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具有勞動條件又無職業，且是不甘願失業的人，才能夠算做真正的失業人員，對他們勞動部門應迅速予以介紹並給以適當照顧。此其六。
由此觀之，由於失業人員登記不夠切實，分析不夠清楚，便造成了我國失業人員過多的假現象。真正的失業人員，決不致如一般人想象中那樣多，故各地對失業登記人員做一次清理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人口多耕地少經濟落後，自1958年開始我們要建立12個大結合，目的在加速發展工業和農業，並擴大就業麵。因此一麵控製人口，一麵加速發展工農業，就業問題的解決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況我國的失業問題不是完全依靠政府來解決，我國的社會人士可以借出資金，借出物資，或幫助修理，或給以技術幫助，盡量使失業的人從事某一項勞動，或利用晚上時間幫助失業人員組織生產合作社，這樣就能幫助他們解決自己的生活出路問題。比如重慶市在1957年第一季度安置的17600人中，由國家介紹就業的不到千分之四，其餘都是在各方麵的熱心人士幫助下獲得出路的。
我們在這裏把失業分為甘願失業與不甘願失業，好像與凱恩斯在他的就業理論中的分析相同。我在這裏要鄭重地聲明一句，我的分析與凱恩斯的分析詞同而性質不同，茲在下節說明之。
要強調人口的質量
數量和質量往往發生矛盾。有時人們過分強調了質量，忽略了數量。但質量一定要通過相當的數量才能表達出來。過去我們有過一個相當長的時候，連一噸洋鋼都沒有；倘能把洋鋼煉出來，一噸也好，十噸也好，就是莫大的成功，不能再斤斤計較質量，因為煉出來的鋼本身一麵代表了數量，一麵也代表了質量。無論煉出來的鋼是高炭鋼，還是低炭鋼，它們總是鋼，而不是其它。因此過分強調質量是不對的。這就是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一個最好的例子。
但有時我們過分強調數量，忽略了質量。當我們已經煉出了800萬噸洋鋼來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追求鋼的質量，否則量與質太不相稱。我們不但要煉出鋼來，而且要煉出好鋼來。有了數量，還不能令人滿意，一定還要從數量中去求質量。而且不求質量，已有的數量是不可靠的，要打折扣的。幾百幾千台的機床製造出來之後，如不能轉動自如，或不能起應有的作用，隻得拋在一旁，作廢物處理，不但給國家帶來了一大筆損失，而且完不成數量計劃的任務。這就是合乎“沒有質量就沒有數量”的辯證法提法。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質和量要配得適當，要統一起來。
我國人口的數量與質量之兩不相稱，幾乎無人不知。現在我們已進入了原子能時代，非把人口的質和量快快適當地統一起來，很難完成原子能時代的任務。這就是我在本文中為什麼強調人口質量的緣故。
南方有一位大學校長，人民大學有一位教師，某經濟雜誌有一位總編輯，以及北京大學經濟係若幹教師們認為我的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思想體係是一模一樣的。這個批評是他們不知如何看問題最明顯的表現。讓我慢慢說來。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呈現一種冷酷憂鬱的色彩，他似乎說：工人的工資已不能再提高，因為即有機會提高，亦必為新增加的人口所壓低，結果工資仍回到原來的水平。救貧稅和工會活動亦不能有所幫助。貧民的痛苦，不是外來的，是他們自己所造成的。他們缺乏先見，多生子女，故要消滅他們的痛苦莫如他們自己。馬爾薩斯就這樣把貧苦的責任放在貧民自己的身上，把富人的責任推得淨光。富人聞此可以高枕無憂矣。雖然他也建議采用預防人口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學說卻給勞動群眾一個沒有希望的悲慘遠景。
李嘉圖就在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財富分配學說。他認為人口日益增加，糧食生產不得不向逐步貧瘠的土地推進；土地愈貧瘠，每單位的產量愈少。假定最好的地每單位生產25鬥，次一等地生產20鬥，再次一等的地生產15鬥，最後一批地每單位生產10鬥。糧食價格由最後的一批地決定。假定每鬥2元，計收入20元，這20元的收入適足以償付一切費用連同工資利息在內。所以最後一批地沒有地租。在高一級的土地上每單位生產15鬥，每鬥2元共收入30元，除開支20元外，尚剩10元，這10元就是地租。再高一級的土地，就收入40元，能出地租20元。最高一級，就是最好一級土地收入50元，能出地租30元。如人口繼續增加，糧食又不夠吃，再向低一級地推廣。假定每單位隻產5鬥，每鬥非賣4元不可了，計共收入20元，隻足以償付一切開支，工資利息在內，但沒有地租。上次的無租地（即產糧食10鬥的地）現在能出租20元了。最高的一塊地現在收入100元，除開支外，尚0剩80元的地租，比上次增加50元，因此人口愈多，食物生產愈從好地向壞地推廣，地租愈增。因此李嘉圖相信人口愈增，社會愈不得不仰仗於日益貧瘠的土地，以取得食物，而日益增加的一部分產物，就以地租的形態，歸地主所有。所以在李嘉圖的眼目中，地主階級是反社會進化的，就是他們的利益是與社會的利益相反的。他研究的結果也是很悲觀的。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馬爾薩斯在人口增殖超過食物增加這個自然性質的觀點中，去尋找貧民痛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這種觀點，認為貧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馬爾薩斯所說的自然界的吝嗇，乃是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會性質的，不是自然性質的。因為貧民千辛萬苦得來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奪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現在我國的某些大學經濟係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經濟雜誌的編輯、總編輯仍抱這種見解，仍以“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來對抗馬爾薩斯的自然性質的理論。殊不知中國的情形已經大變了。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在中國已經失效，不能再用來對抗馬爾薩斯了。我們的人民公社製度是最先進的製度，其組織形式也是最完善的，不能再說我國的生產關係還沒有搞好，還在那裏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既然說人民公社好，不能再說生產關係還沒有搞好，還在那裏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幾位大學教授和經濟雜誌的總編輯仍以這種過時的理論來對抗馬爾薩斯，還說我拜馬爾薩斯為老師，他們稱馬爾薩斯為我的先師。
現在中國的情形與過去大不相同了。過去可以說“生產關係不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來一個民主主義革命，來一個政治革命。如現在繼續宣傳“生產關係不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推論結果就是還要來一個政治革命。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定會危害國家的大事。現在的情形不是生產關係不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恰恰相反，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於生產關係。因此“生產關係不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社會性的舊理論雖於資本主義國家和沒有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仍然有用，但於中國已失其效力了。中國已跳出這個階段而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們的缺點不是生產關係沒有搞好，乃是勞動生產率不高。救濟的方法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決不是政治革命。因此我們要創造一個新的學說來對抗馬爾薩斯。這個學說的目的在於把勞動人民的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把科學研究的成就日益提高和擴大，直到我們能製造人造食物來補充馬爾薩斯食物的不足。這個新的學說不同於舊理論。“生產關係不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的舊理論隻適用於一時，一旦生產關係搞好了（如中國建立了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這個舊理論就不適用了。我的新學說永遠可用，而且時間愈久，科學上的發明愈多，適用的範圍愈廣，學說的說服力愈大；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亦不難把馬爾薩斯的學說送到墳墓裏去。但是這些大學校長、教授和總編輯說我的思想體係是和馬爾薩斯一模一樣的。當時我忍受，不是因為別有用心，乃是因為他們是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的教授和科學院某經濟雜誌的總編輯，地位高，學問好，你對他們無可奈何。有一位人民大學的教授說我的學說總不對他的口徑，就是不適他的口味，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由於他平日西餐吃得太多所致。中國人應該多吃中餐，吃慣了決不致不合他的口味。
現在我更進一步談一談不負責任的言論將闖出什麼樣的大亂子來。現在我們已進入了原子能時代，將來科學的日益昌明，不知要領導我們走得多麼遠。暫舉一例來說明我的意思。在1959年5月29日蘇聯《真理報》上有一篇蘇聯科學家寫的文章，討論電子計算機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如計算機的工作，比計算員的工作快二萬倍，我們就可以用一部計算機來代替二萬人的工作。這二萬人的工資，每人每年以1.25萬盧布算，每年須付2.5億盧布；但一部計算機的生產費不過200萬。在這裏每年不知能夠節省多少錢。但節省經費雖然是一個重要問題，卻還不是最重要的。我們說計算機工作的速度比計算員大二萬倍，並不意味著這二萬個計算員能把計算機的工作取而代之。計算機的功能就在於運算的連續性，即下一步計算的開始，一定要在上一步計算結束之後，不能使所有二萬人同時動手。要解答一個問題，隻能由一個計算員進行計算。這位科學家說現在常有需要用機器連續計算十小時左右的問題。這些問題有時急待解決。如用計算員來解決這樣的問題，非工作十年不可。無論計算員人數怎麼多，二萬甚至四萬六萬，亦不能縮短它的計算時間。但問題是這樣用十年功夫算出來的結果有什麼意義呢？國防問題有時急需於幾小時內解決，你用幾年的功夫得出來的結果有什麼用處呢？一國的元首，或國務總理或因要事明日即需飛歐洲或美洲，我們要的是很準確的天氣預告。倘然這個預告要用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算得出來的話，那末這個預告有什麼意義呢？所以人就多至二萬、四萬、六萬有什麼能力能夠替代計算機的工作呢？就中國今日進展的速度來推測，我想十年十五年之內，這些問題就要擺在桌上來討論。那時，用一部計算機好呢？還是安插二萬、四萬、六萬人好呢？安插了人，就拋棄了計算機，就是人多拖住了技術進展和科學前進的後腿。反之用了計算機，這許多人如何安插呢？這些教授總編輯拆了爛汙，到那時可以不問不聞，但政治家不能不問不聞，弄得他退既不能，進亦不無困難。那個時候，恐怕你們還要在旁譏笑政治家的無能，其實罪魁禍首都是你。現在蘇聯專家們已在討論自動化之後騰出來的人如何安排的問題，他們也覺得不是沒有許多困難的（見《關於全麵自動化》一文，載1959年第9期蘇聯《共產黨人》雜誌）。蘇聯國土麵積是2240.4萬平方公裏，中國是960萬平方公裏，故蘇聯國土大於中國二三倍。蘇聯人口隻2.8億人，中國人口恐怕不止6.5億人，故中國人口大於蘇聯三倍多。如把兩國人口放在同一水平上來討論，則蘇聯應有15億多的人口。現在它隻有2.08億人，隻等於應有的七分之一以下，而科學家就在開始討論如何安排因自動化而騰出來的過剩人口，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定要造成大量的失業，在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可以克服困難，但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何況你們還堅持人多是好事，人多可以辦事，中國工人們就不讚成你們這種說法。1959年《勞動》雜誌第15期載有一篇以《人員步步減，采煤月月多》為題的文章，說人多並不是好辦事，正如淮南礦務局工人大字報所批評的：“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問題多，生活問題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義多，窩工浪費多。”但在一窮二白的中國，資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組織起來，利用它作為一種資源，不是沒有好處的，但不要忘記亦有人多的壞處。人多固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我的新人口論主張保留它的好處，去掉它的壞處；保全這個大資源，但去掉這個大負擔。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質量，控製人口的數量，因為提高人口的質量等於增加人口的數量。這樣有人口增加的好處，沒有人口增加的壞處；有保全資源的好處，沒有增加負擔的壞處；且與馬列主義的理論——人是最寶貴的財富——亦不相抵觸；不但不相抵觸，而且相互印證，因為馬克思與列寧亦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華羅庚先生介紹我看一篇討論電子計算機的文章，載在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現代科學技術新成就》一書中，作者是北京大學數學係教師胡世華先生。這篇文章說：“假如敵機是在1.8萬公尺高空飛行，可能在它開始轟炸之前隻有十分鍾發出警報，因此，我們消滅敵人的時間隻有十分鍾……假如敵人是用核武器或破壞力很大的氫武器來進行空襲的，那麼我們會感覺到消滅敵人的時間更加緊迫了。我們希望能在敵機飛到它預定的轟炸目標上空之前就把它打下來，而且最好能在距離海岸線比較遠的海上就把它打下來。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辦法就是把探測敵機的裝置（如雷達）和計算機都裝在導彈裏麵，使導彈能夠自己探測敵人的位置，計算敵機的未來位置與自己應當如何糾正航行路線，並自動地糾正自己的航線。這樣電子計算機在導彈裏麵就擔任了‘駕駛員’的任務，就好像在導彈裏裝上一個思想活動很快、動作很敏捷又能忍受導彈裏麵那種極為惡劣的環境的‘駕駛員’。”由此推論，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此後戰爭能否取勝，決定於人的智識，不決定於人的數量。這是智識的鬥爭，不是人數的鬥爭。在1.8萬公尺高空飛行的敵機，非地麵上密集的高射炮火所能打得下來的。我們隻能使用導彈，而導彈裏麵必須裝上雷達和計算機。萬一我們沒有計算機，一旦敵人使用氫武器進行空襲，結果如何你能想象得到嗎？犧牲的人不是2萬、4萬、6萬，乃是60萬、600萬甚至6000萬，遺留下來的殘廢，毀滅的財產尚不計算在內。你們要人多，豈不更少了嗎？你們詛咒馬爾薩斯主義者是反動的、反人民的，因為他們主張以戰爭來消滅人口。你們呢？你們難道不以戰爭來消滅人口嗎？這就足以證明你們的思想體係是與馬爾薩斯主義者一模一樣的。時代不同了，新時代要有新理論來配合。
赫魯曉夫在美國的談話，除裁軍問題外，大半涉及生產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和平競賽。他的意思就是蘇聯具有必要的條件，來在生產力的發展方麵，在產品總產量方麵，以及按人口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麵，趕上或超過美國。這裏的三個方麵以最後一個為最重要，所謂生活水平就是指最後一個而言。蘇美兩國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計算的產品產量容易接近或趕上或超過。但中國與英國相比，怎麼樣呢？在總量方麵要超過英國並不是難事，問題是在按人口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麵；中英兩國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以此為標準，不以總產量為標準。我們從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之後，就要實行按需分配，至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與英國一樣。但英國的人口到現在還不過中國的十分之一；因此我國生產力的發展一定要超過英國十倍方可。我們人民公社的組織是最先進的，所以生產關係已經搞得很好，問題是在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我們的問題不是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恰恰相反，生產力的發展還趕不上生產關係。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定可以擴大勞動協作，創造出更為良好的條件促進生產力更快的發展。但是還有人主張把中國的人口提高到九億、十億，食物還是夠吃的。講到食物夠吃不夠吃，那是回到馬爾薩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講食物夠吃不夠吃，我講的是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證全國人民早些走進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這個大門遲早要走進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早些呢，還是晚些呢？你們要人多，要人口增加至9億、10億，豈不拖住我們進共產主義社會大門的後腿嗎？這個問題太重要了，似應留在政治經濟學中去討論。
北京大學經濟係和政治課的十多位教師，一年半以前組織了一個人口理論研究會。其中主要負責人是教授兩人（樊弘、陳岱孫），副教授一人（趙靖），講師二人（韓佳辰、周家本），助理一人（諸葛殷同）。成立時我亦被邀到會，但我是他們所樹立的對立麵。可惜他們的“人口論”至今尚未出版，真令人望眼欲穿。我想所以不早日出版，大概是由於他們要把“人口論”安排在政治經濟學裏麵去，因為政治經濟學是責成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的經濟係協同編寫。別國的政治經濟學可以不談人口問題，而中國的政治經濟學非談不可。人口與生產的關係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不談人口問題，這本書是殘缺不全的，是先天不足的，不會令人滿意的。因此我尤其希望這本書快快問世，使一個“於哲學一竅不通”如我這樣的人，也可以學習學習。我可以對樊弘教授保證你們的政治經濟學出版之後，我一定抽出相當的時間向你學習高深的哲學。
從人口學角度看南斯拉夫內戰
這裏主旨擬對導致前南斯拉夫內戰的某些深層次的曆史情況作一輪廓性介紹。在我們的職業生涯中，對前南斯拉夫國家各族人民作過不少考察研究，對其同情之心日漸深切。麵對這裏擬加研討的問題，任何人恐怕都難於以平靜心態超然處之，或始終恪守不偏不倚的學者風範，但我們將力戒偏激，務求公正。這裏還擬將曆史情況置於可能有助於這裏標題所設定的文化更替人口統計學(demographyofculturalreplacemeut)之理解的研討框架中加以考察。出於上述雙重目的， 我們將把關注點集中於向巴爾幹各地(Balkans)的群體遷移問題、 已為人們感受到的族群認同(ethnicity )問題和以族群認同為基礎的政治集團日趨明朗化的問題上。最後，這裏將從較廣闊的視角就政治進程及象征符號形成過程(symbolic process)對人口學的重要意義作些思考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