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悲憤詩》記述了她從遭擄入胡直到被贖回國的經曆，將紀事、抒情、議論密切結合，寫出時代的動亂，胡兵的殘暴，民眾的悲慘遭遇，和個人不幸的命運。猶如一幅血淚繪成的曆史畫卷，以強烈的感情，真實的筆觸，反映出那一可驚可怖可痛可泣的社會情狀，令讀者不能不為之感動。如記述董卓軍隊擄掠平民的一節：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
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複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棰杖，毒痛參並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這裏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細致的描寫，深刻有力，觸目驚心。又如記述自己與親兒永別，準備回國的一節：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
“人言母當去，豈複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
號泣手撫摩，當發複回疑。
一麵是久別的故國，一麵是親生骨肉，不能兩全。這種選擇，確實令人肝腸寸斷。孩子一連串的責問，使詩中的感情氣氛顯得無比沉重。
從寫作特點來說，這首詩結構嚴謹，剪裁精當，語言具有高度的表現力，足以代表當時五言詩的發展水平。
與曹魏鼎峙的東吳、蜀漢，文學都不發達。但諸葛亮的《出師表》，卻是膾炙人口的名篇。諸葛亮（１８１—２３明，琅琊陽都（今山東沂水縣南）人。他幫助劉備建立了蜀漢，任丞相，是三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蜀後主建興五年（２２７），諸葛亮準備從漢中出兵北伐曹魏，臨行時向劉禪上這篇奏疏，勸誡他尊賢納諫，推薦朝中可以信賴的大臣，並陳述自己的心跡和誌向。通常臣下寫給皇帝的奏疏，多諛美恭謹之辭，寫作很拘束。但諸葛亮受劉備遺命輔佐劉禪，位高權重，所以能夠暢所欲言。此表雖無意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諄諄叮囑、反複教導的意味，又不失忠誠懇切的態度，成為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內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頗為難得。此外，還有一篇題名為諸葛亮作的《後出師表》，一般認為出於後人的偽托。
正始詩文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２４０—２４９），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後直到西晉立國（２６５）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
正始時期，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中包涵著一種窮究事理的精神，導致了對於社會現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態度，破除了拘執、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時，莊子所強調的精神自由，也為玄學家所重視。當時，有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發自內心的真誠的道德，而反對人為的外在的行為準則；也有主張名教與自然相統一的一派，即要求個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壞社會規範。但至少“自然”這個前提是人所公認的。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卻極其嚴酷。從司馬懿用政變手段誅殺曹爽而實際控製政權開始，到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十多年間，醞釀著一場朝代更替的巨變。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文人死在這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另一方麵，司馬氏集團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並為奪取政權製造輿論，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禮法，造成嚴重的道德虛偽現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維，麵對恐怖和虛偽的現實，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也就顯得尤其尖銳、深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前麵說過，對於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學的昂揚的基調。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麵，就是對於個體生命能否實現其應有價值的懷疑。阮瑀的詩已有這樣的內容，曹植後期的某些作品更為突出。正始文人麵對遠為嚴酷的現實，很自然地發展了建安文學中表現“憂生之嗟”的一麵，集中抒發了個人在外部力量強大壓迫下的悲哀。換言之，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學中已經基本上消失了。
由於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曆史的思考。這就使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
正始時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們的主要成就在哲學方麵。後者又稱“竹林七賢”，指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鹹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學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覽群籍，尤好《老》、《莊》。
為人曠放不羈，任情自適，鄙棄禮法。正始年間曾任尚書郎、大將軍曹爽參軍，二次均以病免歸。司馬懿執政，召為其太傅府從事中郎，以後相繼為司馬師、司馬昭的僚屬。晚年做過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稱之為“阮步兵”。阮籍年輕時“有濟世之誌”（《晉書》本傳），自視很高，世人對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馬懿請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種借招納名流以擴大自己聲望的手段。但隨著司馬氏篡權圖謀的顯露，政治風雲日趨險惡，阮籍隻能放棄了往日的雄心。他的處境十分艱難。他對司馬氏集團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不僅不能公開反對，而且身為司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渦而無法擺脫。所以他隻能用醉酒佯狂的辦法來躲避矛盾，一方麵可以少做違心之事，多少維護了個人的意誌，另一方麵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導致殺身之禍。但這對英銳高傲、思想警敏、個性強烈的阮籍來說，實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詠懷詩》，其中五言詩八十二首，四言詩十三首。前者尤為著名，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這些詩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態度，尤其是對於人生問題的反複思考。隻是，由於處境的危險，他隻能用隱蔽的象征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筆曲折，含蘊隱約。所以鍾嶸《詩品》說他“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不過，盡管《詠懷詩》所牽涉的具體的人物事件已無法探求，但並不是說這些詩是無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許多篇，雖是從現實感受出發，卻又往往超脫具體事實，推廣為人生的根本問題，詩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發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體味。
首先，《詠懷詩》中顯然有一部分憂憤傷時之作。如第三首：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
前人多以為此詩暗喻魏晉之際的政治狀況，表現正直之士難以自保的憂患，大約是不錯的。此外，憑吊戰國魏都遺址的第三十一首，詩中“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複來”雲雲，表麵是懷古，真意卻在於諷今。
還有一些詩，表現了作者不甘碌碌無聞，渴望建功立業的願望。如第三十九首“壯士何慷慨，誌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雲雲，流露出同建安文學一樣的慷慨激昂之氣。隻是這一類作品在《詠懷詩》中為數甚少。
《詠懷詩》的核心內容，是帶有哲理性的對人生問題的思考，並且集中於個人的內在意誌與外部力量相衝突，生命從根本上無法獲得自由這樣一個命題。
在這方麵，同《古詩十九首》及建安詩歌一樣，《詠懷詩》中也反複發出諸如“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之類對人生短促的感歎。不過，在《古詩十九首》中，追求現世的享樂，追求友誼和愛情，被當作解脫途徑來歌詠；在建安詩歌中，追求不朽的功業，被視為有限生命的延續。換言之，阮籍以前的詩歌，是把自然規律視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認為在社會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脫的道路。而阮籍則不同。他雖然也看到自然規律的作用，但他更強調社會力量對人生的壓迫。
在《詠懷詩》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脫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追逐富貴使人傾軋相爭，以至覆滅；“高名令誌惑，重利使心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樣，使人喪失自我，喪失本性，虛幻無價值。建功立業，確實是阮籍所向往的，但這並不是個人可以隨意選擇的道路。“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遇與不遇，為命運的偶然所決定，生活在不幸的時代，個人能有什麼作為？家庭、朋友之情誠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現實隨時可以奪走它們，愈加喚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淒愴懷苦辛。”而且，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虛偽、怨毒、猜疑、背棄：“人知交友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幹。”“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仇。”《詠懷詩》中雖多種寫到對神仙世界的向往，但這隻是一個虛幻的影子，作者並沒有把它當作真實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長生，在這樣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願延年，延年將焉之？”
在阮籍看來，現實猶如一張大網，使人無處可逃：“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還對人生作了一個總的描繪：
一日複一夕，一夕複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這裏指出，人生由於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因而是極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會。社會充滿矛盾，充滿危險，一切都不可預測，再多的智慧也不足應付。因而人的一生焦慮重重，如懷湯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過了人世的一切危險，另一種力量也必將使你毀滅，那就是死亡。
我們應當注意到，阮籍雖然厭惡司馬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但他並不是從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權的一邊來反對他們。如果說司馬氏奪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虛偽而卑劣的，那麼過去曹丕登上皇帝寶座，還不是用了同樣的手段？作為哲學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具有廣闊曆史意義的悲哀。所以，他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詠懷詩》中形成一種強烈的生命孤獨感。第一首就表現了這種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月色如水，寒風拂衣，孤鴻悲鳴，宿鳥驚飛，在這一片冷漠枯索的氣氛中，主人公獨處空堂，徘徊憂思。這裏所描摹的並非實有的場景，也未必隱喻著什麼具體的事件，而隻是借詩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種絕對的孤獨感，一種幽深而難以名狀的愁緒。除了這一首外，還有好幾首類似的詩篇。如第十七首，寫遙望整個世界空無一人，唯見失群的鳥獸驚惶奔飛，效果十分強烈。這種從生命本質意義上提出的孤獨感是過去詩歌中從未有過的。
阮籍是特定時代中的悲劇人物。曆史喚起了個性的覺醒，促使人們以極大的熱情去追求人格的尊嚴、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誠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卻並不給這種追求以實現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並不是沒有意義的。確實，從未有人像他那樣把人生描繪得如此沉悶、孤獨、陰冷，但這並不純然是消極的東西。它比前人的文學更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製度壓迫人性的本質。而且，人們從《詠懷詩》中，同時也感受到了對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執著的愛戀。它對生命的哀歎，也是對生命的歌頌。
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詠懷詩》也帶來了重大的改變。在此以前，詩歌的主體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人詩，其內涵通常是比較單純的，所表現的大多是具體的問題。阮籍則完全擺脫了對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學觀照方式引入詩歌中來，同時巧妙地將它與一係列藝術形象相結合，使詩歌呈現出十分廣闊的視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內涵。在表現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離、閃爍曲折的特點，誘導人們去反複體味，反複思索。這就是《文心雕龍》所說的“阮旨遙深”。可以說，到了《詠懷詩》，中國古代抒情詩明顯變得厚重了。《詠懷詩》的感情也極為真誠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詩品》說它“可以陶性靈、發幽思”。這種以組詩方式來抒發心理深層的情緒的形式，也為後人所重視。陶潛的《飲酒》、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都是從這一路發展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