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四年是中國革命形勢從南到北不斷高漲的一年。工農群眾運動的恢複和發展，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的興起，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初步鞏固，這一切表明中國革命正處在巨大高漲的前夜。為了迎接和促進革命高潮，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
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向警予、鄧中夏、張太雷、惲代英、譚平山、項英、彭述之等二十人，代表黨員九百九十四人。大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和為迎接革命高潮需要做的準備工作。陳獨秀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報告的議決案和關於民族革命運動、職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工作、組織問題等議決案，通過了黨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會宣言。
關於中央委員會報告的議決案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中國正“處於舊統治軍閥倒台新統治軍閥尚未能鞏固自己的勢力的時期”。在這種軍閥勢力動搖和帝國主義在華的衝突加劇之時，中國被壓迫民眾得著更大的發展機會。國民會議運動已普遍全國，“中國民眾已表示有要求執政及中國獨立的覺悟。”這種民眾運動將成為將來更廣大的國民運動的開始。同時，隨著國民運動的高漲，“中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鬥爭亦日益厲害。”
關於民族革命運動的議決案分析了中國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以及中國各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趨向，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議決案指出：“最受壓迫而最有集合力的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議決案闡明了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政策，批評了“左”傾和右傾的錯誤。“左”傾錯誤“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這種錯誤是不知道無產階級要能聯合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作戰，才能免得處在孤立地位。當時右傾錯誤“更危險”“更普遍”。這種錯誤是認為，我們既然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便應全力做國民黨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共產黨的工作；既然作國民運動，就不便鼓動階級鬥爭；應當幫助整個國民黨，不應當助長左右派的分裂。這種錯誤就在於：參加了民族運動就忘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若是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做自己階級革命的準備，而沉溺在資產階級性的民族民主運動中。就會給無產階級留下不易挽救的大害。黨的政策是：在國民黨內擴大左派，指責右派的反革命事實，批評中派的遊移態度。
關於職工運動的議決案指出，在民族革命時期，在與國民黨合作的時期，黨應該特別注意：“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唯一的指導者”。“參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領導地位”，是“中國工人階級現在最重要的職任”。工人階級必須有強固的群眾的獨立的階級組織。必要時在一定區域內可使大產業工人群眾加入國民黨，促使國民黨革命化。已經在國民黨名義下的工人組織，我們應當參加進去，取得指導權。必須在工人群眾中加強政治教育，加緊發展黨的組織。
關於農民運動的議決案批評了農民“不能成一個革命的要素”的觀點，指出農民問題在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是特別的重要”。“農民協會運動在廣東國民政府之下已成為政治生活裏麵的新動力。”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必須盡可能地教育和組織各地農民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沒有這種努力，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黨要引導農民組織農民協會、拒交苛捐雜稅、反對土豪劣紳、實行鄉村自治、成立農民自衛軍等。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等九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有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等五人。大會後召開四屆一中全會，決定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五人駐中央局。李大釗、譚平山等分駐各地。羅章龍、王荷波負責鐵路總工會工作。張太雷負責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
這次大會明確提出黨和工人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規定了對國民黨的正確政策，指出了發動農民的重要性，決定擴大黨的組織和加強宣傳工作。這次大會所規定的各項政策和決定采取的措施，比“三大”大大前進了一步。這次大會推動了黨的工作深入到各階層群眾中去，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作了準備。
二? 五卅運動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黨加強了對革命鬥爭的領導。全國革命運動更加蓬蓬勃勃地向前發展。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為反對廠方以“養成工”代替成年男工和拘捕工人代表，憤而罷工。罷工的工廠很快發展到二十二個，罷工工人四萬餘人。中共中央指派李立三、鄧中夏指導這次罷工，並命令上海的百餘名黨員全部投入鬥爭。罷工取得部分勝利。罷工中工會組織迅速發展，小沙渡的工會會員很快由一千人發展到六千人，楊樹浦增加到三千人。五月上旬，由於日本資本家決定取締工會，工人又連續發動罷工。在青島，四月間日本紗廠一萬多工人為要求廠方承認工會和增加工資舉行大罷工，取得一定的勝利。五月二十五日，為反對日本資本家壓迫工會，紗廠工人又舉行第二次大罷工。上海、青島的罷工鬥爭是五卅運動的序幕。
在五卅革命高潮的前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全國鐵路總工會、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共同發起，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會一百六十六個，有組織的工人五十四萬多人。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同時在廣州召開的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舉行聯合會議，一致通過了工農兵大聯合、共同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決議。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選舉林偉民、劉少奇、鄧中夏、蘇兆征、李立三等二十五人為執行委員。會後執委會推舉林偉民為委員長，劉少奇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這次大會的召開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加強了黨對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推動了工人運動和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大會閉幕不久，就爆發了全國規模的五卅革命運動。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對罷工工人實行報複，槍殺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並傷十餘人。這是五卅運動的導火線。事件發生後，在共產黨的號召下，上海日本紗廠二萬多工人立即罷工。各大學學生紛紛起來募捐，救濟死難工人家屬。帝國主義者竟野蠻地逮捕學生，妄加“擾亂治安”的罪名，準備於五月三十日審訊。帝國主義還決定於六月二日實行“增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注冊”、“取締童工”等“四提案”，以進行威脅。五月二十八日，青島日本紗廠資本家勾結奉係軍閥槍殺罷工的中國工人八人，重傷十餘人，逮捕七十餘人。這就更加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中共中央決定把工人的經濟鬥爭轉變為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外國租界舉行遊行示威。
三十日上午，各校學生兩千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反帝傳單，發表反對槍殺顧正紅、反對逮捕學生、反對“四提案”的講演。下午，帝國主義巡捕大肆捕人。到十五時僅南京路老閘捕房一處已拘押學生一百多人。這時聚集在捕房外的萬餘群眾，異常激憤，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滅絕人性的英帝國主義竟命令巡捕開槍屠殺群眾，打死十三人，打傷幾十人，逮捕數十人，製造了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
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更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中共中央連夜召開會議，決定把鬥爭擴大到各階層中去，結成反帝統一戰線，展開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三罷”鬥爭。決定成立行動委員會領導這次鬥爭。三十一日晚，上海總工會成立，李立三、劉華分任正副委員長，劉少奇任總務科主任。總工會宣布於六月一日實行總同盟罷工。次日罷工實現，到十八日罷工人數達二十餘萬。自六月一日起，五萬多學生舉行了罷課。絕大部分商人舉行了罷市。甚至公共租界的華捕也半數以上實行罷崗。七日，黨通過上海總工會聯合上海學生聯合會、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主要代表中小商人）等，成立了上海反帝運動的領導機關工商學聯合會。十一日，在該會的主持下，舉行了二十萬人參加的市民大會，通過了向帝國主義交涉的十七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永遠撤退駐華之英日軍隊，取消領事裁判權，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懲凶，賠償，撤銷“增加碼頭捐”、“交易所注冊”等。這些交涉條件表現了中國人民堅決反帝的精神和人民革命外交的氣魄。
上海工人的總罷工，給予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上海租界區域內，電車停駛，電燈失明，電話無人接線，工廠停工，輪船無法行駛，帝國主義報紙被迫停刊。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英日帝國主義開來大批軍艦，海軍陸戰隊布滿上海。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英日帝國主義在上海九次槍殺中國人民，殺死六十餘人，重傷七十餘人，輕傷不計其數。但是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沒有被帝國主義的屠殺所嚇倒，繼續進行英勇鬥爭。帝國主義在進行野蠻屠殺的同時，又采取了欺騙分化政策。特別是用威脅利誘的辦法使民族資產階級脫離反帝愛國統一戰線。買辦資產階級分子虞洽卿為了左右這次運動，組織了所謂“五卅委員會”。他把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十七項條件修改為十三項，刪棄了撤退外國軍警、取消領事裁判權、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重要條款。帝國主義一方麵提出進行“司法調查”和召開“關稅會議”來誘惑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麵又以停止借款、通彙，停止運輸和電力供應相威脅。國民黨右派分子戴季陶提出“友誼協商”、“縮小範圍”，表現了對帝國主義的妥協。上海總商會決定單獨停止罷市，於六月二十三日開市。民族資產階級和上海學生聯合會中代表資產階級的分子接受了上述的意見。五卅運動中建立起來的聯合戰線遭到了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