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鬆齡一方麵社會地位不高，深知民間疾苦，另一方麵，又與官場人物多有接觸，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寫出了一些優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作品。如《席方平》寫冥界貪賄公行，含冤者負屈難伸，受盡恐怖的摧殘，實是現實社會的一種濃黑的縮影。又如《促織》，寫因為皇帝好鬥蟋蟀，各級官吏紛紛進貢邀寵，裏胥假機聚斂，造成民間家破人亡的慘劇。這一類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在全書中占有相當比例。
但《聊齋誌異》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喜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許許多多狐鬼與人戀愛的美麗故事。像《嬌娜》、《青鳳》、《嬰寧》、《蓮香》、《阿寶》、《巧娘》、《翩翩》、《鴉頭》、《葛巾》、《香玉》等，都寫得十分動人。這些小說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們在愛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動的姿態，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嬌弱溫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氣，敢於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滿足，少受人間禮教的拘束。像《嬰寧》中的狐女嬰寧，永遠天真地笑個不停，嬉鬧玩耍，絕無顧忌，絲毫未曾受到人間文明法則的汙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樹葉製作錦衣，每當情郎意有旁騖，便不動聲色地讓他的衣衫變回片片黃葉，當場出醜。作者藝術創造力的高超，就在於他能夠把真實的人情和幻想的場景、奇異的情節巧妙地結合起來，從中折射出人間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國古小說中淵源久長，而蒲鬆齡特別注意於此並擅長於此，頗有值得推究之處。作為一個有如此才華的文學家，他的內在情感的活躍是無可懷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經曆中，渴望得到某種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麵所說，從明末到清初，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重新抬頭使追求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處於低抑的狀態，而蒲鬆齡也受此影響甚深。但另一方麵，這種思潮既已發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滿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徹底截止。隻是，當小說以具有現實社會身份和現實社會關係的女性為主人公時，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會對她們提出現實倫理的約束；而隻有在寫狐鬼一類女性形象時，由於這些人物是超脫於社會固有結構之外而無法以禮教的準則衡量的，作者內心的欲望便會自然而然地活躍起來，在一種“倫理疏隔”的虛幻場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較為自由的抒發。這應是蒲鬆齡對狐鬼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陰影還是會對小說產生影響。那些人與狐鬼之間曠男怨女的短暫結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歡快，而總是給人以幽淒的感覺。
前人或將《聊齋誌異》比之於竟陵派的詩歌，就其心理因素來說，這種比擬不無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齋誌異》各作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說的代表，那麼，以生動的白話與雅致的文言、富於市俗氣息的人間故事與幽淒的狐鬼故事相比較，確實可以看出文學的生氣正處於減退的過程中。在體式上，蒲鬆齡每於長篇故事之末，仿《史記》“太史公曰”論讚體例，附“異史氏曰”的議論。從文言小說已有的擺脫史傳影響、減少議論的趨向而言，這也沒有什麼可讚賞的。況且，這些議論雖有個別精彩的，但大多無甚趣味，蒲氏的長處不在此。
但《聊齋誌異》畢竟是富於才華之作，也畢竟承續了前代小說中一些重要的積極因素，在中國小說史上仍有著獨特的地位。它既結合了誌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又吸收了白話小說的某些長處，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一些優秀篇章中，作者能以豐富的想象力建構離奇的情節，同時又善於在這種離奇的情節中進行細致的、富有生活真實感的描繪，塑造生動活潑、人情味濃厚的藝術形象，使人沉浸於小說所虛構的恍惚迷離的場景與氣氛中。小說的敘事語言是一種簡潔而優雅的文言，而小說中人物的對話雖亦以文言為主，但較為淺顯，有時還巧妙地融入白話成分，既不破壞總體的語言風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說的對話難以摹寫人物神情聲口的毛病，這是很難得的成就。以《翩翩》為例，在落魄浪子羅子浮為翩翩所收留後，有一位“花城娘子”來訪：
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將來？”曰：
“方嗚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飲。
此後寫羅子浮二度偷戲花城，均“衣化為葉”，嚇得不敢再胡思亂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跡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
寫二女相為戲謔的口吻，十分靈動，對舊時稍有文化修養的讀者來說，已經是沒有什麼障礙的了。
由於結合了多方麵的因素，《聊齋誌異》把文言小說的藝術性又推進了一步。此後雖然還有不少類似的作品問世，但都已無法與之媲美了。
《水滸後傳》等長篇小說
清代前期中的長篇小說中，《水滸後傳》、《說嶽全傳》、《隋唐演義》等屬於比較相近的類型，主要敷演英雄傳奇故事。
其中有些純為虛構，有些雖有一定曆史背景，但虛構成分也很多。另有時代稍晚的《說唐》等，也附帶介紹於此。
《水滸後傳》的作者陳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今吳興）人，約生於明萬曆後期，卒於清康熙初年。明亡後他不願做官，靠賣卜為生，並與顧炎武、歸莊等組織驚隱詩社。除《水滸後傳》外，他還作有《續二十一史彈詞》，但沒有留存下來。他以亡明遺民自居，常有國破家亡的不平與傷感。《水滸後傳》第一回中序詩雲：“千秋萬世恨無極，白發孤燈續舊編。”可見這是他晚年寄寓感慨之作。原書八卷四十回，後蔡元放析為十卷，每卷四回，略作修訂，遂為流行之本。內容寫梁山泊義軍於征方臘後或死或散，一些未死的頭領及梁山英雄的後人，再加上另外一些江湖義士，以李俊為首，重新聚集起來占山據水，反抗官府，抗擊金兵，最後到海外創業建國的故事。
《水滸後傳》雖謂《水滸傳》續書，實際與當代曆史的關係極為密切。此書最初付梓於康熙三年（1664），其寫作年代當在順治、康熙之交。當時清王朝對全國的統治已基本確立，但南明桂王、韓王的政權尚係於奄奄一息中，各地民間的反抗浪潮猶此起彼伏，海外鄭成功占據台灣，也是反清的重要基地。與此對應，《水滸後傳》的背景，是金兵南侵、宋室危殆；李俊等人鬥爭的對象，起初是地方上的貪官汙吏，但自十四回以後，即轉為高俅、童貫、蔡京父子、楊戩等賣國權奸和金兵；李俊等雖在海外立國，卻接受了南宋王朝的敕封，表現出濃重的皇權意識。
如前所言，《水滸傳》雖以“忠義”為必要的前提，但小說中的人物並不完全受這種道德前提的約束，而常常顯示出自由豪放的個性和對世俗幸福的追求。《水滸後傳》在某些方麵繼承了《水滸傳》的主題，但中心則偏向於表現作者的民族意識。在這種主觀意向的作用下，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作為“忠臣義士”的一麵被強化了，對生活中人物性格的複雜多樣性未免有所忽視，這妨礙了小說的成就。但作者的藝術修養還是比較高的，作為一部獨創的小說，它的故事結構相當完整；語言雖比不上《水滸傳》那樣生氣勃勃，卻也流暢生動。而作者作為“亡國孤臣”的悲憤心情，也常常流露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使讀者受到感動。總括來說，《水滸後傳》是一部獨立性很強的小說，和一般“續書”的價值是不一樣的。
《說嶽全傳》二十卷八十回，題“仁和錢彩錦文氏編次，永福金豐大有氏增訂”，書前有金豐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
錢彩、金豐生平均不詳。小說寫嶽飛抗金和最後遭秦檜陷害而死的故事。
嶽飛作為南宋初主戰派中最有影響的將領，卻死於“莫須有”的罪名，這是當代人就感到不滿的。數十年後，在主政的韓侘胄一意推進北伐的背景下，朝廷為嶽飛平反，並追封為鄂王。此後，嶽飛漸漸成為表達民族意識、宣揚忠節的英雄形象，其事跡成為“說話”和戲劇的素材。小說方麵，明代有熊大木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又名《武穆精忠傳》等），鄒元標編《嶽武穆精忠傳》（此書實即前書的刪節歸並本），《說嶽全傳》即在此基礎上重新創作而成。金豐在此書序言中說，小說“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由於實”，《說嶽全傳》的特點也正是以史實為核心，而虛構成分亦多。
以嶽飛抗金故事為素材，這在清代前期容易觸犯統治者的忌諱，所以此書在乾隆年間曾被查禁，後來才複得印行。但因此而過分強調小說中的民族意識，卻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書中寫金人侵宋，是因徽宗祭天時不慎觸怒玉皇大帝而受到懲罰，故金兀術屢次遇難，均為“天意”所救，這種安排，已經削弱了敵對情緒；書中對金朝人物的描寫，雖指責其“橫”，但比較明代同類作品，此書較少使用詬辱的語言，甚至不無譽美，從中可以感受到時代的影子。
所以，小說的核心觀念並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忠”；忠奸之爭，是全書的基本線索。書中寫秦檜等人陷害嶽飛，原是出於宿世冤仇，但“忠”、“奸”不同，故嶽飛死後升天，秦檜等入地獄受盡酷刑。甚至金兀術等敵方人物，雖然也利用“奸臣”，內心裏真正敬重的卻是“忠臣”。是否忠於各自的王朝和君主，始終是評判的最高標準。
作為“忠”的化身的嶽飛的形象，具有明顯的偶像化傾向。特別是他遇害前後，許多行為極不近人情。他明知朝中有“奸臣弄權”，卻絲毫沒有想到違抗聖旨；他因為擔心兒子嶽雲、部下張憲會造反，寧可寫信將他們召來一起就死；部下張保探監時，見他處境之慘，撞死在獄中，他沒有一點惋惜，反而哈哈大笑，說張保成全了自己。這些描寫，在作者以為是美化嶽飛，其實是以愚昧和奴性教人，而扭曲了嶽飛。
同樣，秦檜則是朝反方向偶像化、符號化的人物。
當然全書不完全是這樣不近人情的封建說教。嶽飛早期的生活，寫得尚有些趣味；一些次要人物，也顯得較有個性。
如牛皋是一個李逵式的人物，魯莽憨直，常惹是生非，造成一種活躍的氣氛。他敢於罵“那個瘟皇帝”，敢於說“大凡做了皇帝，盡是些無情無義的”。他的形象既是嶽飛的陪襯，又給予讀者以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另外，如王貴、嶽雲、高寵等人，都有寫得成功的地方。
但總的說來，《說嶽全傳》並不以人物形象取勝，它能夠吸引人的地方，主要在於很強的故事性。全書的情節安排，除最後十幾回顯得零散、累贅，還是有間架，有波瀾，頭緒多而不亂。很多場麵，如嶽飛搶挑小梁王、高寵挑滑車、梁紅玉擊鼓戰金山、嶽雲踹營，都寫得很有氣氛，頗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作為說書的材料，更是適宜。書中的語言雖沒有很強的特色，卻也堪稱純熟流暢。若不是太多的封建說教，以作者的文化素養，這部小說原可以寫得好得多。
《隋唐演義》一百回，褚人穫著，約成書於康熙年間，係根據元末以來《隋唐誌傳》、《隋煬帝豔史》、《隋史遺文》等曆史小說改編而成，內容除參考正史以外，還大量吸收了有關的野史筆記、傳奇小說的材料，收羅廣博而又顯得龐雜。從隋文帝滅陳寫起到安史之亂後唐玄宗回長安結束，把隋煬帝與朱貴兒、唐玄宗與楊貴妃處理為“兩世姻緣”，成為貫穿全書的一條線索，重點在隋煬帝的宮闈生活和隋末英雄造反的故事。此書取材駁雜，思想傾向也不很明確。例如書中既揭示了隋煬帝的荒淫奢侈，導致天下大亂，又把他描繪成一個多情而仁德的君主，津津樂道地渲染其宮闈生活，故魯迅批評為“浮豔在膚，沉著不足”（《中國小說史略》）。但這部小說包含了豐富的曆史傳說故事，許多情節生動有趣，作為一種通俗讀物，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寫隋末英雄的部分，秦瓊、單雄信、程咬金、羅成等人物形象，都有比較鮮明的個性。
與《隋唐演義》內容相近的小說，還有《說唐演義全傳》（簡稱《說唐》）六十八回，或以為產生於雍正年間，但今所見以乾隆年間的刊本為最早，題“鴛湖漁叟較訂”。因曾與後出的《說唐後傳》合刻為《說唐全傳》，故又改名《說唐前傳》。內容起於隋文帝平陳，終於唐太宗登基。與《隋唐演義》不同的是，此書的中心是隋末英雄彙聚瓦崗寨造反的故事。因此小說中信史的成分較少而傳奇的意味更濃。作為對隋唐易代的曆史的解釋，小說中強調了所謂“氣數”，從而突出了李世民作為“真命天子”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小說對瓦崗寨英雄作了充分的描繪，曾經出現於《隋唐演義》中的秦瓊、單雄信、程咬金、羅成等人的形象，在《說唐》中變得更為豐滿了。特別是程咬金，作為一個李逵式的平民英雄，他的粗獷、豪爽、憨厚的個性，以及他的樸素的平等意識，表現了民間的喜好。由於《說唐》在民間有較大的影響，後來又出現了《說唐後傳》、《說唐三傳》、《後唐演義》等續書，但都寫得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