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
呂不韋和呂氏春秋
漢書藝文誌著錄雜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呂氏春秋當是其中的巨擘，也是此類纂書的濫觴。漢初成書的淮南子，體製就是仿效它的。漢書說：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藝文誌）
所謂“出於議官”，自然是不可靠的（“蓋”之雲者，也表示作者不敢肯定）。至於所謂“兼儒墨，合名法”，是合於事實的話。呂氏春秋，確是“兼”“合”以前各派的學說編集而成的一部書。史記記此書緣起，就這樣說：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呂不韋列傳）
這是近實的敘述。因為“集論”得來，所以“雜”是免不了的（但因此保存了不少遺聞佚事，則屬意外的收獲）。汪中代畢沅序呂氏春秋說得好：
“周官失其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製樂，皆論樂，……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欲、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淨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蕩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八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亂、禁塞、大樂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為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司馬遷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則是書之成，不出於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學，而為後世修文、禦覽、華林、編略之所托始。藝文誌列之雜家，良有以也。”（述學呂氏春秋附考）
在西歐，“古代社會的哲學的崩潰的顯明表現，是折衷主義的哲學；這種哲學已沒有什麼力量提出新的特別的東西了。折衷主義的最大的代表者是羅馬著名的演說家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B.C.106—43）。折衷主義者企圖調和諸敵對的哲學思潮：柏拉圖派、亞裏士多德派、伊璧鳩魯派和斯多葛派。但他們沒有創立任何體係。”（薛格洛夫主編西洋哲學史簡編，王子野譯本，頁七十二）在中國“古代”末期（秦末），產生呂氏春秋那樣的一部書，也不是偶然的。所謂“諸子……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就是企圖創立自己獨特體係；而所謂“呂氏春秋，……則諸子之說兼有之”，就是走向調和折衷的路徑。“兼”字，於古義即為雜，如“兼金”即雜金，雜多是與統一相對的，故雜有諸說，正是折衷的沒落思想。複次，呂氏的作風，和稷下的作風實有顯著的區別。因為稷下先生的治學精神是兼容並包，讓各家獨立自見；而呂氏春秋的編製則是“兼聽雜學”的揉合，而沒有創造精神，頗傾向於統一思想的路數。
這和呂不韋的身世行動也是頗相稱的。他在政治投機買賣成功之後（即他所認為“奇貨可居”的子楚立為秦王之後），便做了十餘年秦國宰相（自莊襄王元年至始皇十年，公元前二四九年至二三七年）。在他執政期間，雖然大權在握，但除了執行秦國耕戰拓地的傳統政策之外，並沒有什麼新的政績留下來，唯一值得注意的隻有這部呂氏春秋。那麼，在這書裏於調和折衷之中，是不是也有所偏愛呢？如果有的話，與其說是偏愛儒家，毋寧說是兼畸儒、道。在呂不韋的主觀上，比較是有意畸重於道家，所以呂氏春秋的注者高誘也在序文裏說：
“不韋乃集儒者（原訛作書字）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
可見呂書作者雖有“儒者”在內，而其書則以“道德”、“無為”（道）為內容，以“忠義”、“公方”（儒）為形式。因為道家持盈保泰之術，對於這位投機起家的陽翟巨賈是更協調的。最好的證據，就是不韋的原序，這序意的殘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