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分別的名辯派係，將在後幾章詳論，這裏先記住：“兩可”、“辯同異”、“辯同辯異”、“名之至”正是魏晉名通的學派分野法。
除名辯而外，更有外來的佛理助長辯風。例如：
“支道林造即色論（如支道林集妙觀章說，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論成，示王中郎（坦之）。……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支（道林）為法師，許（掾）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世說新語文學）
上麵史實，僅指明名辯在當時學風中的重要性，所謂“兩可”、“辯同異”、“辯同辯異”，以及萬能的“名之至”指導律，實在貫串了當時思想界的主要傾向，所謂“正始之音”，就在這裏獲得解答（下章專論）。現在我們特舉當時代表名辯“四本”、“三理”、“三玄”等，試為詮釋。王僧虔誡子書說：“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南齊書本傳），可知四本論和“三理”（“聲無哀樂”即三理之一），是當時的“言家口實”，而“談何容易”？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世說新語文學）殷仲堪精核玄論，人謂莫不研究，但殷歎：“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同上）
一，按四本論為鍾會所撰，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作，惟此論已不傳，據三國誌魏誌及世說新語說：
“會嚐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魏誌卷二十八）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康）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世說新語文學）
“魏誌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同上梁劉孝標注）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裴鬆之注引傅子曰：……嘏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又嘏以鍾會明智，交之。……又嘏與李豐同州，評李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不與友善。）”（魏誌卷二十一）
從上麵簡略的史料來研究四本論的內容，實在有些困難。但綜合了史料，我們便可能推尋其要點，首先我們必須究明下列二點：
第一，性才二者，大約是講本體與功用的關係。“性”言本體一元，“才”言事功雜多。和傅嘏相友善的荀粲就如此說明“性”字：
“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此說）能言者（亦）不能屈。”（世說新語文學注引粲別傳）
何晏論語集解關於此章說：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
魏晉人善論易繼善成性的天人之陳，故性命之學被當作最高義看待。“才”指事功，漢末以來，多見求“非常之才”之文，劉表、袁紹、曹操都在利用“非常之才”，以禪非常之代，甚至曹操令求不仁不義而有治國用兵之才術者。史稱三國人才特盛，或稱人才集於許下，當是所謂“非常之業”的號召所致。一方麵史籍或以異才、奇才、雋才、大才，或以才學、才文、才識、才辯、才行兼備來形容當時人物，而他方麵“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才卻可以導人走向悲劇。晉書卷九四孫登傳說：
“孫登嚐謂嵇康曰：……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世說新語棲逸略同：“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注引文士傳：“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
這裏就發生了問題：性與才二者的同異離合究竟如何？在名辯方麵講來，這就成了“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了。在天性與人才的天人之陳，發生了爭辯“是不是，可不可”的“兩可”麼？“同而有異，異而有同”的“辯同異”麼？“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的“辯同辯異”麼？這些都是有待解答的重大課題。九品中正舉才的製度，正在取辯的四本論上刻下了是非吉凶的名障，而劉劭的人物誌就成了曆史的證件了。它反映了豪門大族階級內部糾紛的同異離合，而在超現實的概念方麵標榜身分。
第二，我們雖僅知道傅嘏論才性“同”，李豐論才性“異”，鍾會論才性“合”，王廣論才性“離”，而無法知道他們的論旨何在，但傅嘏與鍾會相異而實為合同派，李豐與王廣相異而實為離異派，似乎有古代“合同異”與“離堅白”的分野。
這裏麵有比周朋黨的內幕。蔣濟所謂“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這話表麵上是痛心當時豪門不能和睦，實際上暗示著階級的內訌。傅鍾二人崇尚事功，走了左袒司馬晉的政治路線；曹爽何晏鄧揚一係是曹魏宗室派的中心；李豐與王淩王廣父子則是騎牆於二者的投機派。他們中間的政權爭奪的同異離合，決定了才性思想的同異離合。
這三派人除了傅嘏享年僅四十七歲，增封至千二百戶善終外，皆死於司馬氏的淫威之下。連傅嘏最後也戒鍾會說：“子誌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之也，可不慎哉！”三派在權勢同異離合的鉤心鬥角中，僅留下了“四本論”的概念題目，而現實卻對於理論成了諷刺。所謂同異離合四方形的對角線，操在司馬氏晉宣王與景王之手，這就是史書所稱司馬氏盡誅名族。上述三派人物都是食幾千戶、以至萬戶以上的領主。
（一）曹魏宗室派的曹爽是曹操的族孫，食邑萬二千戶，與司馬宣王爭權，平分秋色。何晏是漢大將軍何進之孫，曹操的養子（其母為操所納，隨母入宮，服飾擬於太子）。曹爽秉政，何晏鄧揚（鄧禹之後）李勝等為其心腹，時稱浮華執政，“輕改法度”。“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魏誌更載其與曹爽等淫樂縱酒驕侈盈溢。陳壽裴鬆之所記或有偏見，但世說新語也載：“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言語注），“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揚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識鑒注）。鬆之注謂何鄧丁（謐）為“爽門三狗”，固然是刻薄之詞，而此輩不長事務，浮華成黨，頗為事實。何晏在論語集解德不孤章說：“方以類聚，同誌相求”，可以證明他的主張。傅嘏恨其“貴同惡異”，不完全是攻擊。爽敗，何鄧等皆被司馬宣王所族誅。
從史實再回求於思想，按四本論中的才性之辯，沒有此派人物參加。原因是“才”不為他們所重視，這不是說他們輕視功利，而是說他們外靜恬而內多欲，所謂“言遠而性近”。何晏說：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師，景王）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魏誌注引魏氏春秋，按雲：“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三人年少時本風采齊名，何晏看不起“唯幾也故成天下之務”的惟事功獨長的性格，而以“神”自況，則其獨尊“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之理”為勢所當然。例如他說易窮理盡性，而王弼則說易以“幾”“神”為教（見論語集解加我數年章）。故何既尊“神”薄“幾”，必言性遺才，而王則神幾合一言之。史載“何平叔巧累於理”（簡文語）。他注論語“一以貫之”說：
“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論語集解）
“善”指易繼善成性之善，事指功業，重善輕事，似有重神輕功的主張。參證他解論語遊於藝章之“遊”，說“不足依據故曰遊”，其輕視才藝更明。他與王弼所辯者是性情同異，他主張“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主張聖人“性其情”，“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衝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複應物，失之多矣。”（魏誌鍾會傳注引何劭作王弼傳）從性情之辯轉為性才之辯，似為四本論的流變。何劭所謂何晏的聖人無喜怒哀樂論，鍾會等述之，語雖不明，但既曰不僅鍾會一人，又曰述之，至少在取辯方麵有其源流。且鍾會與王弼友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同上），因此，王弼論性情合的邏輯，當對會論性才合有所影響。
（二）傅嘏是傅介子之後，世為冠族。正始初為黃門侍郎，以攻擊何晏“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被何免官。曹爽誅，取得河南尹要職，後因有功於司馬氏，進封為武鄉亭侯。著論難劉劭考課法，以為選拔重實才，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他趨向事功，與何晏派不睦，這由他與荀粲的辯論可知：
“嘏尚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粲嚐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誌局之所獎也，然則誌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魏誌荀彧傳注）
陳書評傅嘏說：“用才達顯”。他的主張近於實才至上論，顯然與何晏的天性論相左。由於政見的不同，反映在思辯方麵，就成了他的才性同論，他似乎認為性無本體，才之外現都是性。因此，他批評他的反對派說：
“夏侯太初誌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晏）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複邦家之人也。鄧玄茂（揚）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魏誌卷二十一本傳注）
“李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同上）
鍾會是鍾太傅繇的幼子。蔣濟識會於童年，賞鑒他為“非常人”，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司馬景王歎他為王佐之材。正始中為尚書中書侍郎，後以戰功食萬戶侯。終因謀反遭殺。世說新語注引魏氏春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嵇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鍾會在名理方麵受了王弼的影響，在事業方麵又與傅嘏一致。嘏以會明智結交，嘏在臨終時，又以“誌大其量，而勳業難為”戒會謹慎。按“誌大其量，能合虛聲”是嘏評夏侯玄的話，鍾會似也傾向於深遠一路，然複因才藝過人而奔競勳業。這裏就是他論才性合的說明，他似乎以性才是內外相濟的，是體用相合的。他和傅嘏接近，如裴鬆之評說：
“嘏料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雲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嘏若料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於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
上麵已經指出，傅嘏品鑒玄會皆有“誌大其量”之語，故交往正以厚薄愛憎之間的名門朋黨為標誌，和何鄧派之“貴同惡異”（此語在世說新語稍異於魏誌注，統評何鄧），毫無區別。
（三）李豐是李衛尉義的兒子，名被吳越，有中國名士之號。曆仕魏氏三朝。據魏略所紀，正始中豐遷侍中尚書仆射，在台省常多托疾，暫起複臥，如是數歲（時台製疾滿百日當解祿，故豐未滿數十日暫起而複托疾）。他以這種手法，在曹爽專政時，周旋於曹魏與司馬晉二大勢力之間，“依違二公，無有適莫，故於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爽殺，遂為中書令。又據魏誌，豐雖宿為司馬景王所親侍，然私心在夏侯玄。玄為夏侯淵之孫，曹氏外戚，曹爽之姑子，但因爽抑絀而不得意。爽敗，玄漸徙太常。李豐等謀以玄輔政，為司馬師所忌，以莫須有之罪名，將玄豐等一同族誅。此事件為當時一大疑案，名族深為不安，故師問許允：“自我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匆匆乎？”此點當讓曆史家尋論，這裏所要研究的，是李豐的派係性。他依違兩可的政治傾向，史載確切，不待考證。故他在思想方麵便和以上二派不同，他“論性才異”，似為一種兩麵雙棲論，所謂“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性才二者兩立皆是，依違適莫，存乎其人。傅嘏評其“多疑”，世說新語容止篇稱時人目之為“頹唐如玉山之將崩”，可以作為此一理論的注腳。總之，他的實際生活與他的名門派係以及他的政治路線，決定了他的名辯意識，政治上的騎牆派之流於理論上的兩可之說，是相適應的。
王廣是王淩之子，漢司徒王允之侄孫。淩討吳有功，封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南鄉侯，食邑千三百五十戶；後遷車騎將軍，與其外舅令狐愚並典兵專淮南之重。爽誅，由司空遷為太尉，假節鉞。因謀擁立楚王彪，被司馬宣王夷三族，子廣同死。廣有誌尚學行，蔣濟曾說：“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誌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人說：“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誌卷二八注引魏氏春秋）當淩謀廢立事，使人告廣，廣答“勿為禍先”，據注引漢晉春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