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思想家荀子
荀子及其學說
荀子生卒年代無可確考，據汪中荀卿子年表，托始於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終於趙悼襄王七年（楚李園殺春申君），相當於公元前二九八——二三八年。荀子一生的重要活動大約就在這個時期。這一時期正當戰國末葉，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臨終的前夜：奴隸所有製社會即將告終，而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社會即將取而代之。
孟子在戰國中葉，曾有“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說，荀子時代不但王霸的形式已經過時，而且他在“德”與“力”之外，還肯定了“以富兼人”的另一形式（荀子議兵篇）；所謂“法令滋章”，正是由此發生的現象。秦以“變法”獨早之故，“耕戰”之效已見，所以荀子也稱其“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類”於“治之至也”，而獨惜其“無儒”。這就表示了儒者在當時——尤其在秦國——並不被重視。大約是因為這個緣故吧，荀子沒有留在秦國，而終於廢居蘭陵，著書以歿。他的弟子也曾透露了這個消息：“孫（荀）卿迫於亂世，鰌（鰌亦迫也）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示）天下以愚。”（荀子堯問篇）
在過渡的時代，荀子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麵他對於當世重法術、輕禮義這個現象表示不能容忍。他在解蔽篇就批評過慎到和申不害：“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勢）而不知知（智）”。史記孟荀列傳又記載著荀子不滿意當時的陰陽家和莊周派：“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但另一方麵，荀了對諸子的批判，卻受了他所批判的對象的影響，因而他又表現為由“禮”到“法”的學術流變的中心一環，表現為集權主義的擁護者。
荀子是後期儒家的偉大的代表，他始終沒有離開儒家的立場。他看到當時七雄的鬥爭日烈，秦國統一中國的傾向日強，所謂禮樂已經掃地無存了。因此，他不能不說明禮的起源（在孔子時代，這是不必要的，隻簡單說“禮也”或“非禮也”就夠了），借以證明，要避免爭亂，就必須振興禮樂以辯明“別”（類別）與“和”（調和）；另一方麵他又擴大了禮的涵義，接近於法。法家所謂的“法”大都從戰功來定尊爵地位，軍事體製已經滲透於所有製之中，這就適合於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要求。所以自禮記采取他的學說以來，後世的禮樂理論，始終沒有超出荀學的範圍。由於當時社會變革的結果，商業資本已經突破國境，反映在政治上，就成為這樣的情況：君臣之間早已失掉過去的氏族血統的紐帶，變成了買賣的關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田鮪教其子田章就說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既爭於力，必重威勢；既計利害，必講法術；這是互為因果的。若在春秋時代，“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左傳定公元年）。戰國中葉，孟子還說：“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在那樣的氏族貴族政治之下，人君和臣下的關係，是有宗法的規定的。例如“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左傳定公元年），結果呢？是“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同上二年）。這就是說，宗法關係是利害的。在荀子的時代，這種情況已經變化了，“法術”中的國民地位已經提高了，這裏孕育了社會變革的萌芽。明白了這一事實才能理解以繼承仲尼、子弓自任的荀卿何以竟會大談其法術；才能理解親事荀卿的韓非（李斯也略相似）何以單獨繼承並發展荀子的法術思想。
荀子的學問興趣很廣泛，哲學、政治、經濟以至於文學，都是他所注意研究的對象；在他以前或和他同時的學派，除了仲尼和子弓以外，幾乎沒有不受到他深刻的批判，就是儒家各派也不能幸免。他的自然天道觀就是批判地接受了初期道家學派的思想，奠下了他的學說的基礎。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各派詩學雖經荀子傳授，但他自己做起詩來，卻采用了民間的形式——“成相”的調子，同時還創造了“賦”這一種新的文體；可見他的作風是怎樣和當時的社會息息相關的。
汪中說：“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荀卿子通論）所謂有功於經，是對前人詆毀荀子而說的，而有功於諸子思想的綜合，則正是這裏所要究明的。
荀子唯物主義的自然天道觀
儒家的天道觀，到了荀子手裏就變了質，即由有意誌的天變為自然的天、物質的天。這中間顯然受了道家自然天道觀的影響。道家的“道”是指本體而言，那是不可思議並不可言說的，因而是觀念的、神秘的。然而，道家的自然史的天道觀中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和孔、墨的天道觀比起來是進步的。荀子揚棄了道家的神秘的“道”，擷取了其中的自然觀點，因此，他所謂的“天”，不是孔、墨的有意誌的天，而是自然的天；不是道家的觀念的天，而是物質的天。他不但不把天當做人格神看待，翻轉來還要把天征服，把天“物畜”起來。
如果把宋、尹學派的遺著和荀子的著作，作一番比較的研究，就不難看出荀子思想和宋、尹學派思想的密切關係。不但荀子對於宋子的批判的話特別多，而且荀子還采用了宋、尹學派的許多術語，例如“心術”、“心容”、“大清明”、“虛壹而靜”之類（解蔽），有時還采用了他們整個的文句，如“心者形之君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之類。由於宋、尹學派遺著的發見，儒家天道觀的發展，就顯得並不突兀，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也因這個中間環節而顯得合乎邏輯了。
現在來看荀子的天道觀。荀子說：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貳（貣=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天論）
“行”就是道。“天行有常”雲雲，即是說，自然有規律，不因人的善惡而變更其運行。天也不能主宰人的吉凶，一切禍福都是人所自取。在他眼裏，所謂“天”，不外是一些“水旱”、“寒暑”、“祅怪”之類（所謂祅怪，也不過是“星墜木鳴”等等，無神秘性可言，“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或是“列星”、“日月”、“四時”、“陰陽”、“風雨”之類，這些都是客觀的自然界的事物。而所謂“人”，也不外是萬物中之一物。人的精神又是其形體的產物，它同樣是毫無神秘性的。所以他說：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照），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藏）焉，夫是之謂天情。”（同上）
無論篇所謂“天職”、“天功”、“天官”、“天君”、“天養”、“天政”等術語中的“天”字，都隻有“自然”的涵義。荀子的唯物主義觀點，不但表現於他對自然實體和自然規律的理解，而且也表現於他對“形具而神生”的“人”的理解。正名篇說：“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他明白地用“自然”二字來形容人類的生性。非相篇說：“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人之所生而有”，“無待而然”，也就是說：人性是自然的。他把“好、惡、欲”稱之為“天情”，這就證明了“天”這個形容字，就是“自然”的同義語。於是他強調“天人之分”（與“天人相應”“天人一體”相對立），宣布“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又說：“惟聖人為不求知天。”（這句話與同篇中“夫是之謂知天”，並不矛盾，說詳後。）這樣，他一方麵斬斷了在人格神的天道觀方麵的迷信的葛藤，另一方麵也揚棄了在觀念論的天道觀方麵的神秘因素。所謂批判地扶正宋、尹學派的道體觀是就這後一點說的。史記說的“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君亂國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可見他的思想是怎樣反迷信的，同時是怎樣反抗當時政俗的。
在宋、尹學派的著作裏，宇宙的本體——“道”，是玄之又玄、動無方所、超時空、超感覺、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虛無形體。（已見第十章第五節）這樣的“道”，是不含有物質因素的。但荀子的唯物觀點卻從這裏吸取了“自然”之義，試拿宋、尹學派的說法和荀子的說法比較一下，便可以看出下麵幾點：
第一，心術內業的作者，說宇宙的本體時，喜歡用“道”字，凡用“天”字，大抵是指與“地”對待的天。但在荀子則相反。他似乎有意專用“天”字去表現宇宙的自然（不是宇宙的本體），其用“道”字，除一二處還含有多少本體的意味（如天論篇“萬物為道一偏”之類）以外，大抵是用以表現“道理”、“方術”之類的意思。有時還要特別聲明：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
在下麵的一段引文裏，荀子把“天”的概念表現得特別明晰，認為“天”是可認識的客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