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統治階級的清議思想（續）
黨錮與清議的轉向
在漢朝，朝臣以朋黨或黨附的緣故而遭禁錮者，比比皆是。每當權貴被誅，他的門生故吏常被看做黨附而禁細起來。但一般所理解的黨錮之禍，卻是專指桓靈之間的最大一次的黨錮。
我們在上麵，已分析了黨錮之禍的原因，剖解了它的真相，本節，我們再回頭簡略地敘述一下黨錮之禍的始未經過，同時研究一下“清流”們怎佯在宦官的反吉下，逐漸轉變他們的“清議”的本質與相貌，而走向“清談”。
由上麵的分析，我們知道黨錮之禍是漢未統治階級內訌的表現，參加的主要集團是宦官與外戚，而官僚則黨附外戚。後漢書卷十七黨錮列傅序，指出這一情形道：
“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短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嫴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杆故直必過，共理然矣。若範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黨議的開端，最早是代表豪族地主的甘陵的“南北部”之議，二家的賓客走卒，相互攻吉，以後則為汝南南陽的“範黨”之議，兩郡的黨議成了地方勢力的喉舌。黨錮列傳序說：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2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範滂傳說：
“(汝南)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共有行蓮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跡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範黨。”
同時南陽岑，與範滂同有名聲。黨錮列傅序說：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範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範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這樣，流言轉到太學裏去，激動了太學裏的“輿論”。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大官僚陳蕃季膺王暢等深相結納，互相標榜，又攀上了外戚竇武，謠言更盛起來。他們對公卿的貶議品題，發生了力量，使許多官僚都不自安起來，不得不設法跟他們來往。黨錮列傅序說道：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後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展履到陰。”
後漢書卷九十九竇武傅說：
“(竇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
武傅注引續漢誌歌：
“桓帝初，京都童謠曰：‘遊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案：武宇遊平。)
這樣，使宦官的形勢顯得孤立起來。然而桓帝的老師周福，因了擁護皇權，既為清議所貶，自必與宦官同氣至於桓帝呢，在中央集權專製主義被豪族地主威脅之下，自然更要利用宦官勢力。
黨人對宦官展開了猛烈的進攻，如李膺案殺宦官張讓之弟張朔，杜密為太山太守，案捕宦官子弟之為令長有好惡者，岑殊殺賂遣中官而得顯位的富賈張凡等皆是。這使宦官們感到恐懼。李膺傳載：“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複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在豪族地主階級進攻的形勢之下，竟然使皇帝“怪問其故”，感到很大的威脅。於是第一次的黨錮借張成的事件爆發了。這事發生在桓帝延熹九年，黨錮列傅序說：
“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據後漢紀，李膺時為司隸校尉)，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據後漢紀為牢順)，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陰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裏，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從這裏可以看出，在豪族對宦官的鬥爭中，實質上是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皇族最高地主的鬥爭。所謂“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就說明其中的階級意義。
黨事稍解以後，清議的力量卻更昂揚。尤其在桓帝死後，靈帝剛即位，大將軍竇武輔政，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引用天下名士，這時，清議的力量更大。但二年後，在靈帝建寧二年(時陳藩竇武已被誅)，宦官曹節侯覽又借張儉的事發動了第二次的黨錮。這一回代表豪族地主的官僚群損失極大，清議因而轉向。黨錮列傳序，李膺傳，以及宦官侯覽傅於此記載甚詳：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雇，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多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圓危社稷，……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俘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穎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
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眶眥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嚐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黨錮列傳序)
“(桓)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宦宮。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李)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複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膺)乃詣認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李膺傳)
“建寧二年(侯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塚。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及諸罪釁，請殊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借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於亂郡國，複不得禦。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是樂少府李膺，太俘杜密等，皆夷滅之。”(侯覽傳)
第二次黨錮共十六年之久，直到中平元年，黃巾變起，才赦免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這十六年之中，又起過兩次很大的波瀾：第一次，熹平元年，竇太後崩，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後，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屍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枝尉段熲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係者千餘人；第二次，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訟黨人，帝怒殺鸞，又韶州郡更考黨人，陰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到光和二年，帝才用和海之言，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脫釋。黨錮列傳序於此，曾感慨係之地說；
“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這就是黨錮之禍的始末經過。問題的中心在於豪族的宗族和門生故吏都被禁錮了。
正當所謂“天下善士”都被“蔓延”著牽入黨錮之中，官僚群的強宗豪族受到重大打擊的時候，另一方麵，鴻都門學生徒，與宣陵孝子這一類人物卻活躍起來。靈帝熹平元年，為了朱雀闕的文字，曾由段熲係太學遊生千餘人，而隔了六年，蔡邕卻上書言鴻都門待製之士和宣陵孝子了。這是很明白的，當太學生因為反宦官之故而遭摧殘之後，奉旨的鴻都門生徒與宣陵孝子就出現了，這是對豪族地主施行軟化與分化並進的政策。據後漢書卷九十下蔡邕傳：
“初(靈)帝好學，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鬆賈護，多加無行趣埶之徒，並待製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裏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複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熹平)六年，邕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某未及者，亦複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複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複使理人，及仕州郡。……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士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後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穖，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裏，以明詐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