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地帶性差異
由於自然結構、曆史和社會經濟基礎的差異，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就存在著東西差異和南北差異。80年代以來，無論是發展水平和發展結構的差異都擴大了。但在1994～1996年期間，由於國家宏觀經濟“軟著陸”的成功和加強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實施，經濟發展的地帶性差距呈穩定狀態。
近年來，一部分實際工作者、學者和媒體，著力宣傳了中國地帶性經濟差距的程度，誇大了導致地帶性發展差距的政策性原因，而忽視了自然基礎和曆史發展因素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他們意在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維護國家的穩定，實際上卻可能產生負麵的心理影響。許多導致欠發達的因素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變的！需要在認識欠發達地區的優勢與困難、明確促進欠發達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途徑、進一步完善區域政策、搞好地區之間的聯合和合作等方麵做許多具體的工作。
本報告第一章已經回顧了中國（東西間）三大地帶區域政策的提出背景及政策的實施。我們將簡要闡述中國宏觀區域政策實施的結果，以經濟和社會等指標客觀衡量和判斷地帶性差異的現狀，歸納其在第八個五年計劃和1995～1996年變化的主要特征，分析引起地帶性變化的主要因子，展望未來地帶性差異變化趨勢。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的《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以“人類發展指數”（HDI，以壽命、知識和生活水平要素綜合評分）代替國民生產總值（GNP）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作了評價和排隊。對中國計算的結果是：1994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居世界的第94位，而如果按人均GDP排隊則居世界的第143位。我們以同樣的方式對中國各省區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進行了粗略的計算，表明以HDI計算的數據結果的地區差距比以GNP表述的差距要小。這就是說，一些人均GDP低的省區，其人均期望壽命、受教育的年限等指標並不低。
關於東西部地帶發展差異討論和爭論已有十多年了；但是，對中國日趨突出的南北發展差距問題未見提出。如果說，改革開放前中國南北之間的發展差異主要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麵的話，那麼，近10多年來南北間地帶性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已變得相當大了，且變動的幅度比東西間的幅度還大。這是需要引起我們加以注意的。我們在重點闡述東西間地帶發展差異的同時，也將分析南北地帶性差異的基礎、表現特點，並提出若幹政策性建議。
東中西三個地帶的發展差異
“沿海—內地”向“三個地帶”的演變
按照80年代中期國家關於東中西三個地帶的劃分，東部地帶包括沿海的12個省、區、市，西部地帶包括原西南和西北9個省區（1997年以前），其餘屬中部地帶，即：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9省、區。
“七五”計劃提出，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客觀上存在東、中、西三大地帶差異。至80年代中期，全國生產力布局已經展開，沿海一內地劃分過於籠統，不能適應生產力地區布局的要求。同時，又強調：“七五”和後十年全國生產力布局不再搞一次戰略展開，而是在東中兩大塊上做文章。即首先促進沿海地區的大發展，同時把建設重點逐步轉移到中部。這表明，中國區域政策的目標區已經由“沿海一內地”演化為東中西三個地帶的基本格局。
東中西三個地帶的形成及成為中國區域政策的目標區，既取決於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戰略中的地位，也取決中部地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地位的提高。由於中國長期的對外封閉及長期按六大經濟協作區管理經濟，三個地帶的形成經曆了一個較長的過程。
專欄4.1
六大經濟協作區
1958年，國家計劃部門將全國劃分為七大經濟協作區，1961年調整為六大區。即華北一京、津、冀、晉、內蒙古，東北—遼、吉、黑，華東—滬、蘇、浙、魯、皖、贛、閩，中南—豫、鄂、湘、粵、桂，西北—陝、甘、寧、青、新，西南—川、雲、黔、藏。六大經濟協作區在經濟計劃、能源生產與供應、大型機械產品的區域配套生產曾代行了國家計委的部分職能，對當時的區域經濟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吳傳鈞：我國行政區劃的沿革及其和經濟區劃的關係，1986
1.“沿海—內地”的區域政策格局
【曆史基礎——中部地帶不突出】
1840年的鴉片戰爭至19世紀末的半個世紀內，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中國農村經濟日趨破產，近代工業開始興起並有所發展。主要分布區域是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其中，東南沿海區域約占全部工業的70％。在20世紀20～40年代，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以輕紡工業為主體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城市群和遼寧中南部的工業城市群。另外，天津、青島的輕紡工業在全國的地位也很重要。在廣大的內地，隻有少數采掘工業和部分省會城市的薄弱工業經濟，中西部地區之間並沒有經濟實力方麵的差異。
1949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按東中西3個地帶的劃分所占比例為67.3:20.6:12.1。1952年國民收入的比例是49.2:34.4:16.4。表明中部地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不發達地帶。
【50～70年代，沒有強調中部地帶的重要性】
第一個五年計劃和毛澤東主席1956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都將中國劃分為“沿海”與“內地”兩個部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曾經劃分“一線、二線、三線”3個地區。但那時隻是強調“三線”地區的重要性，“一線”和“二線”的地域範圍、政策差異並不很強調。
【中部地帶沒有明顯的政策地位】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強調了內地發展的重要性，從1966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40％左右的投資置於“三線”地區。盡管如此，中部地帶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和國家宏觀區域發展政策地位，並沒有與西部地帶明顯分開。
2.中部地帶及其政策地位的形成
中部地帶經濟發展的戰略地位及其在全國宏觀區域政策中的地位大約經曆了三個階段才逐步形成的：
（1）50年代的重點建設項目主要在中部地帶。在“156”項重點建設項目中，中部地帶占了82項（東部地帶和西部地帶均為35項），占實際建設的152項的54％。這是使中部地帶擺脫落後的農業區域麵貌而開始工業化的階段。
（2）70年代大規模引進，重點項目在中部地帶的布點僅次於東部地帶。引進項目主要是以石油化工為主的原材料工業和電站設備，其中43套綜合采煤機組的大部分，（13套中的）5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的大化肥設備，（3套中的）1套以乙烯裂解為主體的大型石油化工設備，一米七軋機及部分附屬設施等在中部地帶。
（3）80年代以來，為適應全國經濟高速增長對能源、原材料、糧食以及作為輕工業原料的農產品的需要，國家進一步加強了中部地帶資源開發和基礎產業的發展。
1996年在建的國家重點能源、原材料工業和交通建設項目共計110項（包括跨地區的9項在內）。其中中部地帶36項，占32.7％。
（4）地理區位—沿海地區的直接腹地，客觀上加強了中部地帶的戰略地位
隨著沿海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擴大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沿海地區與腹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沿海發達地區也正在擴大對直接腹地範圍的經濟和技術輻射。中部地帶各省省會和自治區首府距最近海港的平均運輸距離隻有783.3千米，而西部地帶的首府和省會距最近海港的平均運輸距離有1831.1千米（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由於沒有鐵路與海港相連，沒有計算在內）（專欄4.2）。
之所以在這麼長的時期經濟發展總量的比例比較穩定，主要是50～70年代國家建設重點向內地推移，而後自7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資金開始由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推移，所產生的經濟總量空間分布幾乎保持了相同的比例。而在兩次地帶性傾斜中，中部地帶的投資份額的變化都比較不突出，中部地帶的發展從未獲得國家區域政策的優先地位。
3.80年代中後期
在這個階段，三個地帶經濟發展差距急劇擴大。中國實施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加上改革開
專欄4.2
交通區位
經濟發展受到海洋的吸引是長期趨勢。而港口是各國各地區經濟參與國際循環的樞紐和橋頭堡。在這種情況下，西部地帶由於到最近海港的平均運輸距離較中部地帶遠1000千米以上，對於與國內外經濟核心區的經濟和社會聯係是一個重要的差別。
放以來在沿海地帶實施的優惠政策及基礎設施得到加強，使沿海地區有了很快的增長。沿海地帶的GDP占全國的份額大幅度上升，中部地帶和西部地帶的等幅度下降，是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
1990～1994年期間，全國GDP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1.7％。東中西三個地帶的差距就明顯地突出出來了。沿海各地區幾乎都是高速增長（如海南省20.7％，福建和廣東為19.7％，浙江和江蘇分別為19.0％和18.1％），而西部地帶大部分省區都明顯慢於全國增長速度（青海7.3％，寧夏7.6％，貴州8.5％，甘肅9.2％，陝西9.2％）。
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地帶性差距擴大的結果，使三個地帶人均經濟指標的差距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自1992年起，沿海地區出現了超高速增長（GDP年平均增長達到約16％），使地區間人均GDP的絕對差距迅速擴大。以人均GDP的標準差衡量，1990～1994年全國上升型的地區中，沿海地區占了8個。
注：各線段代表下列時期的投資重心線距海岸帶的相對位置：1——1952年狀態位置，2——第一個五年計劃，3——第二個五年計劃，4——第三個五年計劃，5——第四個五年計劃，6——第五個五年計劃，7——第六個五年計劃。
資料來源：陸大道等，《中國工業布局的理論和實踐》，1990年，科學出版社。
中國東西部地區在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與消費水平、人均能源消費量、社會商品零售額、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麵都出現了明顯的差距。
東中西地帶性差異的發展趨勢
1.1994～1996年差距擴大的趨勢比較穩定
由表4-2可以看出，中國東中西三個地帶發展差距的拉大主要發生在1992～1994年期間。但是，到1994年東部地帶GDP占到全國的58.4％時，1995和1996年就沒有再增長了。主要原因是：從1993年6月起，中央政府開始對國民經濟實施“軟著陸”，一些高投入高增長的地區——主要是沿海地區——的投資規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製；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正在被取消。1996年初國家全麵實施對進出口稅收的3項改革，使占全國GDP23.26％的出口生產廠家和外貿公司（75％以上在沿海地區）受到影響，其他企業也因需求減少受到影響。這一政策的實施，使特區的優惠政策淡化，麵臨著增創新優勢的巨大壓力；“八五”末期以來，國家對沿海地區的投資份額已明顯減少。其中，自1996年起沿海地區的部分基礎設施工程的投資全部由地方和企業承擔。
沿海發達地區麵臨著非常典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中，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問題變得十分突出：水體大麵積汙染，耕地大幅度減少，城鄉接合部的生活條件很差，等等。由於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一些重要的城市化地區的大氣環境惡化日益嚴重。這些問題已開始製約地區經濟增長。
在中央政府對沿海地區傾斜和政策優惠逐步取消的同時，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加大了力度。中西部地帶特別是中部地帶的增長加快了步伐。1994～1996年期間，中部地帶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山西、湖北等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全國的平均值（10.5％）（表4-3）。但是，這些省份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源開發和基礎產業“量”的擴張。其中，有的省份為高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生態環境代價，超過全國平均值的增長速度大概難以維持。
2.東中西三個地帶經濟增長的趨勢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縮小差距”是不實際的】
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規定了中國今後一個階段區域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緩解差距擴大趨勢”、“朝著縮小差距的方向努力”。這是完全符合中國目前所處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特點的區域政策。
實話實說，現在要“縮小差距”是不實際的。
【經濟發展“質”的差距可能拉大】
“緩解差距擴大的趨勢”，將主要體現在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即“量”的方麵。也就是說，沿海地帶不可能也不應該謀求如同“八五”那樣高達15％以上的增長速度。1996年廣東省的GDP增長速度由1995年的14.9％下降到11％。這代表沿海地區的一般趨勢。但是，在實施現代化帶動戰略的情況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質”的方麵將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領先於中西部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