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宗教與政治思想
土地所有製是氏族貴族的公有（國有），國家是“宗子維城”的統治階級的工具，政治是“宗法政治”的專政，法律是宗禮的專及形式，因而在思想方麵，便成為“學在官府”，隻有貴族文化，而無民間私學。
現在我們要研究周人的維新宗教了。
“天”在周人的思想中，是“帝”的一種變革，然而這種變革並不是祖先神“帝”的否定，而是“帝”的改良。大雅文王之什文王章是禋祀文王的詩，其中天帝是與文王分離的，同時先王又是與天帝相配的，例如：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這文字的可靠性，不但與武王時代的天亡“文王監在上”相似，而且首先提出文王，與西周金文之以文王開始而無遠古傳說更相似）
周人因襲了殷人的文化，在“小邦”“舊邦”的基礎上，建立了王朝。周王朝開國采取了捷徑，保存了古代的氏族組織，因而先王接受帝命而統治人民。這裏我們應該首先把“文王維新”這一概念明確起來。所謂維新，乃是以舊形式灌注了新內容，周代的舊形式是殷人的氏族製度，而其新內容是“宗子維城”的古代製。
這是中國古史的一個關鍵，一切典章文明與思想意識都從這裏出發。
殷代宗教的“帝”，指全族的祖先神。周人接受了這一傳統，仍以祖先神為主，所從“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史記、封禪書）這是維新了的宗教，即天、上帝被改良而為一般的主宰之神，而祖先神是所謂禘後稷而宗文王。這個二元性的分離是適應著國家形式的發展而產生的。
周代和希臘有點不同，其宗教基本上是上帝（天）與先王的二元神，原因是貴族君子以氏族曾孫的資格出現，所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禮記中庸）。這雖是文王“於昭於天”、“在帝左右”之後人理論，但也符合西周時代的精神。
周人“宗廟社稷”二者對言，在它們的背後有二種神。宗廟社稷也指國家，周人在這個維新的國家中，建立了文化的官職，禮不下庶人。擔任文化官職的是一些祝、宗、卜、史。“祝”的文化任務是代表祭者向神致辭，他必須有關於神的曆史知識；“宗”的文化任務是管理宗廟祭禮的一切，他必須有關於氏族宗法的曆史知識；“卜”的文化任務是掌管觀兆的宗教事件（有的兼掌筮），他必須有關於吉凶禍福的一套知識；“史”的文化任務是掌管文書、觀察天象，他必須有關於自然現象的知識。所謂“學在官府”的學，就是這班文化官吏所專有的。
政治宗教化是周代的支配思想。天、帝的一般神與氏族宗主的祖先神相配的宗教思想，指導著一切國家大事，連國家的成立，最初也是由於先王受命於上帝的。金文說的“受民受疆土”與“受有四方”之“受”，即受之於上帝之命。詩經有更多的史料，例如：
“濟濟多士（指氏族子孫），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宙。”（清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或訓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宗主）篤之。”（維天之命）
“昊天有成命，二後（文王、武王）受之。”（昊天有成命）“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後。”（時邁）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丕顯成、康，上帝是皇。”（執競）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小麥），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思文）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於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於天，皇以間之。”（桓）
以上引文是周頌的主要文句，都講到祖先神克配上帝神，才受命為王、為後、為皇。因此，周氏族的宗子要篤守這一傳統。更明白的還有祖先神文王和上帝（天）同降來享祭祀的詩句：“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錫福）文王，既右饗之。”
“文王作邦”（大盂鼎），“文王肇國在西土”（酒誥），這是後王禋祀的根據，但中國古代神之所以不同於希臘神，是因為禋祀所由來的社會組織，氏族貴族的維新製度。因此，周頌雖然以天命、昊天（在大雅中稱帝、上帝）或天，與文、武配祀，但祖先神是更重要的傳統。這是適應於宗法製度而產生的，古代中國的“孝”字也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