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無神論思想
王充時代唯心與唯物主義
王充(公元二七——○四年)的反讖緯反宗教的思想，毫無疑問地是中世紀思想史上第一個偉大的“異端”體係，是兩漢以來反對“正宗”思想的與反對中世妃的神權統治思想的偉大的代表。章太炎說他是“漢代一人”，絕未過火。一般的“異端”思想皆與其時代的農民戰爭血肉相關，因而，對於王充的研究，也不得不從此處開始。
所謂兩漢，是中國中世紀史上第一個與農民戰爭相終始的王朝，而王充則生於農民戰爭的前浪接後浪的時期。此所謂兩漢與農民戰爭相終始，就是說兩漢皆興於農民戰爭而又亡於農民戰爭。例如：西漢興於秦末的陳涉吳廣大起義，而亡於成哀以降鄭躬蘇令與漫延二十六郡國的農民大暴動：東漢興於王莽末年的緣林與赤眉大起義，而亡於靈獻之陳的黃巾與黑山大暴動。又據史籍記載，兩漢四百年裏共有百次以上的農民戰爭：所以說兩漢與農民戰爭相終始。此所謂王充生於農良戰爭的前浪接後浪的時期，就是說前乎王充的王莽末年，是一個農民戰爭的高潮，後乎王充的安帝以降，又是一個農民戰爭的高潮(自安帝至靈帝年間，在前後七十二年裏，共有七十次以上的民變)；而在王充的生年期間，從光武建武三年到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二七至一○四年)，則還有農民戰爭的尾聲。
所謂農民戰爭的尾聲，大部分是王充幼年時代的事。例如：光武建武三年馮異大破赤眉，王充一歲：建武十六年以青徐幽冀四州為中心而漫延全國的“度田”事件，從豪族引發的農民起義及其被懷柔、被分化與被消滅，王充十四歲；建武十七年妖巫李廣等群起據皖城，王充十五歲：建武十九年妖巫單臣傅傳鎮反，據原武，王充十七歲。此後的農民戰爭，通過了整個的明章和三朝(公元五八至一○六年)，史籍雖然闕少農民起義的記載，但是有流民貧民流亡的記載。農民戰爭由高潮而轉入於低潮，不是矛盾的解決，而是矛盾的發展。例如：王莽末年，南方的下江新市平林，東方的呂婆赤眉青犢銅馬，北方的王郎等，一方麵是光武所利用以謀“中興”的武力，另方麵又是米武所剿滅以定“太平”的“盜賊”：尤其對於“度田”事件，從郡國大姓引起的農民起義，光武的政策更為毒辣而陰狠：
“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樞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張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郡國大姓及兵是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複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從禽討為效；其牧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捅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
據此看來，光武一麵將激起民變的禍首十餘人“皆下獄死”，從為和緩懷柔的處置，一麵又實行了“以盜殺盜”的分化政策，以及官吏的捕盜競賽辦法，恩威並施，果然不愧所謂中興名主的“傑作”！但由此一“傑作”，農民卻陷於慢性饑餓的深淵，起義的農民，變成了脫離“戶口年紀”的“流民”或失去生存條件的“貧民”。光武雖厲行內地軍事屯田和以公田假貧民的政策，但從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起，到和帝元興元年止(公元五三至一０五年)，對於“鰥寡孤獨篤癃無家不能自存”的貧民，稟賜食糧的詔書，凡二十六見，其對於“災民”“流民”特許免稅采捕於山林池澤，並“貸種糧”“雇犁牛”的詔書，屢次頒布。最足以表現當時農民生活的痛苦的，莫如下列幾次的詔書：
一、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核尤貧者，計所貸並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遣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後漢書卷三本紀)
二、同年月詔：“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同上)
三、元和元年二月詔：“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輕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同上)
四、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詔：“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戾，恣得采捕，不收其稅。”(同書卷四本紀)
五、同年月詔：“去年秋麥人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核，欲有以益之，而是吏不能躬親，反更征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複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同上)
六、同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三月詔：“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氏流離，困於道路，朕……救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竟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同上)
這六次詔書的語氣，雖采取了官家的惠政形式，而農民生活上所遭遇的痛苦之深，已可一覽無餘。於此，我們要特別指出：農民戰爭尾聲的悲劇，對於王充的影響是深刻的：至於尾聲而後的流民活動，在農民戰爭史上，隻是東漢安帝以降第二個高潮的準備。這對於王充，即對於“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的代表“微賤”階級的“異端”思想家更是驚心動魄的血淋淋的現實。例如：在論衡的明雩篇所謂“建初孟季，北州速早”；在宣漢篇所謂“歲遭氣運，穀頗不登”，皆指此時此事。對作篇更說：
“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沉滴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
這可見處於流亡狀態的農戾痛苦，是如何地引起了王充的關心，他的“酒論”雖然不是貧乏的關鍵處，但農民貧困問題引起了他的同情，從而也反映到他的具有人民性的思想裏麵。
王充的時代，正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支配思想和統製政策變本加厲的時代。此所謂變本加厲，即已經由西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子學，獨尊大藝之科、孔子之術，變而為東漢光武的宣布圖讖於天下；已經由經今文學家董仲舒的推演災異的神學體係的禦用，變而為讖緯之術的露骨神權思想的禦用。前者之取得具“正宗”的合法地位，遠在王充百年以前；後者的發生，也在前於王充的五十年的成哀平三朝之際，而其取得“正宗”的合法地位，則為王充壯年時代(光武中元元年，充三十歲)的現實。兩漢“正宗”思想的表現形式雖略有不同，而大體上則同為有神論世界觀向荒唐無稽處愈陷愈深；“正宗”思想之無止境的向下墮落，則由於統治的王朝，麵對著風起雲湧的農民戰爭，自覺到不能在健康理性裏說明自己統治的合理，而不得不從天人感應的神學裏，甚至從低級迷信的圖讖裏來尋求其統治農民的合理性。例如：武帝之欽定經今文學為“正宗”，與當時的“山東群盜大起”自有其照應的關係；光武之宣布圖讖於天下，也與建武年間的“度田”事件以及兩次的“妖巫”大起有其聯係。此即是說，兩漢的“正宗”思想都負有反對農民戰爭而為漢代統治階級辯護的宣傳侄務，都是王朝禦用之以對抗農民戰爭的奴婢思想。由於被敵對王朝的思想上的反對命題作用所推動，滅秦而王天下的漢代，不得不在內藏法術刑名的苛刻政策之外，利用堂皇的文化欺騙而定儒學為國教；又由於反對農民戰爭，不得不假途於神學及迷信，以為統治階級辯護。於是，漢代的“正宗”，必然地走入了曲解原始儒學(孔子思想)的道路。關於此點，章太炎曾說：
“孔子之在周末，與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嚐不竭情稱頌，然皆……未嚐儕之圜丘清廟之倫也。及燕齊怪迂之士興於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相揉。……伏生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救旱止雨與之校勝。以經典為巫師豫記之流，而更曲傳春秋，雲為漢氏製法，以媚人主而夢政紀；昏主不達，以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屍解之倫。讖緯蜂起，怪說布彰，曾不須臾而巫蠱之禍作，則仲舒為之前導也。自爾，或以無變災異，宰相賜死，親藩廢黜，巫道亂法，鬼事幹政，盡漢一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文錄卷二駁建立孔教議)
與“正宗”思想的墮落相平行，王朝的思想統製也愈加嚴厲。到了光武建武二年(王充生前一年)，“異端”一詞開始獲得了新的語義(其原義詳見本書第一卷第七章)，而與叛道的“邪說”可以互馴。例如，博士範升，上疏指費氏易與左氏春秋為“異端”，極言不應立博士(後漢書卷六六本傳)，此即為“異端”與“邪說”同義的開始。這一語義的轉化，無疑地是中世紀思想統製政策的直接產物。在長期的“正宗”思想支配之下，循著統製的道路終於僵化了古代邏輯思想裏的矛盾律，而通過儒家經典的神聖化，在西周“皆原於一，不離於宗”的官學形式上找到了定思想於一尊的先王儀範，把“離於”正宗，“不原於一”而“裂”道術為多元並存的“異端競進”(範升語)的思想自由發展，遂武斷成了“叛道”的別名。在這裏，古語的“異端”便不得不變為“邪說”的同義語。漢儒注論語“異端”，以“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為理由，而認定“異端不同歸也”，這種看法，正是中世紀思想統製時代的特定產物；古代思想自由的判斷論裏，絕不可能有此邏輯。但是，這樣的邏輯，恰是王充所要衝決的桎梏，在以讖緯化的儒學為“正宗”的東漢，他敢於公然揭出道家的旗幟，不但問孔刺孟，而且對於“正宗”的全盤思想，“訂其真偽，辨其虛實”，而揭發其“是反為非，虛轉為實”的欺騙本質。毫無疑義地這是對於思想統製的英勇的抗爭，是對於“正宗”的大膽的反擊。僅就他在武帝以來一統“法度”之外，獨立地創成一家之言而論，也可以看出他的鬥爭精神和人民性思想的端緒。
複次，“異端”之名雖起於東漢初葉，而反抗思想統製，自貳於“正宗”的“異端思想”，則自武帝以來未嚐中斷，遠之如漢代司馬遷的反抗思想，次之為桓寬監鐵論的暴露思想，最後為通貫兩漢的經古文學派反今文“正宗”的積極傳統，都具備著鮮明的“異端”色彩。此事有關於王充的思想淵源，茲更分別說朋於下：
第一，王充對司馬遷的讚揚將在後麵詳說，他對桓寬有這樣的讚語：“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桓寬之監鐵論……之類也。”(案書篇)至於他宗左氏而不宗公羊，是古文而非今文，自劉光漢以來已成定論。所餘的問題則為：王充為什麼具有一般的經古文學的性格及其對經今文學鬥爭的思想。關於此事，我們認為，這是依據著一般中世紀思想史上“正宗”與“異端”之爭。但這不是說凡經今古文學之爭都是這樣，相反地，後來經今古文之爭的外表雖表現為儒家經典的解釋，而爭論的實質則為在中世紀王權的思想統製夾縫裏爭取合法的地位。
第二，漢代的經古文學家，由於“經學偶像”的約束，有著種種的缺點。例如，隻敢準諸神聖的教條以爭思想的“邪正”，而不敢本之客觀的事理以爭思想的“是非”，隻以取得“正宗”博士官的合法地位為滿足，而沒有否定現實黑暗的變革思想；及其未流，更不惜推演讖緯及其天人感應之說，以求容媚於王權，喪失了自別於論敵(經今文學家)的理論特點。然而，統觀大體，兩漢思想史上的經今古文學之爭，仍然具有著中古“正宗”與“異端”相爭的意味，仍然表現著“正宗”與“異端”相對立的基本特征；這一相互訾應的進程，從經學的內部鬥爭出發，終於循著由量變質的原理，導出了經學自己的炸裂，王充公然從道家的世界觀上批判了整個的儒家，從而更明確地顯示出思想史以“正宗”與“異端”、唯心與唯物的對立或鬥爭為具發展規律。
最後，除了一般的經古文學的傳統為王充所承借所發展而外，在王莽與光武之際，尚有鄭興、尹敏與桓譚等“非毀俗儒”“尤好舌學”的反讖緯思想，這對於王充尤有直接的影響與啟示。茲分別言
其生乎行事與思想概略如下：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是從今文派轉人古文派的經學家。
所以範書本傳說他“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傅，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在王莽天鳳年間，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馴詁，及校三統曆。”更始立，為長史合。光武建武六年，為太中大夫；九年，坐“私買奴婢”，出為蓮勺令，旋去任卒於家。
鄭興的學術，據本博所記：“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是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達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東漢初葉的古文學派，如前所述，多受天人感應說的影響，鄭興也未能免俗。例如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他上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