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思想的沒落傾向
縱橫家思想
戰國時代的縱橫家，自社會的背景而言，是在“禮墮而修耕戰”的環境之下，是在商業資本發展之下興起來的。本來遊說諸侯的風氣，並不源自戰國，在春秋戰國之交已經有孔、墨倡之在先；但他們猶在“興滅國繼絕世”或“存小國之禮”的形勢之下，或主張“以禮為國”，或主張弭兵“非攻”，還沒有如後來縱橫策士的那樣風氣。到了戰國中葉，孟子就有“處士橫議”之譏，而和孟子同時的張儀惠施也都先後說梁惠王，故史記孟荀列傳說：“孟軻，……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戰國中葉以後，文學之士起自田畝市廛，大都自稱“賤人”、“鄙臣”、“微芥”、“羈旅之臣”，“躡蹺擔簦”而顯於諸侯，受封受土。他們或號稱“智士”，或被推崇為“智囊”（樗裏子），以左右時局，翻雲複雨，於是身榮名顯，“貴極富溢”。這種風氣如韓非子所說“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這裏所謂文學之士，即指出言談不勞動而取得富貴的人。或又如蘇秦不從習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釋本而事口舌”（史記蘇秦列傳），以取尊榮；更如呂不韋本來是“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的商業資本家，反認為做商人利不過百倍，不如立國定主，其利無窮，舍本行而作“奇貨可居”的大買賣。
我們由此知道，所謂縱橫策士的支配風氣，約在戰國末世。說苑所記荀卿痛惡縱橫遊士（見前引）以及韓非子斥責不事耕戰而僅以說幹主之人，可為佐證。蘇秦其人，現考大有問題，大約合縱之說，在戰國末年是六國抗秦的一個原則，主張者並非一人，後人才把此一原則認為一大發明，推歸於蘇秦，司馬遷便早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史記蘇秦列傳）至於連橫之說，後人也歸功於張儀，而司馬遷則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史記張儀列傳）我們不必認為有了鬼穀子的秘傳，才有縱橫弟子橫議天下。還是司馬遷說得好：“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顧亭林日知錄周末風俗條，值得參考。他說：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所謂“邦無定交”，正是戰國末葉的特征，這原因歸結於氏族製的破壞，曆史不再由宗子支配，而走向“以富兼人”，然這也要在如秦、楚之國內部條件能夠消化其他氏族的時候，才打破了“存小國之禮”，借耕戰而兼並。所以春秋霸主的盟約還有其相對的神聖性，而戰國諸侯的“人質”便成了危機的標幟了。在這樣氏族紐帶正遭割斷而地域財富的代表階級稱雄之時，權利義務在國際範圍內就要改觀，強者兼人而弱者圖存。因此當時的外交關係的外部條件被人看得超過於內部條件，似乎隻要講求好了與國或敵國的權利條約，就可以生存發展，於是機會主義的心理栽植於君臣之間，使遊士食客取得了發言的地位。實在講來，內部應該是“盡地力”，外部應該是講謀策，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裏”（史記樗裏子甘茂列傳）。由於當時政治風雲不能不著眼在外部關係或各國的不平衡發展，這便使所謂謀策在均衡力的破壞與重建之間尋到均衡論的機械力的對消關係。
所謂“士無定主”，說明了國民階級脫出氏族的羈絆，不再是“工商食官”了。隨著商業交通的發達，所謂“多財善賈”，所謂“車同軌”，國際間宗族的鴻溝便在貨幣行軍之前填平（這自然是適應於廢井田開阡陌的土地關係的），使當時親親尊尊的禮製在經濟城市建立之下趨於崩壞；於是一群被新現實教養的國民，必然代替無能的舊貴族，而脫出舊氏族的國籍，不別親疏，惟智謀是尊。策士是以富貴名位之取得為條件的，如果沒有財富商業的關係交流於七國之間，那麼縱橫家的國際政治買賣是難以想像的，故當時“販賤賣貴”的交換關係就反映為謀詐任權的策士思想。這樣看來，他們是代表著古代的商人階級的利益，請看下麵一段呂不韋的話：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戰國策秦策）
就是這位大賈呂不韋，後來說秦成功，果然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家僮萬人。就他占有家僮而言，他是一個奴隸主，但就他“食戶”而論，他已經具備了封建主的條件。
商業資本必然伴同著高利貸資本，這在希臘古代更有特別的地位，中國到了戰國末年自然也不例外。史記戰國策齊策記載著私家富累萬金的孟嚐君，就是一個高利貸主：
“馮歡……至薛，召取孟嚐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馮歡（謂孟嚐君）曰：……‘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史記孟嚐君列傳）
假定馮歡收債息十萬隻做了酒食宴客之費，而大部分利息則隻有另想辦法的話，那麼，十萬之數至多不過占利息的十分之一，全數當在百萬以上，推算其本錢恐在千萬之譜，足以稱得上一位高利貸主，剝削得“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有逃亡的危機。孟嚐君在失勢時，食客皆去，其後複位，深恨食客之無常，有辱客之意，這位姓馮的說服他，就用了商業高利貸意識的一套理論，如史記所記：
“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平明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不足以怨士。”（同上）
利潤與利息的意識，反映到政治生活，正貫注了策士的作風。所謂朝秦暮楚，並不能從信義墮地來解釋，而是商業投機的市民行為在周末政治上的觀念證件而已。因此，策士活動頗與故舊貴族之無故富貴不同，而一如自由交易，合則結變，不合則去而之他。如樂毅棄燕歸趙，報書燕王說：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禦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戰國策燕策）
“論行結交”的君臣關係，還沒有後世封建天定之義。“立名之士”好像拿他的智能辯說出賣，“成功之君”好像識貨的購主，交易而成，結為君臣，交易不成，離為路人，這好像完全在一種經濟關係的等價交換上論行結交，這裏麵不過把普通商業行為還元到富貴交易上麵罷了。
因此，在這樣關係之下，人君就可比為買玉的賈人，看他識貨不識貨，就能判定他明與不明，下麵是一段材料：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樸。周人懷樸過鄭賈曰：‘欲買樸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樸，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戰國策秦策）
同理，“策士”這一名詞，就成了難以再生產的寶玉。大家都求善價而沽，當做商品出賣於列國諸侯，隻要貼上寶玉的商標，就與和氏之璧一樣為列國所爭取了。下麵也是一段材料：
“蘇代偽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厚處之。”（戰國策秦策）
如果我們把上麵的“賢”字改成價格的“價”字，不更明了了麼？這樣例子很多，不勝引證。當時把道德律還元而為交易評價律，可以說是極其普通的。例如忠孝觀念在縱橫家的思路裏，就是利息觀念的引申。任職於一國而接受別國重賄的人臣，似乎是最不忠的逆臣，但人君問他是否受某國重賄時他竟直認不諱，並說：這有什麼關係？對於你的大事並無不利，而我可以得點好處，何樂而不為呢？居然這位人君答曰“善”。下麵我們再引用陳軫的例子作證。張儀忌劾他，欲他離秦，對秦惠王說他想跑到楚國。秦王問他是否有此意向，他說：
“‘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仆妾售乎閭巷者良仆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同上）
這是一個詭辯，問題在大前提假定忠孝是可以出賣的。然而這在戰國末葉賢君賢相的腦海裏，好像並不以為反常。甚至有人把政治商業看得更比呂不韋投資還要捷徑些，完全采取賭博的方式，賣空買空。張儀曾說他有一張嘴在，博取榮貴便無問題。蘇秦曾把賭注押在秦國，沒有獲中，便又把賭注押到齊國，居然取得六國相印。策士們有時本來是一手雜牌，但絕不認輸，在大王麵前最後常能用性命投機拿死在麵前表示有“同花順”在手，於是就能博得富貴。因為“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豈可忽乎哉！”（同上蘇秦語）
機會主義是有理論前提的，所謂“時勢者百事之長也”，一切立國的條件皆建立在機會上麵，得機便成堯、舜，失時便成桀、紂，這是他們的口頭禪。
二
縱橫家的思想學派性，頗相似於希臘的詭辯派。從他們誤用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為人們解決困難的問題看來，其思想脈絡是相同的。惟中國古代的縱橫家遊說的對象偏重在國君，而希臘古代的詭辯派則偏重在一般的市民。這是因為西洋文明史一開始就以地域財富為單位，而財富的人格化者是“國民”；中國文明史則走了維新路徑，財富的人格化者是“宗子”，戰國末年才在氏族貴族的破衣中產生了國民的大變革運動，而兼並者仍然不能脫去氏族桎梏，所謂“以富兼人”也並非表裏如一的純國民式的。
縱橫家和法家不同，法家的重點針對了社會內部的中心問題，主張土地財產國民化的法製，反對富貴尊卑天定的氏族宗法製度，而縱橫家不然，他的重點針對了均衡勢力的運用，把問題中心移向力的矛盾與抵消，故國際的外交敵與關係便成了解決時務的不二法門。戰國策中所謂“為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豈用強力哉？”因此，策士常把注意點擺在外交力量的排拒與結合方麵，例如：
“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也，其用者過也。”（齊策）策士把時勢力量的機械均衡放在時中的地位，例如：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成事者寡矣。”（同上）
縱橫家與名家在辯說方麵是有血緣關係的，如公孫龍曾與鄒衍辯於平原君之門，又如惠施說魏趙諸國。惠施好像更注重計策之所以然，而不僅言其當然，他反對以魏合於秦、韓，他說：
“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魏策）
然而縱橫家更是時務主義者，他們把轉禍為福、轉危為安的國勢變化，看得非常容易，惟一的先決問題便是主觀至上的謀策。隻要詭詐得售，一切現實都可以由一個智辯者任意翻改，這叫做策略決定一切，其中毫無客觀原則性。他們依此便“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反複於國際之間。如果沒有策略，便是“無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