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理論研究的深入，導致對史論全方位的探索。八十年代初期，以侯寶林為首結合薛寶琨、汪景壽、李萬鵬幾位學者開始對相聲的曆史源流和發展脈絡進行研究。《相聲溯源》（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和《相聲藝術論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是其研究的結集。前者為專著，從“說學逗唱”——相聲藝術的四項基因的形成和契合的曆史過程中，探索並把握了這門藝術的曆史背景和發展軌跡。得出“相聲可溯之源甚長，可征之史極短”的結論，批駁一度流行的“相聲無史可談”的反科學說法，為相聲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後者是與相聲史研究相關的論文集，許多專題論文多發前人之未發，不僅材料是首次發現的，觀點也極其新穎、獨創。《承前啟後的相聲名家——“窮不怕”》推翻了朱紹文乃近世相聲“開山祖”的傳統說法，論述了“窮不怕”曆史功績和對近世相聲的影響。《一篇不可多得的相聲史料——略談“子弟書”<風流詞客>》及《漫話相聲藝人張三祿）等都以翔實的材料和周密的分析，補正了和“窮不怕”同期前後相聲藝術的曆史情況。《相聲和“喬”》、《相聲釋名》、《說“白沙撒字”源於“沙書”》等辨析考證的文章，更是對史料的重新詮釋和闡述。《相聲和“喬”》一文對宋代的勾欄技藝和早期相聲的雛型更富新見，引起國內外學人的重視。王決的《曲藝漫談》（廣播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也是對相聲曆史資料鉤沉的論著，許多“口碑”材料都極富文獻價值。金名的《相聲史雜談》則是“史話”性論著，對相聲和“百戲”及“諸般技藝”的關係進行了細密周詳的闡釋和探索。薛寶琨的《中國的相聲》（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貫通古今具有史論的價值，對自朱紹文以來迄今的曆代相聲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進行了括敘和評論，實是一部“相聲史綱”。曆史材料的發現、辨析、整理，與新文藝方法論的崛起和流行相互振發，使相聲的理論研究進入較高和較深層次。劉梓鈺的《相聲藝術的奧秘》（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運用了多種方法和角度，特別以主體論的方法對相聲的本質、範疇、特征進行了全麵論述。薛寶琨的《笑的藝術》與《中國幽默藝術論》，則以更開闊的背景，論述了相聲和民族民間喜劇藝術的淵源、聯係、相互影響。至八十年代後期，相聲理論的研究，顯現了以不同地區由不同研究者組成的多層麵理論研究的“群落”。以天津為例，大體可以分為以相聲或曲藝藝術實踐者（演員、作家）及專門研究者（教授、學者）兩種類型。在學者群中，一些人側重對傳統的發掘和對藝人經驗的闡釋，不是星點散落而是有步驟有計劃的。《侯寶林和他的相聲藝術》（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即是其成功的代表。該書論述了侯寶林的成長道路、成功經驗、藝術風格，並從美學的高度闡釋了相聲的諸多藝術規律。另一些學者則從語言學、特別是修辭學角度，把握相聲的語言規律。鄭良根的《包袱的語言》從新興的模糊語言學的角度，對相聲的語言現象進行了科學的辨析。《相聲和民俗》則是南開大學中文係八一級部分學生，對天津相聲昔日民俗的紀錄與整理，開闊了相聲研究的新領域。在國人日益重視相聲理論研究的同時，海外學者也開始把研究視角矚目於相聲。林培瑞（美籍）的《論侯寶林》、司格林（蘇聯）的《中國的說唱藝術》都采取了一定新的角度和表敘方式。此外，一些有能力和有影響的作家及藝人，也在紀錄和整理供理論研究的許多資料。《侯寶林的童年》、《何遲自傳》等均已出版。
相聲滑稽類的理論研究（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