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的進步的史學思想（續）
劉知幾的無神論
劉知幾認為，在曆史研究中，應反對以無根據的神奇傳說和真實的史事相混淆。從這裏他在理論上達到了無神論並表明了進步的曆史觀。他在史通卷五采撰篇，把史料選擇的錯誤歸納為七類，其中有四類就是關於神奇傳說的。第一，劉知幾反對以神話、圖讖和寓言入史，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嫦娥竊藥以奔月”，都是不應該“汙南董之片簡、沾班華（嶠）之寸劄”的，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采六經圖讖”都是錯誤的。第二，劉知幾反對以方術家的奇事入史。他認為範曄後漢書以風俗通的“王喬鳧履”、抱樸子的“左慈羊鳴”入史，是“朱紫不別，穢莫大焉”。第三，劉知幾反對以神怪故事入史，對唐修晉書采摭幽明錄搜神記中神鬼怪物的記錄，認為是幹寶王隱等所不取的。第四，劉知幾還反對對古史的不合情理的穿鑿附會，如說“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之類。
自董仲舒、劉向歆父子以陰陽五行解釋曆史，班固又撰五行誌以總集各家之說，在曆史著作中成為一種階級偏見的轉述的傳統。唐高宗武後以鼓勵奏獻祥瑞為提高政治威望的工具，麟德、儀鳳、永昌、天授等年號都是因祥瑞而改元的。武後更是誇大祥瑞作為以周代唐的手段。垂拱四年（公元六八八年），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稱獲之於洛水。武後命其石曰“寶圖”，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滅。”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武後加尊號為聖母神皇，並“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通鑒卷二○四）。這就是武後奪取李唐政權的神學上的準備。此後，中宗稱應天皇帝，韋後稱順天皇後，也無非假借天命以神化皇權。劉知幾久在史館，深知這一套神學把戲的實際內容，他反對以神奇傳說和真實史事的混亂，這不隻是對天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地上的批判；不隻是對神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化批判而折射出對政治的批判。
劉知幾在史通卷十九著漢書五行誌錯誤和五行誌雜駁兩篇，用文獻學的方法指出五行誌對災祥徵應的牽強附會，實際上就是對五行學說代表作的集中的批判。五行誌錯誤篇運用邏輯的矛盾律批判道：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能製，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雲：‘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於，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禦史以聞。於是天下鹹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淩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耶？”
五行誌雜駁篇對於董仲舒的判斷失理指責說：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楚嚴（莊）王托欲為陳討賊。陳國辟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又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裏，何其闊哉？”
這兩條都指出五行誌的論點和所用以說明的史事是互相矛盾的，這就揭露了有神論對於災祥的附會是沒有道理的胡說。劉知幾認為五行誌“其失既眾，不可殫論”，以五行去解釋曆史是缺乏可靠的根據的（本書第二卷頁一九七、八引錯誤和雜駁各一條，可參看）。
劉知幾認為災祥的存在是屬於自然現象的範圍，與人事無關。即使有些災祥被認為和人事有關，也並沒有人能說出一番道理。如果要一一解釋，就難免於欺人自欺了。欺人自欺的論點總是不免有破綻的，所以五行學者的說法有時是彼此互相矛盾，有時是一人之說而前後不同。史通卷三書誌篇說：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門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乞槳得酒，太歲在已，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複係乎人事。
“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眾，竿壞幡亡，梟止涼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
“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窮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
“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維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心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劄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毫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雲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
“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鶖著青色，負蠜非中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誌，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
從上麵的話，可以看出，劉知幾從世界觀、認識論以至邏輯學走向了唯物主義的道路。由於他運用的矛盾律很成熟，更給有神論以嚴厲的打擊。對於某些被認為有徵驗的災祥，劉知幾也不否認它們的徵驗。但他之所以不否認，隻是由於某些個別的或很少數的事例的偶合，而他所否定的卻是五行學者所大量宣揚的原理。有時，他對於災祥采取一種保留的態度，如說：“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史通卷八書事）。他根據認識論的知識發展觀點，說明事物規律在條件不具備時是難以把握的，因此，人們不能強為立說，如果自然災變難以說明，最好闕疑。他說：“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同上卷三書誌）。
劉知幾反對命定的曆史觀，主張人定勝天的曆史觀。史通卷十六雜說上篇：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誌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彰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仿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
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複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