退兵關外，保境安民，開發東北的建議，未被張作霖采納。又加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楊宇霆、薑登選、張宗昌、李景林等皆得一省地盤，而在戰爭中出力甚大的郭鬆齡，卻一無所得。於是郭決心推倒張作霖，清除楊宇霆。一九二五年下半? 年，郭鬆齡與馮玉祥逐漸結合起來，十一月訂立郭馮密約。再加李景林，形成反對張作霖的“三角同盟”。
十一月二十三日，郭鬆齡宣布班師回奉，要求張作霖下野，查辦楊宇霆，擁護張學良為總司令。二十五日，郭率所部七萬餘人由灤州向山海關進發。二十七日占領山海關。十二月六日攻占錦州。奉軍全線潰敗。十二月二十日郭軍占領新民，隻距沈陽一百餘華裏。這時張作霖在東北的統治已岌岌可危。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和李景林的中途變卦重新歸張，郭軍最後遭到了失敗。十二月下旬經巨流河一戰，郭軍大敗。郭本人被殺。
郭鬆齡事件後，馮玉祥、張作霖、吳佩孚三者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馮玉祥國民軍在郭鬆齡舉兵後進占熱河，同時向李景林提出假道出關援郭的要求，李不允。馮軍繼續進兵，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攻占天津。李軍退往山東，與張宗昌結成直魯聯軍。馮玉祥有意聯吳製奉，但吳佩孚不忘舊仇，拒絕聯合。郭鬆齡失敗後，吳口中的“賊”便由張作霖轉為馮玉祥。他打電報給張作霖，表示願與張聯合討馮。一九二六年一月初，張複電表示諒解。於是形成奉直兩係聯合進攻國民軍的形勢。馮玉祥在局勢不利的情況下，宣布下野，隨後把軍隊和地盤交給下屬，自己準備到蘇聯去考察。吳張共同決定：吳軍由京漢線北上；直魯聯軍由津浦線北上；奉軍負責關外（指西北）；奉張助吳軍餉二百萬元；北京政局將來由吳主持。接著，奉軍、直軍、直魯聯軍向國民軍發動了進攻。
三? 反奉倒段鬥爭和“首都革命”
北京政變後，段祺瑞與張作霖結合，掌握了北京政府。他們對內破壞國民會議運動，鎮壓人民革命鬥爭，對外向帝國主義屈辱妥協，同全國人民的矛盾極其尖銳。
一九二五年四月，段祺瑞政府與法國訂立《中法協定》，承認了爭執幾年的金法郎案，答應一九二二年法國政府提出的中國對法庚子賠款用金法郎計算的辦法，使中國多付關銀六千二百餘萬兩。金法郎案遭到全國一致反對。
一九二五年十月爆發的孫傳芳與奉係的戰爭，是軍閥間的混戰。但是反奉卻是全國的普遍要求。中國共產黨決定趁機將反奉倒段鬥爭推向高潮。十月二十日，共產黨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表《對反奉戰爭宣言》，號召全國愛國的民眾“站在反奉運動之主體的地位”，積極參加反奉戰爭。宣言提出反奉戰爭的目的是“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民會議，建立革命統一的民主政府，宣布關稅自主，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十月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也發表號召民眾參加反奉戰爭的《對時局宣言》。
十月二十六日，各帝國主義國家為緩和“五卅”以來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帝情緒，派代表參加了由段祺瑞政府召集的關稅特別會議。但是帝國主義並不允許中國實行關稅自主。段祺瑞政府也根本無意力爭關稅自主，隻是希望提高一點稅率，以減輕日益加劇的財政危機。中國人民堅決反對這個會議，掀起了爭取關稅自主的運動。十一月十日，全國學生總會和廣州外交代表團等團體在北京組織關稅自主示威運動籌備會。籌備會組織了示威運動，電令段祺瑞“下野出京”。二十二日，北京各界舉行關稅自主民眾大會，到數萬人，群眾高呼“反對欺騙中國的關稅會議”、“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各地商會也紛紛通電反對關稅會議。
關稅自主運動是反帝國主義運動，也是反奉倒段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了這個運動。郭鬆齡事件後，北方區委決定展開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推倒段祺瑞政府，建立國民政府。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也決定：十一月二十八日開群眾大會，壓迫段祺瑞辭職，組織國民行政委員會。“首都革命”的鬥爭高潮由此掀起。
在五卅運動期間，北京大學學生就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學生軍，以作為“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之準備”。以後又在學生軍的基礎上組織了北京革命學生敢死隊，在工人中組織了工人保衛隊。二十八日下午，各學校、各工廠的學生敢死隊、工人保衛隊和廣大群眾共五萬多人齊集神武門前，舉行示威大會。會後，群眾高喊著“打倒奉係軍閥”、“打倒段祺瑞賣國政府”、“建設國民政府”等口號，包圍了執政府。後又搗毀了章士釗、梁鴻誌等人住宅和《晨報》館。由於運動的領導者和廣大群眾都缺乏經驗，反動政府事先已有防備，原已聯係好的國民軍沒有采取一致行動，這次打倒段政府的鬥爭沒有成功。這次鬥爭是企圖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一次英勇的嚐試。
次日（二十九日），更多的群眾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大會通過了包括“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等內容的決議案。連續的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運動，形成“五四”以來北京革命鬥爭的一次高潮。
以北京的鬥爭為起點，上海、開封、漢口、廣州等全國各地，都發動了要求打倒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鬥爭。
四? 三一八慘案 國民軍退往西北
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出現了反動勢力聯合向進步勢力進攻的局麵。一方麵，奉軍、直軍、直魯軍聯合向國民軍發動進攻；一方麵段祺瑞政府對北方人民革命運動進行殘酷鎮壓。
一月中旬，奉軍入關進攻國民軍，國民軍退守灤州。同月，直魯軍向進入魯西的國民二軍嶽維峻部和新附馮玉祥的方振武部發起攻擊。方部退往大名，嶽部退回河南。二月，直魯軍由山東攻入直隸，直軍與國民軍大戰於河南。月底，直軍占開封，三月間占鄭州、洛陽、信陽等地。河南的國民軍一部潰散，一部為吳佩孚收編，一部退入陝西。同時，陝西劉鎮華、山西閻錫山配合吳佩孚的攻勢，分別出兵占領潼關、石家莊。形勢對國民軍十分不利。
三月八日，奉軍兵艦由大沽口襲北塘，被國民軍擊退。國民軍為阻止直魯軍繼續用軍艦運兵運械，封鎖了大沽口，規定任何艦隻不許開入，外國船艦亦須白天行駛和經過嚴密檢查。但日本帝國主義在十二日繼續用驅逐艦掩護奉艦兩艘駛入大沽口，並炮擊大沽口炮台。國民軍奮起反擊，將日艦逐走。十六日，日本帝國主義糾合英美法意等八國公使，以維護辛醜條約為由，向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發生任何障礙、奉國兩軍即刻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戰、國民軍完全撤除海上水雷等五項要求，限十八日正午以前答複。同時，各帝國主義軍艦二十餘艘群集大沽口。很顯然，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力恫嚇，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援助奉軍的具體行動。
大沽口事件和帝國主義的通牒激怒了中國人民。三月十七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發起召開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五條：嚴正駁覆通牒、不許日艦攜帶奉艦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前召開國民大會。十八日，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準時召開。與會者三萬餘人，徐謙、李大釗等為大會主席。李大釗在演說中號召群眾不分界限地聯合起來，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大會通過決議：廢除辛醜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立刻撤退在津及各地的外兵外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等。會後組織兩千多人的請願團，由李大釗等帶領赴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請願隊伍到後不久，府院衛隊即奉命展開大屠殺。一時間，槍彈、鐵棍、大刀一齊向手無寸鐵的群眾襲來。群眾死者四十七人，傷一百餘人。這就是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反誣群眾的愛國舉動是共產黨“聚眾謀亂，危害國家”，下令通緝共產黨人李大釗和國民黨人徐謙等。段政府從此人心喪盡。
三一八慘案用血的事實教育了中國人民，使廣大群眾更加認清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軍閥政府的罪惡。三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揭露段是“彰明較著的賣國凶犯”，號召民眾起來革命。上海、天津、廣州、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的群眾以及海外的華僑和留學生，紛紛舉行各種活動，聲討賣國政府，聲援北京人民，形成一次廣泛的群眾革命運動。
三一八慘案後，國奉戰爭繼續進行。三月間，奉軍攻占灤州、唐山，直魯軍進占天津、豐台。四月，奉軍湯玉麟部占領熱河，國民軍宋哲元部退往張家口。四月十日，駐北京的國民軍鹿鍾麟部驅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政府，同時恢複了曹錕的自由。鹿欲聯吳抗奉，但為吳所拒絕。四月十五日，國民軍由北京退往南口。下旬，直魯軍進入北京。後國民軍又放棄南口、張家口，向西退到綏遠、甘肅。在奉直兩係的鎮壓下，北方革命運動轉入低潮。
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 右派及國家主義派的鬥爭
一? 國民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 廖仲愷被刺
國民黨自改組以後，由於許多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加入，組織有很大發展，力量有很大加強。但是，在改組後的國民黨內，仍然保留有地主、買辦分子和軍閥、政客，他們是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對者。這時國民黨的主體，依然是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既有反帝反軍閥的一致方麵，又有經濟政治利益相衝突的一麵。既然“國民黨本是各階級聯合組織的政黨”，“各階級底經濟背景不同，故其階級性也必然不同，所以黨內分出派別，是必然的現象”。
對於國民黨的這種分化，《向導》、《中國青年》等刊物及共產黨的會議文件中，曾多次論及。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導》第八十二期發表的《國民黨右派反革命的經濟基礎》一文，分析了左中右三派的階級屬性：“左派是代表工人、手工業者、農民和一部分小商人與知識階級。這是真正的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業者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這是妥協派。右派則代表一部分與帝國主義有關係的大商人——如華僑、地主、軍人、政客、洋行買辦等。這完全是反革命派”。這種劃分基本是正確的。但把華僑和軍人籠統地歸入右派是錯誤的。同時三派中的分子也是有變動的，一些被視作中派甚至左派的人物，後不久就變成了新右派。
左派與右派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讚成還是反對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讚成還是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兩個問題上。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之間，除了一般左右派的分歧以外，還突出地存在著由誰掌握革命領導權的鬥爭。這種鬥爭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共產黨力量的壯大，越來越尖銳。
一九二四年夏，發生關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問題的爭論。六月，鄧澤如、張繼、謝持三人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提出《彈劾共產黨案》。他們“彈劾”的理由，就是發現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一九二四年四月印發的團刊第七號。這兩份材料包含有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決議案》和青年團的相應決議等文件。這些文件中寫有青年團“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團要接受共產黨的“種種指揮”；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對國民黨的各種工作要做“一致努力”；在發展國民黨組織的同時，共產黨組織的發展“當然不能停止”等內容。據此，他們便認定共產黨“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是“黨中有黨”，是“違反黨義，破壞黨德”，對國民黨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要求“從速嚴重處理”。他們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取下“共產黨招牌”，否則“不如分道揚鑣”。這是對共產黨的攻擊和恫嚇，是對孫中山聯共政策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