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學派及其唯心主義思想
從孔門曾子支派到思孟學派
子思、孟軻學派是在“戰戰兢兢”、“日三省吾身”的曾子自己省察的唯心主義思想中尋得了它的承藉。我們認為，這一線索，對於思、孟學派性的研究，頗關重要。但是，關於曾子的思想及其活動，由於文獻不足，前人多未充分注意，茲特詳為考辨如下：
大約孔門弟子有前後輩之分。前輩問學於孔子去魯之先，計有子路、冉有、宰我、子貢、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原憲、子羔、公西華等人；後輩從遊於孔子返魯之後，計有子遊、子夏、子張、曾子、有若、樊遲、漆雕開、澹台滅明等人。今按韓非子顯學篇“儒分為八”之說，其可考者如子張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皆在後輩；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斥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遊氏之賤儒，也在後輩。
關於孔子與其前後輩弟子之間以及弟子相互之間的分歧，論語中有不少的記載；而與曾子有關的資料，隻有下列兩處：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先進）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論語所記孔子對及門弟子佳評頗多，而評及曾子的，全書隻一“魯”字；第二，對於別立宗派的子張，曾子宣稱“難與並為仁”。這兩條資料，雖寥寥數語，但對於探討曾子思想來說，卻是有啟示的材料。
曾子不僅與子張“難與並為仁”，他與子夏之間，也似有意見上的分歧。禮記檀弓篇說：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擬）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此事亦見於王充論衡禍虛篇，漢時一般學人皆信為實有，似不應因論語不載而斷為虛構。又，西河之民擬子夏於孔子，曾子數為三罪之一，此中頗有大可玩味處。
孔子死後，有若、子遊亦似各有別立宗派的趨勢，曾子亦與他們有意見上的分歧，茲擇孟子、禮記二書所載例證如下：
“昔者，孔子沒，……子夏、子張、子遊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遊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遊。子遊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檀弓）
此中可特別注意的是，曾子對於“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的計劃，表示不能同意。
同時，在子夏與子張之間，子遊與子夏之間，子張與子遊之間，亦均有意見上的分歧（論語子張）。而曾子對於大露頭角的同輩，如前所述，則尤為自高位置，不肯下人。凡此種種，一方麵可以證明孔子死後，孔門的內部矛盾日益加劇，而另一方麵又可以看出曾子確具有以孔學正傳自命的雄心。
曾子對於爭取孔子正傳，不惟有清醒的自覺，且似有最大決心與最大信心。所以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曾子的作風，大概與子張的堂堂氣象相反，而是一種“戰戰兢兢”嚴守孔子遺規的慎重態度，言必稱師，絕不自標宗旨。此點，且不必旁引禮記檀弓祭義等篇，即在論語中也有明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張）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同上）
正因曾子以爭取孔子正傳自任，而不別標宗旨，所以除莊子將曾、史（史魚）並提而加以批評（駢拇、在宥兩篇）以及荀子將曾子看作思、孟的先驅（解蔽篇）外，古人談先秦思想派別者，如韓非等，皆不曾數及曾子。然古人雖不以曾子為自立宗派的儒家，而事實上，孔子死後，曾子確曾在傳述孔學的名義下廣收門徒，而形成一有力的儒家支派。其徒有文獻可考者，計有孟敬子、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儀、公明宣（高）、樂正子春、吳起等人；尤可注意者，曾子既為魯費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見祟於魯繆，弟子吳起更名顯楚、魏，此種政治上的優越地位，似更足提高曾子學說的重要性，並堅定曾子繼承孔子正傳的自信心。所以他說：
“吾嚐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百人吾往矣。”（孟子公孫醜上）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公孫醜下）
曾子得孔子正傳之說，似由孟子開其端。孟子自述“乃所原則學孔子”，但他知與孔子年事不相及，遂援曾子、子思以為中介；今存孟子七篇，引曾子者九處，引子思者六處，都是讚許推崇之辭，可為明證。孟子外書曾記：
“曼丘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嚐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性善辨）“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同上）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子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贛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孝經）
孟子外書（函海本）四篇係“後人依放而托”，自趙岐以來即成為定論；然上引三段，則與今本孟子的宗旨相合。
自孟子推崇曾子以來，曾子在孔門的地位大為增高；到了宋代，不但所謂“曾子為孔子正傳”之說幾成定論，而且曾子、思、孟之學有渾成一體之勢。茲舉程、朱之語為證：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二程語錄）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孟子氣象尤可見。”（朱子語類）
我們認為，曾子與思、孟的思想的確是在一條線上發展的，然而曾子為孔子正傳之說，則絕非事實。因為，曾子思想本來是思、孟學派的理論來源或其萌芽形態，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傳。這就是說，曾子雖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稱師”，而在思想實質上，則拋棄了孔學的積極成分，而片麵地承繼了並且擴大了孔學的消極的成分。我們在第六章裏，所以將曾子列為孔學優良傳統萎縮階段的一個支派的開端，正指此事。但是，為了具體地了解此點，那就必須取得明確的實據。
關於曾子思想的資料，漢誌著錄曾子十八篇，自隋以降即已全部散亡；所謂“曾子作大學”雲雲，本是公認的宋儒無據之談；今存阮元的曾子十篇注釋，與渭南嚴氏孝義家塾輯刊的曾子十二篇讀本，取材多未足以為信史。所以，我們今日探討曾子思想，仍不得不以論語為唯一的根據。按論語中有關曾子的共有十六章，除前所引者外，下述各章似可大致看出曾子思想的輪廓：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誠），則哀矜而勿喜。’”（子張）
這裏說明，曾子時代（約紀元前五○五至四三六年）充滿著古代社會的危機。“民散久矣”意味著奴隸逃亡的現象由來已久。在“哀矜而勿喜”一語裏，可以看出曾子的政治立場。曾子在挽救這一危機上，提出了他的複活氏族遺製的方案：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曾子曰（今本論語誤連於孔子語，茲據清儒考證改正）：‘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
在國民階級已經取得了自己的經濟地位並對於氏族宗法遺製行清算的戰國初年，曾子這一方案的提出，無疑是一種沒有出路複古悲劇。所以：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
這裏，曾子是如何地賤視勞動（“鄙倍”）和反對鬥爭（“暴慢”），而故意張大統治階級的威儀。且由於沒落貴族的自我省悟，使曾子的“死而後已”的“大節”離開了現實性的鬥爭，而折入於德孝的自我存養與自我省察的內省論一途。例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從這種內省論觀點出發，客現存在的諸範疇便都失去意義了，隻要反求於自我，“反身而誠”，則人們就能上下與天地同流，樂莫大焉。所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嚐從事於斯矣。’”（泰伯）
如前所述，自我的“手足”、“容貌”、“顏色”、“辭氣”以及內心的“忠”、“信”、“習”等道德意識，既已代替了一切，則“執一”即可以禦萬。所以：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
綜上可知，曾子的思想實在不同於孔子，而與子思、孟軻的形而上學思想則駸駸相接。儒家思想的這一變化和曾子在這一變化裏的發端地位，前人多未曾注意；獨有南宋永嘉學派的巨子葉適，敢於奮其大無畏精神，斷然破除了“曾子為孔子正傳”的謬說，認為曾子與思、孟學派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葉適將曾子與子貢對比，說明曾子以“忠恕”釋“一貫”，其正確性大可懷疑：
“至孔子於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然餘嚐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於‘一貫’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及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於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於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曉，使決知此道雖未嚐離學而不在於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於近世之學，但誇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餘所不能測也。”（習學記言卷十三）
其次，葉適又旁徵博引，對於後儒以曾子臨死親傳孔子之道於人的謬說，提出批評；並指明曾子的學說核心在於“以己形物”，與孔子“一貫”之道不合：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為親傳孔子之道，死複傳之於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沒後，語不及正於孔子，以為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大不可也。孔子嚐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按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而克與未克，歸與未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托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於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為難知，六藝之統紀為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為能傳，而餘以為不能。餘豈與曾子辨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誌自為窺測，學者之患也。”（同上）
在歸結點上，葉適指出了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都不合於孔子，認為他們隻是在儒家思想發展中的一個宗派，並大膽地批判了此派的唯心主義思想（以孟子為代表）：
“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孔子搜補遺文墜典，……有述無作，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案孔子自‘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於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嚐言‘中庸之德民鮮能久’，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為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跡，則以道為新說奇論矣。……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佛老甚久，……及其啟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總述講學大旨，引自宋元學案之水心學案）
“孟子言……不見諸侯本於子思，子思本於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習學記言卷十四）
“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未可定。詩雲：‘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於物？而思有邪正是非，心有人道危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為善，獨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入德之條目，而專以心性為宗主；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同上）
上引葉適的論斷，其價值如何，將於第四卷論宋代思想時詳述。現在，我們隻說，他所說的“孟子本於子思，子思本於曾子”而皆與孔子思想有異雲雲，實為不易的至論。明白了此點，就可以知道，荀子一麵以孔子正傳自命，一麵對於曾子及子思、孟軻均持批評態度，其中實大有道理。
不過，我們說思、孟的思想出於曾子，隻是就其主要的承藉與淵源而言；並不是說在曾子以外不曾接受別家的影響。相反的，如郭沫若所考辨，墨家的宗教思想對於子思的影響，宋鈃（牼）、尹文的道家思想對於孟子的影響（見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與宋鈃尹文遺著考），以及本書所說墨子的類概念對於孟子的邏輯思想的影響等等，都是無可否認的。這些問題，在分析思、孟的思想內容時，將分別指出；此處僅研究思、孟的學派性，故暫從略。
思孟學派儒學的唯心主義
我們已在前麵說明，思、孟學說乃淵源於曾子。但曾子之走入內省論一途，隻是在“言必稱師”的祖述形態上開其端緒。到了子思、孟軻，就更進一步，完成了儒學的唯心主義的放大。現在，我們便按照荀子的批判程序來說明此點。
荀子批判戰國諸子，義法頗嚴；他在儒家傳統的立場上，相對地指出了諸子的特點，這和孟子批評他人時所采取的拒斥態度是大有區別的。例如荀子在批判辯者時指出辯者“蔽於辭而不知實”，“甚察而不惠”（王念孫謂“惠”字為“急”字之誤）；而孟子對此則隻以“淫辭”二字了之。荀子在批判墨子時，指出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役夫之道”，“大儉約而僈差等”，這些都是經過比較審慎的分析，而孟子對此則隻以“無父”二字了之。“淫辭”、“無父”，實在說明不了他們的特點，反而混亂了他們的學派性。我們知道了荀子批判諸子的謹嚴態度，也就可以相信他分別儒家派係的正確性。在非十二子篇，荀子對於孔子以後的儒家，把子張、子夏、子遊諸氏分在一係，而把子思、孟軻另分在一係，關於後者，他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非十二子）
上麵的一段話是荀子對於子思、孟軻學派性的總括說明。在這裏問題頗多，今先略論於下：
第一點，毫無問題的是：（1）“材劇誌大”正是子思、孟軻的寫照。子思以孔子配天，孟子更以自己配天，觀其善養“浩然之氣”的事天氣概，便可明白。（2）“聞見雜博”也是孟子的特點。結合“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一點看來，就知道他的“周室班爵祿”和“井田”等說，真是“雜博”之至。他僅“聞其大略”，即敢如此“造說”。荀子說他“不知其統”是言之有物的。
（3）“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三句，甚關重要。這不但指唯心主義的五行論，更指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僻即邪辟之謂，無類即附會之謂。荀子邏輯學中的類概念甚清楚，但孟子有關人性的辯論，其所類舉之自然物，都是不類的概念。中庸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但粗似於天人感應的五行說，而且正是所謂“僻違而無類”的典型例子。此外，我們從孟子“夜氣平旦”之說和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說便可知其“幽隱”，從孟子以“無父”形容墨子的例證中便可知其“閉約”。總之，思、孟對於事物都是以心況之，故荀子評之為“無說”、“無解”。
（4）子思、孟軻的唯心主義對後來學者影響甚大，傲然獨居為孔子學派之權威，在當時也是顯赫的，這就是世俗之儒所以“受而傳之”的道理。
第二點，應加辯解的是：
（1）“五行”之說，是荀子文中評思、孟思想的五件事之一，明指其為思、孟所唱和的學說。在中庸、孟子中雖有五行說的跡象，而且也有人（如章炳麟）加以肯定，但其中並無具體的“金、木、水、火、土”的文句。把金、木、水、火、土五行傅會成唯心主義學說的，是清儒以來證明為戰國作品的洪範。因此，洪範作者即不能指定必為子思，但也可作後人“受而傳之”者看待。
（2）易傳作者，至今尚無定論，其五傳必非一人所作。荀子雖引易論易，而在荀子著作中則沒有一絲一毫易傳的方法論。因為“顯微闡幽”（下傳）、“探頤索隱，鉤深致遠”（上傳）的方法與荀子精神不合，反而與其所評的思、孟的方法相近。下傳言伏羲、神農、黃帝，這種“案往舊造說”也與荀子“法後王”之旨相背，而與其評思、孟者為近。故著者以為，易傳之時代或在秦、漢之交，而其作者的學派則是和荀子所謂俗儒“受而傳之”的精神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