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雖極其盛，而人心不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隻是這個人，道隻是這個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隻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
陳亮的理論重點是要論證天下事是大有可為的，他主張人們吸取曆史的教訓，掌握事物的客觀性質，並努力實踐；朱熹的理論重點則是以一套煩瑣的經院哲學禁錮人們的認識，限製人們的實踐。陳亮“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誌，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不自妨為一世英雄。”（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朱熹則提出相反的論點，否定了客觀有在而隻返之吾心：“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跡，但返之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最，則其發之愈勇。”（同上）這顯然是對立的。
陳亮不但不諱言功利，而且公開以功利作為他的理論依據：“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學案卷五六龍川學案）在他看來，義就在於最大限度地滿足利，王就在於最高程度地實現霸。朱熹則是以抽象的道德來反對功利的。朱熹的論戰武器是他那一套所謂“千聖相傳正法眼藏”的道統心傳。但事實上，純粹抽象的道德是從來沒有的，道德從來就是功利的，道德的內容從來是要計較其對於某一個階級是有利還是有害。毛澤東同誌指出：“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毛澤東選集卷三，第二版，頁八六六）朱熹當然也不能不是功利主義的，問題隻在他那一套仁義道德究竟是那一個階級的功利主義？朱熹天理人欲的僧侶主義說教是為了維護封建的等級秩序，朱熹不過是口頭上偽善地反對功利主義罷了。陳亮在這一點是天真的，他的功利主義是舊唯物主義者一般所用的武器，當運用它到政治生活中，他是以改造現實和抗敵中興為目的的功利主義，是符合當時國家社會的進步要求的功利主義，所以他就敢於正麵地舉起功利主義的旗幟來：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麵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二）論爭中有關曆史觀點和人道觀念的分歧
王霸義利之辯中所涉及的問題之一是複古主義與曆史批判論之間的鬥爭，是退化論與進化論之間的鬥爭。按照朱熹的說法，曆史是倒退的，即從三代以上的天理統治的世界墮落為三代以下的人欲統治的世界，或從有道統的曆史到孟子而後便告失傳的無道統的曆史（雖然他又宣揚到了二程和他自己的手裏，道統又被恢複起來）。於是，三代以下二千年的曆史就被朱熹說成是漆黑一團的黑暗時代，即使在漢唐盛世，也被說成是有些現象偶然地部分地暗合於天理。這種退化的曆史觀與複古主義為陳亮所堅決反對。陳亮認為人們能夠認識曆史的變化，而在認識了這一點以後，就可以實現理想的政治。漢、唐盛世是多少做到了這一點的，為什麼當時偏安的小朝廷就不可能做到呢？這裏絕沒有任何的奧秘，沒有什麼不可能做到的理由，問題隻在於人是不是肯努力去認識它、去實踐它。陳亮的理論實質上是主張進步反對退化的，所以他批評朱熹的複古主義說：
“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隻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
這是對於偽善的道學極其有力的抨擊，它拆穿了道統神話的虛偽性與欺騙性。所謂道統心傳也者不過是道學家的狹隘小宗派故神其說用以標榜罷了。真實的世界決不是道學所胡謅的那種惟精惟微的內省經驗；真實的曆史也決不是道學家所塗抹的那樣一種暗淡的退化景象。朱熹認為有一個絕對的“道”，真實的世界與曆史是可以脫離這個“道”的，例如三代以下的曆史就是長時期脫離了這個“道”的。陳亮不承認有這樣一種可以脫離客觀存在的道體。他指出“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文集卷十書經），這是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有時候他說“天下固無道外之事”（文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以及“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文集卷一九與應仲實書），這些命題是不正確的，但如果以三代以下無“道”的命題而論，則知陳亮的這些命題是著重在事物和規律並提，在於反對把道和事物分為兩種世界的提法。因此，他在“何物非道”之後，即說“千塗萬轍，因事作則”。他批判道學家所談的道，是與事物之則相違背的，他說：
“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眾，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德，豈不可哀也哉！”（同上）
所以他才反過來質問朱熹說，“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世界塗涴，而光明室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有其時而若合符節乎？”
陳亮堅持客觀真理，不論三代與漢、唐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一切人都可以認識到的，決不是少數道學家們所可得而私之的家傳秘寶。朱熹的厚古薄今和他的等級製度論是一脈相通的，而除亮的厚今薄古也是和他的人類平等論一脈相通著的。
朱熹的複古主義，其主要論點與邏輯是這樣的：天理和人欲是對立的，道心和人心是對立的；三代以上的聖人道心和天理相符合，沒有一絲人欲，那時侯道心得以統治世界；三代以下人心違背天理，人欲就統治了世界；所以曆史便長期地陷入了黑暗狀態，走上了倒退。唯一補救的方法就是要首先內省自克，以期合於先驗的道德律令，恢複天理，最後複古於三代。朱熹在給陳亮的許多封冗長的信裏，反複論證的，就是這樣在大前提小前提都錯之下而得出的謬誤結論。他說：
“然而孟子沒後，而世不複知有此學（指道統心傳）。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的道理，以為隻此便可以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
“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邪耶正耶？……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同上）
在曆史實陳檢證之下，哲學的道理更能顯出其是否真確。近人好談唯心主義者的合理因素，也愛發現唯物主義者局限性之下的唯心因素，這種客觀主義的形而上學方法論，必然會泯滅哲學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因此，我們必須指出，陳亮和朱熹的理論鬥爭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性質。陳亮根本反對上麵所述的朱熹的觀點及其邏輯；他根本不承認天理人欲有絕對鴻溝的這種僧侶主義的曆史觀。在客觀而真實的世界與曆史之外與之上，決不應附加以任何形而上學的虛構。他反駁朱熹說：
“本朝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長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按這裏指出唯心論者否定了客觀存在），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