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美術（續）
隋及初唐的繪畫與雕塑
一、隋代的造像石窟
隋文帝楊堅建立政權以後，於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下詔修複七年前被北周武帝下詔廢棄的佛寺，並造金銀、檀香、夾紵、牙、石等，大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佛像，修複舊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餘軀，此後隋煬帝楊廣仍續有修建。因而，隋代雖然時間不長，但佛教造像卻在統治階級上層的提倡下重新活躍起來。北朝諸造像石窟，例如：莫高窟、龍門、響堂山、麥積山等地的原址多繼續有所修建，其比較重要的如天龍山第八、十、十六各窟，山東濟南玉函山（濟南東三十餘裏，修建年代大約為開皇四年——二十年，共約九十餘軀），山東青州的駝山（青州東南二十裏，有大小六個佛龕）。山東青州雲門山（青州南十裏）雖主要的隻有二龕，在數量上不多，但其第二龕的脅侍菩薩頗有代表性，頷首挺立的姿態，長而圓潤的臉型是隋代標準風格。
隋代的單獨的造像也有很多，在曲陽修德寺的白石像中也有一些隋代的作品。
隋代石刻造像發展了北齊造像兩種風格。在服裝式樣上雖有所不同，但臉型有共同點：頭部漸長，兩腮隆起，頸部長而項下有橫紋，表情更趨自然。菩薩立像半裸體，有瓔珞佩飾，而骨骼比例及筋肉組織皆更合理。隋代藝術，若與南北朝及唐代相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其過渡的性質，預示了更成熟的時期即將到來。
隋代陶俑也有很大的數量，在造型風格上，與莫高窟的隋代壁畫中的供養人很相似：圓臉，頭小，身軀細長。隋代陶俑尤其樂舞女侍等姿勢動態的變化較為豐富，象唐代陶俑一樣，反映了貴族們的奢侈的生活。
二、隋代的著名畫家
隋代複興佛教的同時，對佛寺大加修建，壁畫的繪製也很多。參加壁畫工作的有很多當時名手，畫家們的名字和畫跡都保留到了唐代，他們大多是經曆了南北朝末期的數番政治變遷的，例如：展子虔經曆了北齊和北周，最後在隋朝任官職，和他齊名的董伯仁則是來自江南，而鄭法士也是自江南入周，然後成為隋朝的大畫家。
隋代的畫家在風格技法上繼承了南北朝的傳統，唐張彥遠說：他們“並祖述顧、陸、僧繇”。鄭法士更是以追隨張僧繇出名。張彥遠《曆代名畫記》中記述唐代以前的畫跡：“古之嬪擘纖而胸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台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楊（子華）展（子虔）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脈鏤葉，多棲梧菀柳。功倍愈拙，不勝其色。”這些造型特點，都可以在南北朝末期的石刻雕像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見之。
隋代的畫家雖都擅長宗教壁畫，但也都從事其他的生活題材的創作，而且往往有個人的擅長。如：“田（僧亮）則郊野柴荊為勝。楊（子華）則鞍馬人物為勝。（楊）契丹則朝廷簪組為勝。（鄭）法士則遊宴豪華為勝。董（伯仁）則台閣為勝。展（子虔）則車馬為勝。孫（尚子）則美人魑魅為勝。”
他們的作品中，在唐宋時代尚流傳一些描寫貴族生活的卷軸畫，其中有不少人物肖像。鄭法士能寫貴族們的神態儀容，如男子的“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樽節”，女子的“柔姿綽態，盡幽閑之雅容”；而且描寫了環境和自然風物，“百年時景，南鄰北裏之娛。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飛觀層樓，間以喬林嘉樹，碧潭素瀨；糅以雜英芳草，必暖暖有春台之思”。創造了春天的繁華的氣氛。
展子虔《遊春圖》被宋徽宗趙佶認為是展子虔的作品。這幅畫代表了我國古代山水畫家描寫祖國大地的明媚春光的熱忱。傳達出讚美春天，讚美河山的樂觀的情感：桃花的紅色、樹和山的綠色，特別是溶溶春水的粼粼細波，表現了春風的和煦，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這幅畫的色彩因為強調表現春山春樹的青綠，而形成一種特有的風格和傳統，而被後人稱為“青綠法”。展子虔《遊春圖》是青綠山水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三、初唐的大畫家——閻立本
唐代的評論家張彥遠在討論了隋代的各著名畫家的擅長（見上段）以後，接著論述“閻則六法該備，萬象不失”。閻即閻立德、立本兄弟，他們二人之間，閻立本更得到較高的評價。
閻氏自北周時起，世代為高貴，屬於曆史學家所說的“關隴集團”的一份子。閻立本兄弟的父親閻毗娶北周武帝的女兒清都公主，閻立本兄弟是北周武帝的外孫。閻毗和閻立德都是有名的工藝學家，閻毗的最有貢獻的工程就是修築了隋朝運河在河北的一段（從洛口到涿郡）。閻立德在唐朝初年承繼了他的父親的工作，設計皇帝的禮服及儀仗車輿傘扇，並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時期督修皇宮。閻立德的繪畫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有《文成公主降蕃圖》，描繪了唐太宗的公主嫁給西藏王這一在漢藏民族的曆史關係上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性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