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業經濟
福建開發較晚。秦以前，農耕生產水平低下，自耕自給而已。《史記·貨殖列傳》稱：“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漢書·嚴助列傳》。)
漢始元二年(前85年)，閩始立冶縣，隸屬會稽郡。漢建武元年(25年)，另設東部都尉於閩，負責對回浦和冶兩縣的軍事管製。冶縣更名東侯官，閩始趨安定。嗣後中原人民大量南遷，帶入漢文化與生產技術，福建農業隨之發展，種植、畜牧、手工業也有了分工，剩餘產品開始交換，但農作物僅有麻、黍、稷與豆等。推動商業發展的首推冶煉業，其次數手工業、造船業和製鹽業。東漢時期福建社會已使用漢幣“貨泉”，隨之出現了市場。漢建初八年(83年)，“舊交趾七郡(按：指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按即冶縣)泛海而至”，(《後漢書·鄭弘傳》。)冶縣同中原和南方有了物資交往。
三國時期，東吳善水戰，重造船與江海航運。三國吳黃龍二年(230年)，孫權遣將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台灣)及亶州(小呂宋)，“亶州在海中……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按即東冶)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三國誌·東吳·孫權傳》。)福建與海外已有交通、貿易了。三國吳永安三年(260年)，在閩立建安郡，轄9縣，並設“典船校尉”和溫麻船屯。福建成為東吳造船中心之一，東吳對造船、航運的開拓，為福建發展海外貿易準備了條件。
隋唐時期，福建的福興漳泉四大平原得到開發，商業也逐漸發展。隋開運河後，唐設館驛，辟險阻，內地與福建的交通與貨運日趨便捷。中唐理財家劉宴稱：“且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閩越……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來，昧旦永日。”自唐貞觀至開元年間(627～741年)，福建經濟穩步發展。晚唐時期，福建農業生產得到發展，曾有餘糧外調，侯官被列為全國10個鹽監之一；建茶在全國已負盛名，總產量居全國第五，福建的蠟麵茶和荔枝也列為貢品；當時泉州已成為茶葉外銷市場，也是唐代同台灣與日本、南洋等地的通商口岸，福州已成為國內交通要港。泉州、福州都曾設置“市舶司”和供外商寄寓的“番坊”。
唐末，北有遼國侵擾，內有藩鎮割據，陸上絲綢之路時受幹擾，揚、廣兩州屢經兵禍，對外貿易驟然衰落，為福建發展外貿提供了良好時機。福建海岸線長，一隅獨安，造船、航海又早有基礎。唐乾寧四年(897年)冬，王審知執政後，勵精圖治，予民休息，輕徭薄賦，獎勵工商，鼓勵番舶商賈交易。閩國榷貨務張睦，體恤商艱，招徠海舶。所以“利涉益遠”，北至新羅，南達南洋諸島及印度、三佛齊和阿拉伯等國，都經常有使者、商旅往來，舶來品如象牙、犀角、珍珠、香藥、玳瑁、龍腦、白疊毛、紅疊毛、沉香、肉豆蔻等，行銷京都各地。因王審知對福州江河、溝渠加以整理改造，海舶暢通無阻。福州城水麵，停泊無數大小船舶，“填郊盈郭、擊轂摩肩”(《德政碑》)。連江黃岐半島開辟為良港(即曆史上所謂“甘棠港”)後，成為南北舟商“帆檣”雲集、畫鷁爭馳的海市。這時的泉州也由於海外貿易發展，城區一再擴大，周圍達20多裏。
宋代，由於農業、手工業的明顯進步和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福建商業進入鼎盛時期。農業，由於擴大耕地，興修水利，引進良種，發展很快，生產水平雖遜於江浙，但已勝過兩廣，而且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和很強的商品性。茶葉、甘蔗、果品、棉麻、竹木等產品繼唐之後又有了新的發展，茶葉種植擴大到五州、軍，年產達300萬斤，占全國產量一半以上。果樹，沿海城鄉“自階庭場圃至於山穀，無不列植”(曾鞏《元豐·類稿》卷35)；木棉，已普及種植，諸縣皆有；植蔗煮糖遍及沿海地區，“黑、白之糖行天下”。荔枝、龍眼、枇杷、柑桔、香蕉、橄欖、洋桃和荔枝幹、桂圓幹等銷往國內外。蔡襄的《荔枝譜》雲：荔枝“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帶動了製茶、紡織、造紙、陶瓷、造船等手工業的發展，當時“茶葉官私之焙共1333所”；鹽產區擴大到10縣，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年產已達2656萬斤；瓷器生產有20多縣，窯址之多冠全國，能塑造精美佛像；福、延、建三州屬縣均造紙；紡織已能生產棉織和絲織品。銀、鉛、銅、鐵等礦產，德化等地的陶瓷，沿海製造的船隻，泉州、建陽等地的絲織品和泉州產的油麻布等，行銷全國乃至日本、東南亞、東非各國。北宋末年，因宋遼持續戰爭，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通商的重點轉移到海上商路。元祐二年(1087年)，繼杭州、廣州設市舶司之後，在泉州設市舶司。從此閩商出海無需從杭、廣中轉，且由於泉州海運發達，兩浙商賈也有從泉州出洋。宋代福建的陸路、內河交通也有改善，與海岸線平行、縱貫沿海4郡的驛道，自唐開築後已逐段完成。南通粵，北抵浙東，西北入浙贛，成為客貨兩便的省際交通幹線。
商業的發展，還表現在商人的增加。當時，除了眾多的專業商人之外，還有許多士人、農民、僧道、傳藝者及婦女參加商業活動。士人赴京科舉，兼帶絲綢出售，以解決衣食之費；道士以販賣香藥為副業，積儲錢財；僧侶以廟市從事商業活動；伎藝人通過自己的技能、特長進行商業性的活動。另外還有一大批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閩商，其資本較為雄厚，獲利也較大。還出現婦女從事商業活動。據記載，福州“市廛(按指古代市場上堆放貨物的處所)阡陌之間，女作登於男”。古田縣更有婦人“插花作牙儈，城市稱雄霸，梳頭坐列肆”的現象(陳普《石堂先生遺集》卷16《古田女》)。這些都說明宋代福建婦女已在商業活動中嶄露頭角，商業才能不比男子遜色。
宋代商業的發展促成新城鎮的興起。據《宋史·地理誌》記載，隨著商業的繁榮，福建路下轄的州、軍、縣，不時有所增加。北宋時，由稅場、鎮和“析縣”(即由舊縣分出的新縣)建立的新縣計9個，其中稅場升縣的3個(一個在閩北，兩個在閩西)，由鎮升縣的1個，由“析縣”成立新縣的5個；由縣升軍和鎮升軍的各1個。南宋時，由堡升縣的有蓮城堡1個(當時的蓮城堡較為突出)，商業圩市十分繁榮，定居民戶也相當多。
宋室南渡後，毗鄰浙江的福建，憑藉當時的海陸交通條件，成為南宋的戰略腹地，國都臨安(今杭州)的許多生活所需不少賴福建供給，福建的政治、經濟地位日益重要，當時福建與68個國家與地區有貿易聯係。泉州刺桐港已超越杭州、四明(今寧波)、廣州港成為全國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港口。當時泉州龐大的貿易船隊，北至日本、朝鮮，南到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中南半島，遠至印度、波斯、東非海岸。泉州城，“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6《送薑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到元代，泉州與9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通商關係，形成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來泉州經商的印度人、波斯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歐洲人多達數萬。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盛讚泉州港為“東方第一大港”。
對外貿易的擴大，促進了福建的茶葉、絲織、瓷、鐵、造船、藍靛、水果、糖、紙等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福建市場的繁榮。
南宋末年，福建有戶口160萬戶，詩人熊龢描述當時的福建農村：“春末一月雨，鬥米錢三千。江空盡絕市，灶冷廚無煙”(《忽軒集·春雨》)。可知此時社會矛盾已很尖銳。後來，元朝廷實行一些發展生產的措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閩設木棉提舉司，後又設文繡局、染織局、蔗局、雜造局，發展官營手工業，當時漳、泉加工的緞子和天鵝絨比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產的更細密。民間手工業也有一定發展，如泉州、德化、建州的陶瓷業，沿海的製糖業，產品均遠銷北方各地；建陽自宋代以來就成為全國最大的印刷中心。元代稅製，除征糧、棉等實物外，還征貨幣稅，促使農民出售某些原擬自用的產品以交稅，或從市場購買自己不生產的糧棉，交實物稅，從而擴大了農村市場的交易。
元末，福州、泉州、漳州、汀州以及建寧等地商業城市已有一定規模，各種行業齊全，商人還組織了同業公會。
元代最突出的是朝廷鼓勵海運與對外貿易。對從事貿易的海商所在州、縣免除雜役；至元十八年(1281年)規定：“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泉州對外貿易因此進入鼎盛時期。據《元史》記載：13世紀末，寄椗刺桐港的國內外貿易船舶達1.5萬艘之多。到泉州貿易的國家與地方比南宋又增40多個，出現“纏頭赤腳半番商，大舶高檣多海寶”的繁榮景象。《馬可·波羅遊記》稱：“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印度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輸運至蠻子境內。”《島夷誌略》記述泉州輸出商品，除閩產絲緞，天鵝絨、瓷器外，還有雲南的葉金，四川的草芎，浙江瓷器，蘇杭色緞，明州草席，溫州錫器，揚州錫鑞等。元末，由於亦思法杭人之亂，泉州人民遭受兵禍，出現劇烈的排斥色目人運動。因此泉州港開始衰落，海外貢舶，多改泊於福州。
明初實行輕賦休民政策，社會複趨安定，福建戶口、勞力增加，山地開墾擴大。嗣後經過農具改良，番薯、花生、煙草引進，沿海養殖開拓，竹木人工栽培，福建農業漸向多元化、商品化方向發展。《泉州府誌》稱：“農曩耕於田，今耕於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鬆杉，若竹，凡可供日常者，不憚陟嶢岩，辟草莽，藏計所入，以補衣食之不足。”《漳州府誌》稱：“始辟地者，多植茶、麻、苧、藍靛、離支、柑桔、青力、荔奴之屬”；又稱：“俗種蔗、蔗可糖，各省資之，利較田倍；又煮桔、煮糖為餅，利數倍，人多營焉”；“煙草者，相思草也，甲於天下；貨於吳、於越廣、於楚漢，其利也較田倍”。厚利吸引農民競種經濟作物，興、泉、漳之民，有的擠掉糧田，無地的也紛紛向地曠人稀的內地謀生。泉、漳兩府，已是“處處園栽桔，家家蔗煮糖”(徐《海澄書事寄曹能始》)。“煙草之植，耗地六七”(《福建通誌》卷55)。德化、將樂、建陽、建寧產麻、苧；延平產蜂蜜、菇、筍；建寧產漆；還有藥材、席草、烏桕等產品，均暢銷國內外市場。
明中葉，由於官營手工業衰落和廢除徭役，民間出現一批分工細、規模大的民營工場，絲織、製茶、曬鹽、榨糖、造船、造紙、印刷、煉鐵等業都有相當發展，質和量都超過前代，尤以茶、紙、書、糖在全國位居前列。製茶，僅甌寧一邑就有千廠，明末安溪以溪茶仿製岩茶，稱“清源茶(今之烏龍、鐵觀音)”，色濃味香而與武夷齊名。造紙則“閩省獨專其盛”(宋應星《天工開物》卷13)，“延、建山中處處造紙，以順昌、將樂特著”(王沄《漫遊紀略》)；造紙推動書籍刻印，建陽、崇化兩書坊被譽為“天下圖書之府”，“天下商客販者如織”(嘉靖《建陽縣誌》卷4物產)。榨糖，因發明白糖和糖車，提高了質量和效率，生產增加，販運更廣。陶瓷，福建仍為全國重要產區，尤以何朝宗塑造的佛像、走獸，被譽為“東方藝術”，遠銷歐洲。其他如漆器、雨傘、篦梳、扇、枕等，均有一定規模。據《閩部疏》記載：“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桔、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
明代海上貿易幾經變迭。洪武七年(1374年)，明在泉州設市舶司，當年因倭寇侵擾裁撤，實行海禁；永樂元年(1403年)複設；成化五年(1469年)市舶司遷福州，成為琉球“二年一貢”的貢道。明中葉後，朝貢漸衰，至嘉靖二年(1523年)基本停頓。而私人海上貿易卻大規模發展起來，盡管朝廷嚴加禁止，“重而充軍”，但禁而不止。《明史》記載，福建到呂宋“商販者數萬人”；時福建海商已遍布東、西洋，東起日本，中經南洋群島、阿拉伯，遠至東非海岸。後又形成亦商亦盜的私人海上貿易集團。福建海商在南海貿易中仍處於領先地位，他們不僅從事中國與南海各國的貿易和海運，而且還充當東、西洋各國之間貿易的中介人。當時，民間商人以走私的形式與官府的海禁相抗衡。泉州港衰落後，漳州月港因江麵開闊，地處偏僻，官府疏於防備，各方商賈彙集這裏，使月港成為明代後期最為繁榮的貿易港口。月港橋的店屋有一百多間，每次由月港出海的商船多以百計，少亦不下六七十艘，被稱為“小蘇杭”。據《論開洋禁疏》記載：萬曆年間的月港，一年得稅二萬餘兩。由於戰亂等原因，月港在明末清初衰敗下去。
明代，本省內、外貿易也因交通改善而進一步發展。北上內河航運開通，福州往北京的商路可溯閩江北上，經分水關到杭州，然後由運河北上揚州、天津，至登州登岸(《日中文化交流史》)。閩、廣商道因鑿通汀江險灘，自是士商往來也賴無恐(翁萬達《翁襄敏集》)。閩、浙、贛間的陸路，也有杉關、仙霞嶺、分水關三條商路；省內周貫的驛道，已連結城鄉大小通道(朱維幹《福建史稿》)，使商品集散交流更為暢通。李鼎說：“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李長卿集》卷19)張翰稱：“今天下之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江南，福建之輸出尤多。”(《鬆窗夢語》)
清初，為鎮壓鄭氏抗清，對福建實行更嚴厲的海禁，遷徙沿海19縣居民入內地，“數千裏民居化為焦土”。至康熙初年(1662年)，“福建倉廩已無行糧可支，市廛無人煙可恃”(《明清史料》丁編1本閩浙總督陳錦上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王朝才改弦易轍，開放海禁，展界讓民墾複。福建沿海原本人多地少，自明末以來，除出海謀生外，開始移居山區，形成一股開發山區的潮流，各項土特產繼續得到較快發展：茶葉，自明末創製烏龍、紅茶，廣辟市場之後，清代又開辟了閩東和閩南山區的新茶區；木材，因暢銷利高，閩西、閩北均大規模開采，並開始造林種杉；紙張，除延、建、邵外，還開辟汀州新產地，“歸化紙遂為閩中冠”(《碑林集補》卷二)；煙草，開始向山區發展。沿海經濟作物於複界後也漸複蘇。閩糖，清中葉後在全國列川、粵、台之後居第四位；桂圓、荔枝，由於興化府培育粒大、肉厚、甜潤的新品種而甲天下；柑桔，福、漳兩府普遍種植，台灣的鳳梨、番石榴、番木瓜等也在閩南試種成功。其他如稻田養鯉，荒山種菇，園山水仙，吉陽澤瀉等都是清代著名的土特產。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商業的發達，福建礦冶、製茶、製鹽、海運等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據《章懋與許知縣補之書》記載：“浦城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不少外地茶葉商到茶葉產地租山，雇傭工人種植、加工；資本雄厚者，擁有幾座茶廠，每個茶廠雇工人少則數人，多則百餘人，茶葉貿易給商人帶來巨額利潤，出現了擁有百萬家財的茶商。
清代，暢通的海路使福建市場得到拓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設閩海關，分福、廈兩口，同時開放同安、海澄、漳州、安海等20餘處為貿易港口。(檔案《吏部史書康熙朝二十四年四月七日日科爾坤》)雍正六年(1728年)廈門設正口。當時專事對外貿易的橫洋船有150多艘，船員8000多人，總噸位4萬噸左右。由廈門北駛溫州、寧波、上海、登萊、錦州等處，或經上海赴膠州、營口，一年往來數次。(周凱《廈門誌》卷5)福州也有經江浙到北京的航線，這樣不僅便利貨運，且使以往難以陸運的重貨陶瓷、銅鐵、紙張等得以大量輸出。乾隆《浙江通誌》稱：“閩、浙沿海，江海風清，梯航雲集，從未如此之盛也。”(卷86榷稅)清代，福建商品流通的發展遠遠超過明代，首先，從紗關和海關設置上看：順治八年(1651年)，全國設紗關19個，其中福建是一要關。康熙年間，增設11處，其中福建關下轄若幹征稅口岸(注：當時改紗布進出口的“海關”稱為“紗關”)，其中重要的口岸有6個。其次，商業貿易的範圍不斷擴大，福建廈門商人貿易範圍達東北的錦州；“福建永定的商人遠販吳、楚、滇、蜀”(道光《永安縣誌》卷16《風俗誌》)。第三，福建土特產銷往外省和出口的也逐漸增多，以茶、木、紙、糖、煙為大宗。武夷茶，已享譽全國，經江、浙銷關東，或經江西銷湖、廣；木材，由福州紮排海運江、浙、山東一帶；紙張，近銷江、浙，遠銷京、遼；食糖，則暢銷江、浙、滬、津。雍正九年(1731年)7月，閩船一次運津台糖達367萬斤；煙草，康熙年間年輸出額約1000萬元；另藍靛、果品、樟腦、陶瓷器等也大量輸出，著名手工業品如牛角梳、篦梳、漆器、紙傘、剃刀、剪刀等運銷也廣(郭伯蒼《閩產錄異》)。第四，商船數量不斷增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從福州、廈門等地開往雅加達的商船隻有10餘艘，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增到50多艘，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竟多至千餘艘。”(《清聖祖實錄》卷270)第五，進出口商品品種繁多，輸往日本的商品，福建有“書籍、墨跡、繪畫、墨、紙、布、篷布、白絲、綾子、縐紗、紗綾、絲綢、閃緞、天鵝絨、絲線、棉布、綾條布、砂糖、甘蔗、佛手、柑、橄欖、龍眼、荔枝、天門冬、明礬、綠礬、芪文石、鹿角菜、紫菜、牛筋、蠶絲、瓷器、美人蕉、線香、鑄器、漆器、古董、扇子、櫛篦、針、蠟、降真香、藕粉、魚膠、絲棉、茶、茴香、蜜餞、花生、藥物、生活用品等。”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年)，由“暹羅、越南、菲律賓、緬甸、新加坡等國運到福建、浙江、廣州各地的有米、石、象牙、沉香、連香、布、檳榔、砂仁、蘇木、鉛、錫、琥珀、玉、打火石、海蜇皮、燕窩、玳瑁、沙藤、鹿茸、魚肚、鴉片等三十多種，其中以米為大宗。”“歐美各國輸入商品也不少”。(以上引文見《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輸入商品以米、棉、絲、布為大宗。米穀年缺200多萬石，多由台、贛、江、浙供應，洋米也開始進口；棉花多來自江蘇，“布皆自吳、越至”，(王沄《漫遊紀略》閩遊)年約數百萬匹，湖絲和蘇、杭綢緞年輸入為數也不少。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廈門和福州成為“五口”通商中的兩大口岸，洋貨湧進福建，泛濫成災。據英領事報告，廈門開埠第一年，英商品輸入總值372272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達775085元。鹹豐八年(1858年)增至1933500元，而本年出口值僅268500元，白銀外流嚴重。洋貨充斥全省城鄉市場，福建手工業品根本無法與物美價廉的外貨匹敵，民間爭購洋棉、洋布。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846～1847年)，僅英國運入廈門的棉紗就有3845包(每包重三市擔)，大洋布58155匹，本色布57379匹。洋貨“充斥於廈門，內地之商販皆在廈運入各府銷賣，其質既美，其價複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複暢銷，……而閩產之土布遂壅滯而不能出口”(見彭澤益《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卷一)。1873年，全國進出口貿易總值13860萬海關兩，而福、廈兩口岸為2016萬海關兩，占全國的14.5%，福建僅次於上海，而與廣東不相上下(徐曉望《論近代福建經濟演變的趨勢》，載《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0年第二期)。尤自光緒十六年(1890年)起，由於國際貿易的競爭，茶、糖兩大拳頭產品外銷逐漸萎縮。光緒十六、十九(1890、1893)兩年，福建對外貿易分別入超90萬元和50萬元。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洋貨進口升為2599萬元，土貨出口減到1129萬元，入超升至1470萬元。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為擴大閩東茶葉等土貨出口，又增辟三都港為口岸，但成效不大。由於進口旺盛，國內廠商多掛外國招牌，成為“買辦資本”，而民族資本日益衰退。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廈門中國廠商掛美商招牌者10家，掛英商者53家，掛荷商者9家，掛德商者2家，掛法商者2家，掛日商者239家，掛西班牙商者24家，掛葡商者1家，以上共計340家，而以中國商品牌號向海外報稅者僅有壽世堂藥房一家。