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規劃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中共中央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以及中國國情，在總結中國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革命與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於一九五二年下半年開始醞釀，一九五三年六月正式提出，一九五三年底形成完整的表述。它的醞釀、提出和製定，經曆了一個曆史過程。
中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過渡時期理論在中國的運用，早在一九四○年毛澤東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裏就已經有所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具有過渡性質，它一定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逐步取得勝利，中共中央領導同誌已經現實地談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前途問題。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努力發展國家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他還說：“到底何時開始（引者注：社會主義的）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劉少奇也提出：“等到我們取得全國政權，……民主革命的階段已經結束了，……這時候，主要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與私人資本家的矛盾”；我們“固然不能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政策，但也不要對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估計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見這種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這種鬥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資產階級要來跟我們爭奪領導權，要把國家引導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個鬥爭中，決定的東西是小生產者的向背，所以對小生產者必須采取最謹慎的政策。”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這種新民主主義要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就更加明確地提出來了。毛澤東在這次全會的報告中說：“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並且明確提出了中國“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完成“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曆史任務。同年六月，劉少奇說，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就是列寧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所說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又說：“隻有在經過長期積累資金、建設國家工業的過程以後，在各方麵有了準備之後，才能向城市資產階級舉行第一個社會主義的進攻，把私人大企業及一部分中等企業收歸國家經營。隻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並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後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
同年七月四日，毛澤東在中央團校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預言，20年後我們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況轉入社會主義。
從上述情況看，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所闡明的思想觀點以及其他觀點，實質上已構成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思想基礎；不過，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尚未最後完成，還不可能明確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問題。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閉幕詞中說：“隻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隻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後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獻，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的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這裏，毛澤東隻是說中國將來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沒有涉及到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問題。
隨著三年國民經濟恢複時期中經濟建設和各項改造的順利進行，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形勢也發生了變化。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領導人對中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逐漸地有了新的認識，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總路線、總任務已開始進行醞釀。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旬到九月下旬，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中蘇兩國政府就蘇聯幫助中國今後五年的經濟建設廣泛交換了意見。在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工作時帶去的提綱中，已講到我們的目的就是向社會主義前進。九月二十四日回京。在同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第一次談到了“從現在起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他說，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限製與反限製的鬥爭問題，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中，私營占32.7%，國營占67.3%，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5年，私營比例會更小，但絕對數字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5年以後如此，10年以後怎麼樣，15年以後又怎麼樣，要想一想。到那時私營工商業的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務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離不開共產黨了。“空前絕後”，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要向合作互助發展，前五年不準地主、富農參加，後五年可以讓他們參加。這個重要思想，在中共中央一些同誌之間談論過。當時設想二十年之後，私營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將隻占不到10%的比重，可以不費力地收歸國有；在農業方麵，十至十五年可以將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基本實現集體化。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劉少奇在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時，代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在談到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將怎樣處理資本主義工業時，說：在十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90%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10%，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它們的成品，並被納入國家計劃之內，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在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有時，我們設想在多數的情形下可能采取這樣一種方式，即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消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一部分工作。……這是我們設想的將來可能的一種國有化的方式，關於將來所要采取的具體方式以及國有化的時機，當然還要看將來的情形來決定。
十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接見中共代表團時對上述意見表示讚同說：“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是對的。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你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十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在全國工商聯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後，同一些資本家代表人物談到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他說：“將來用什麼方法進入社會主義，現在還不能說得很完整，但總的說來，就是和平轉變的道路。中國經過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後，不會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轉變，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且要轉變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現在談‘獻廠’，沒有必要。”“現在談‘獻廠’不僅做不到，而且會發生大的偏差。將來要和平、愉快、健康地進入社會主義，使每個人都各得其所，我們要做很好的安排。”
毛澤東在視察工作時，同一些地方上的領導同誌也談到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上說：我給他們（指孝感等地委）用扳指頭的辦法解釋，比如過橋，走一步算過渡了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讓他們傳達到縣委書記、縣長。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上述情況看，一九五二年九月醞釀提出總路線前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觀點上、指導思想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與發展，即在十年十五年之後一舉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轉變到從現在起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十年十五年完成；以及從先建設，後改造，轉變到建設與改造同時並舉。不過，把這種從現在起逐步過渡的思想明確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過渡的具體方式和方法明確起來以及如何把總路線的表述規範化，那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以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