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學
隋唐詩歌
公元五八一年，北周勳臣楊堅奪取政權，建立隋朝，史稱隋文帝。此前長江以北及西南地區已為周武帝所統一，隋的疆域廣大，勢力壯盛。而與之對峙的陳朝，版圖退縮至東南一隅，陳後主君臣又懦弱無能。這種懸殊的力量對比，造成了在分裂長達三百多年的中國重新實現統一的時機。五八九年，隋軍渡江南下，一舉滅陳。
猶如短暫的秦王朝為漢王朝的長期統一作了準備，隋王朝再次充當了僅僅是前驅的角色。隋文帝死後，隋煬帝在全國統一的基礎尚未牢固的情況下，便濫用民力，以滿足其享樂的欲望和開邊的雄心，激起全國的大反抗。而後李淵、李世民父子建立唐朝（公元618年），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高度繁盛的時代。
隋王朝的迅速崩潰，也如秦亡之於漢，給予唐王朝統治者以極大的教訓。作為開國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心胸開闊、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執政以後，“以史為鑒”，以謹慎而又果敢的態度，很快調整了社會各利益集團的關係，並采取各種措施，改善廣大農民的處境，恢複和發展生產。其後經過高宗、武則天時代直到玄宗前期，唐立國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大體保持著上升的勢頭。太宗時期的“貞觀之治”、玄宗時期的“開元之治”，成為史家的美談。貞觀時有鬥米僅值三四錢的記錄；開元時，杜甫《憶昔》詩描述為“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皆豐實”，這些都反映出農業發展的情況。手工業方麵，織錦、造紙、陶瓷、金屬製品的水平，都有顯著提高。印刷技術，也開始在佛經的傳播中得到廣泛使用。經濟實力的增長，支撐了雄厚的軍事力量，唐朝的疆域大幅度向外開拓。由唐朝沿邊所設六都護府的情況來看，其勢力範圍，東至朝鮮半島，北至蒙古，西北至蔥嶺以西的中亞細亞，南至印度支那，是中國有史以來，也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國力最為強盛的政權。
經過魏晉南北朝，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變化了的基礎上，唐代社會形成一係列新的特點。
首先是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崛起。盡管在南北對峙中，南方政權作為最後的失敗者，被記錄下大量劣跡，但應該注意到：經過南朝多年的開發，江南成為全國最為繁榮富庶的地區，這種生產力的重大發展，是不可否定的。而且，軍事上政治上的優勢，並不等同於經濟上文化上的優勢。在唐朝曆史上，江南始終是全國經濟的支柱；來自東南的“漕運”，成為維持中央政權的命脈。同時，南方文化也以有力的勢頭北上，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南朝文學成為隋唐五代文學的主要基礎。
在北方，大量少數民族遷居中原地區，已有數百年的曆史。這些少數民族雖然還各自保存了一些傳統習俗，但漢化的程度已經很深。在這時，才有可能並且有必要建立起多民族融合的統治。李唐皇室原本與鮮卑貴族有極深的關係（李淵母獨孤氏、李世民皇後長孫氏均是鮮卑人），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們更需要打破狹隘的所謂“夷夏之別”。李世民作為唐朝的皇帝，又被尊稱為西北諸民族的“天可汗”。他自述成功的原因，其一就是能夠平等地對待漢族和非漢族人士。而在唐政權中，由“胡人”擔任高級將領、地方長官乃至宰相，是很平常的現象。這進一步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
強大而具有恢宏氣度的唐代社會，對於中外文化交流，也表現出高度的自信心和開放性。一方麵，唐帝國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先進大國，它的文化通過大量湧入的各國使者、留學生、商人傳播到境外，並且在中國周邊形成一個更大的漢文化圈（日本文化的漢化是特出的例子）；另一方麵，唐人也通過這些外來者，通過本國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遠出取經的高僧，大量吸收異域的文化。宗教方麵，不但佛教有新的發展，祆教、摩尼教、回教也進入中土；中國傳統的音樂、繪畫、舞蹈、雕塑乃至日常服飾、飲食，都因為接受異民族文化的影響，發生重大的改變。愛好外來文化，甚至成為社會的時尚；胡酒、胡樂、胡舞、胡服，成為值得炫耀的東西。
總之，南北文化、國內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彙聚，相互融合，推陳出新，使得唐代文化呈現出生氣勃勃、豐富多彩、新異多變的麵貌。
唐代社會的政治結構，既不同於魏晉南北朝，作為貴族階層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權，也不同於宋代以後的王朝，士族完全不複存在，而皇權成為國家權力的絕對中心，它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隋唐以前，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豪門大族的勢力都很強大。隋文帝企圖把選用官吏的權力完全收歸朝廷，廢除士族製度，結果引起士族的強烈不滿。唐人柳芳認為這是導致隋亡國的重要原因（《氏族論》），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唐太宗執政不久，即下令修《氏族誌》，這是在全國統一以後對各利益集團關係的調整。經唐太宗授意，皇族和外戚被列於《氏族誌》的最高地位，而後才是山東大姓崔、盧，江南大姓王、謝等。同時還把原先非士族的功臣以及其他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譜內。這既承認了原有士族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強調了皇家的尊貴，並擴大了政權的基礎。舊門閥勢力在唐代受到壓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響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出於崔一姓的有二十三人，就可見一斑。
始於隋朝的科舉製度，作為一種新的選拔官員的途徑，在唐代得到繼承。它作為朝廷主持的考試，取代了過去由士族把持的銓選，促進了中央集權。但唐代的科舉與宋以後的科舉有很大區別。參與科舉者，部分來自各級學校，大抵為官員子弟；其他人要經過地方上的“選貢”，士庶之分雖非“選貢”的依據，但作為一種劃分社會階層的手段，它對“選貢”必然會有相當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考卷評閱是不糊名的，及第與否，同考生的家庭地位、社會影響、考官對其熟悉程度等因素大有關係。因此總體說來，新舊士族在科舉中占據著優越的地位。如範陽盧氏自德宗興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約九十年間，有一百十六人登進士第，便是顯著的例子。
另外，科舉在唐代政治結構中的意義也不像宋代以後那樣重要。唐代科舉錄取的人數不是很多，還有許多官員是通過其他途徑簡選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門資”（家庭的政治地位）入仕，這也是一種貴族特權。
貴族政治特權的存在，對於普通人士固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但同時它也有抑製皇權絕對化的作用，從而使封建專製統治有所鬆懈，使個性尊嚴、個人自由的思想有存在的空間。像陶淵明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在魏晉南北朝並不是罕見的事情——
範曄甚至一定要等皇帝親自唱歌時，才肯為他彈琵琶。對於唐代政治也應該看到這一點。拿唐朝和宋朝相比，由於皇權強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社會思想文化方麵的區別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麵我們看到：唐代的情況又不同於魏晉南北朝的士族社會。《氏族誌》所列已比舊門閥士族的範圍擴大了許多，高宗時代武則天執政，又改《氏族誌》為《姓氏錄》，使“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舊唐書·李義府傳》），進一步以朝廷“功名”破壞士族製度，士庶的界限不斷淡化。在科舉中，雖然存在士族占優勢的情況，但畢竟為許多普通讀書人提供了機會。至於像馬周受唐太宗的欣賞，由布衣直接拔擢為宰相，這在南北朝士族社會裏更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總而言之，唐代社會既有一定的貴族化色彩，同時對社會中下層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能夠容納他們之中的優異人物。
這使得許多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對於個人前途抱有更大的信心，對參與社會的政治與文化活動表現出更多的熱情。
唐作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王朝，始終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單一的思想統治，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有些特別。一般地說，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認的正統思想，儒家經典是士人必讀的書籍，在進士科和明經科的科舉考試中，也都要考經書。而且，自唐立國以後，一些文人要求重興儒學的呼聲時起時伏，從未停止。這些都證明，儒學的地位在唐代較之魏晉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學卻並沒有獲得統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無論在統治集團還是在整個社會中，受重視的程度都不低於它。在某些年代，由於最高統治者的偏愛，道或佛甚至被排列於儒學之上。儒學也沒有獲得真正的複興。科舉中所考的“帖經”，隻是簡單的記誦默寫，而不是對其思想的闡發；
唐代對儒學的學術性研究，甚至還不及南朝；唐代以昌盛儒學為己任的韓愈等人，在宋代一些儒者（特別是理學家）看來仍然是駁雜不純的。
這種情況，也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特征。一方麵，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中儒學衰弱，多種思想並存，這種局麵不是短時期可以改變的；另一方麵，唐代社會的政治、民族、文化等總體上都有多元化的特點，思想學說的多元化正與之相應，建立單一的思想統治缺乏必要的基礎。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較為自由活潑。
發生於玄宗天寶十四載的“安史之亂”，標誌了唐帝國由盛轉衰的巨變。這一場爭奪最高權力的叛亂與平叛的戰爭，打了八年之久，使社會遭到巨大破壞，也使唐王朝的中央政權大傷元氣。安史之亂結束以後，出現中央所不能控製的藩鎮割據的局麵。雖然有過憲宗時的“中興”，中央政權有所加強，但這種局麵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而一直延續到唐亡。唐中後期另一個重大的政治困境，則是宦官擅權。任用宦官，實際自太宗起已經兆萌，隻是未失去控製而已。中唐以後，皇帝既不能相信在外的軍事將領，又不能充分相信在朝廷中的官僚，隻能循漢代的老路，把權力甚至兵權托付給作為家奴的宦官。其結果，是發生了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宦官之禍。連皇帝的生死廢立之權，都經常地落在了宦官手裏。而在官僚集團中，晚唐又出現黨派之爭，即所謂“牛李黨爭”。在多重危機中，這個輝煌一時的帝國，終於走向了崩潰，由黃巢起義結束了它的曆史。此後出現五代十國的分裂狀態，實際是藩鎮割據的延續。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對衰落的中晚唐，社會的經濟文化並不是完全停頓了下來。東南一帶的經濟，仍在局部的安寧中發展著，揚州、蘇州、杭州以及廣州、成都等城市，由於受戰亂的影響較小，甚至比初盛唐時期更為繁榮。由於社會麵臨著複雜的問題，迫使人們進行更多的思考，社會的思想文化也在動亂和危機中保持著活躍的生機。
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強盛，各種文化的交融彙合，統治階層組成的多元化，思想統治的相對寬鬆，以及在最受社會重視的進士科考試中以詩賦為主要的考試內容等各方麵的因素，有力地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發展，結下累累碩果，而詩歌作為唐代文學的主流，更是大放異彩。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唐代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
關於唐詩與前代即魏晉南北朝詩歌的關係，存在一些需要說明和澄清的問題。
在前一編中，我們對魏晉南北朝詩歌的主要成就及特點和主要弊病及缺陷，已經作了扼要的說明。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詩歌為後代詩歌的發展，打下了極其重要的基礎，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也留下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而唐代詩歌，正是通過對魏晉南北朝詩歌的揚棄、發展而推陳出新，達到新的高峰。但是，唐代文學批評，大多對前代（尤其是南朝）文學，采取從整體上加以否定的態度，使得兩者之間在延續中變革、在變革中延續的關係，成了似乎是對立的關係；而後代的文學批評，也大多接受了唐人的觀點，甚至變本加厲，這就造成認識上的混亂。
唐人否定前代文學，大抵出於以下三方麵的原因：其一，由於文學發展本身的需要，而對前代文學風氣（尤其它的偏頗和缺陷），采取矯枉過正的態度。這種否定雖有必然和合理的一麵，但不一定是全麵的；其二，作為一個新建立的王朝，需要在理論上對前代文化加以通盤否定，以昭示“聖朝”的光明。但其意義主要是在政治上，實際未必照此實行；其三，唐代始終存在複興儒學的呼聲，盡管實際效果不大，對詩人創作的影響也有限，但在文學理論方麵，儒家以教化為中心的文學觀確實重新抬頭了。這並不是什麼進步的現象。總之，對唐詩的情況，對唐詩與前代詩歌的關係，不能完全聽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須從他們的實際創作中尋找結論。譬如李白的《古風》第一首，認為《詩經》以後的文學一直處於衰微的過程中，“自從建安來”，更是“綺麗不足珍”，直到“聖代複元古”，文運才得以重興。雖然詩中也略有可取的意見，但總體上隻是儒家文學觀的陳詞濫調。有趣的倒是：這種理論觀念上的表述，同初盛唐詩人包括李白自身的創作實踐，根本是不相符的，李白恰恰是集六朝詩歌之大成而翻新出奇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